两本书：《英儿》和《魂断激流岛》。
　　两个人：顾城和李英。
　　他们各自说着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点发生的相同又不很相同的故事。
　　我像隔在一条滔滔大江的此岸，目光可以抵达，但走不进那个故事，走不进属于他俩的世界。
　　回过头来，我走进内心，走进昨天。走进与顾城和李英相识的日子……

关于顾城

　　我不知道顾城的灵魂是否已经安歇。他的荣辱、他的幸福与痛苦，是否已经有了寓所。对他的谴责或惋惜，他也永远不会表示赞同或表示一个“不”字了。
　　像他活着的时候留给人间很多一佯，他的死也还会活在人们的口头和历史记载里。生命的消失，并不等于终结。
　　１９７９年１月，诗刊社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大型诗歌座谈会。它预示着诗歌春天的到来。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到会讲话，提出每省都可以有自已的诗歌刊物的设想。王震还专门举办电影招待会，款待各地来的诗人。临闭幕，墙上贴出一张建议设立“中国诗歌节”的呼吁书。签名者中有顾工、顾城父子俩的名字，虽然他们都不是会议代表。当时，顾城的名字在“民间”正悄悄流传，像这样在“全国”亮相，大慨是第一次。同年《诗刊》１１月号第—次把“顾城”变成铅字，发表了他的《歌乐山诗组》，较舒婷的《致橡树》在同一刊物晚七个月。
　　个头不高，略显宽厚，一双大眼睛、一颗大脑袋，这是顾城１９８０年７月参加第—届“青春诗会”时留给我的印象。在我心中他永远都是那个带点腼腆的大孩子。他们象是农村包围城市，姐姐叫“乡”，他叫“城”。也许是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一个，至少母亲对他是溺爱的。他和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四人没有住在会上，每天早来晚归。好几次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反复叮咛照顾顾城，就像怕一个儿童会在人群中迷失一样。１９８１年，顾城申请加入作协北京分会时，又是这位慈母给我打电话，让我向有关方面推介推介。这份沉重的母爱，不知顾城是怎样承受的。
　　话不很多，却不乏幽默，甚至突发的一些奇思异想让人一时回不过神来。那是些带着童话色彩、不沾人间烟火的妙语。他随父发配到海滩养猪的时候，由于孤独、贫困和人间仇恨带来的极大压抑，使他在大自然的和谐中找到慰藉，在那里营造自己的天堂。他可以和蚂蚁对话，他觉得一只瓢虫背上的斑纹、色彩和图案，比国徽要美丽动人得多。
　　这届青春诗会发了他的《小诗六首》。后来，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不无忿忿地对我说：顾城的《弧线》是什么东西！鸟儿风中急转弯是弧线，小孩拣硬币是弧线，那么，小孩撤尿还是弧线呢！我对他说：第一，在顾城之前还没有谁这样写过《弧线》，何况，至少“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不是很有些意味么？第二，顾城至少没有写小孩撒尿。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后来对“朦胧诗”为什么会展开那么长的，而且是永无统一结论的争论了。褒也罢，贬也罢，“朦胧诗”的的确确吹皱了一池诗水，诗歌观念急遽转变，致使中国诗歌出现新的局面，均以此为契机。作为“朦胧诗”主将之一，顾城的诗已超出其自身的含义。
　　有一个问题大概是顾城创下的“中国之最”。刚出道时不说，到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５年，他已声名鹊起，却还是给许许多多小报小刊投稿，包括那些县级内部刊物。有的稿酬仅三元两元，甚至几角。不少人对此大惑不解。我是见过他小本本上的“联络图”的，都是些报刊名称、地址。他几乎没停过工作，他要吃饭。
　　他还做出过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了名了，各地请他参加诗歌活动或讲课的多了。人家邀请的是他，可他几乎都是与谢烨比翼齐飞。有一次贵州某地开诗会，他们真地飞去，机票、食宿，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那些经费紧张的难免不捏—把汗。而顾城的人生辞典中恐怕根本没有这些辞条。这也是这位童话诗人天真可爱之处。
　　很长一段时间，他给我寄稿，与谢烨结婚前后，总是附上谢烨的一些诗。我信中对他说，这么多年了，你也该长大一些了，不能老在童年的梦中。我对他说，他的诗有些小家子气，缺少那种拥抱历史和世界的开阔和穿透生命的力度。不知我的话是否伤害了他、恼怒了他。至于谢烨的待，至少在寄给我的那个时候，写得简直和顾城一模一样。我认为，中国只能有—个顾城才能成其为顾城。我平时轻蔑那种“小上海”、“张蓉芳第二”之类的赞誉。好象永远不允许独具个性的奇迹、高峰出现一样。因此，我没有选留谢烨的诗，只是期待她从顾城的光辉中走出来。这点，还望她在天之灵多多原谅。
　　是１９８３年，还是１９８４年呢？顾城给我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王老师：
　　您好，我终于积极了，找到了光明，于是朦胧化为了彩虹，在祖国美丽的天空中，美丽着。
　　尽管如此，我还是信心不太足，您有信心么？给我一点吧。
　　呵，我在好几个地方（刊物）看见您了，是朦胧嫌疑犯。
　　您别生气，这次还寄上我小朋友一诗。双倍的尊敬。
　　祝您发福、发表、发家。

留级生　顾城８.３１”

　　在信笺上头还附了一句话：
　　“附上一本自己打印的小本本，是二集，一集印坏了。请您指教，也可以摘发呀。”
　　我要说的，是青春诗会的青年诗人都称我为“班主任”。他自谦“留级生”，指的就是这个“级”。其实，顾城那一级中，何曾有留级生？５４００多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在我心灵的上空发着自己的光芒！
　　顾城走了。他赠我的礼物——一个腊制的小人仍珍藏在我的橱框里。那是一个穿红袍、戴红帽的白胡子圣诞老人。它象征着吉祥。它会把这件礼物送给居住在两个世界的我们吗？

关于“英儿”

　　假如顾城不是选择了那种死亡方式，《英儿》一书也许不会引来那么多关注，“英儿”其人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谜一样的人物了。有了这本书及后来《文汇报》上麦琪和刘湛秋的亮相，和新近《魂断激流岛》的出版，“英儿”——“麦琪”——李英，才被局外人串在—起。
　　不论有意还是无心，人总要扮演一些角色，成为这个或那个故事的主人公。不含任何贬意地说，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用”这个世界，并从各自位置的角度，试图去塑造已非完全客观的世界。
　　李英出现在虎坊路甲５号１单元３楼的时候，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那时她已写诗，但还没有发出足够的光芒在星光璀璨的诗空显现出来。后来，她写了许多诗，出了诗集《天边梦边》，很轻灵、柔曼，有雾一样的梦境。不过，她没有象刘湛秋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麦琪参加过青春诗会”。不，她没有参加过。最足以信赖的忘记，也会给人开个小小的玩笑。
　　清秀、文静，象个刚出校门的女生。能由一张小报调入被人称作“皇家刊物”的《诗刊》，多少会有传闻。我可起誓，至少在我周围同事中没有议论花边新闻的兴趣，大家活得都挺累的。不象我调诗刊那时，有人并非善意地说：哼！一个商业部门小小的科长，凭什么调进来了？
　　作为作品编辑室副主任，领导安排我带她。“带”，无非向她介绍诗坛活跃的诗人，知名但暂时沉寂的诗人，有来势而无名气的作者，这都是一个编辑应心中有数的。另外，就是选稿的标准、大致程序和注意事项。她则把看过的稿交我复审一遍。诗这个东西挺怪，你常常只能感觉它，要说，哪怕极认真地说，结果往往是只说到皮毛。很快，我发现她感觉不错，具有当好编辑的审美鉴赏能力，不久就放“单飞”了。
　　同一间办公室共事的三年中，我们出过两次差。刚到诗刊不久的那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到渤海油田出席石油战线的评奖、发奖大会。出发那个早上，是她弟弟——一个比她高出大半个头的瘦削青年用自行车把她带到集合地点的。会上，不少朋友问我身边这位挺俊气的姑娘是谁。我说刚调来的李英。“李瑛？”他们睁大的眼睛在问我。我笑了：英雄的“英”，“小李英”。为了区别于那个大大有名的李瑛，我们都称她“小李英”。”英儿”的称谓，想必是顾城的发明和专利吧！
　　第二次是１９８８年初夏。诗刊组团去广西北海访问。有李瑛、谢冕、罗洛、曲有源、张克、杨克等人。我们去了刘湛秋、李英和我。一如既往，此类活动，联络官非我莫属，天生的跑腿命。这次远行，她可以完全松弛下来，一概不用操心受累。我一贯不爱指使别人，凡能干的，必然身体力行，以使被人称作只有将才而无帅才。在我这名“将”下，她可以随同诗人们一起，也可以与刘湛秋散步、游泳、喝咖啡、跳舞。只要乘面包车，最后一排是他俩的专座。如今，他们的恋人关系已不是秘密，可当时谁也视而不见，没当成新闻。
　　与李英，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青年诗人马高鸣新婚燕尔，举行酒会，内容丰富，气氛热闹。中外宾客尽兴之后，曲终人散。李英正踌蹰怎么归家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地充当一次司机，让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往我并不熟悉的地方驶去。到了三元立交桥。我弄不清哪里该往她家酒仙桥去。桥上桥下七拐八弯，找到—个汽车站把她丢下。我实在当不了英雄。在此之前，翟永明到北京，同去唐晓渡家喝酒，少说也快夜间十一点了吧，岂至微醺？天又下着中雨。又是我充当保护神，送她返回居住地。转了几次车，到了农展馆附近，天黑雨大，我脱下上衣给翟永明当雨披，但再也不知静安庄在何处。又是把她丢在汽车站旁，自个走了。后来她告沂我，暗暗雨夜中，她找不到归路，犹如坠入世界末日。看来，在女士面前，怎么也不能充当骑士。
　　李英出国，是１９８９年夏季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说是接到参加一个诗歌活动的邀请，而且经过了许多周折。直到她走，她的同事中没有—个人知道与顾城有关。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１日，我收到她从新西兰奇来的信，她是７月５日飞离北京的。信中透露她住的地方，“雾气起来的时候，山谷里美极了”，而且“可以捡好多好看的贝壳以及能吃的牡蛎一类东西”。现在可以得知，这里就是激流岛。信中问：“刘老师不知他近来怎样了？祝他心情好！”难道她在当时当刻并没有同刘湛秋取得联系么？她还说“我现在还没有固定地址。”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并没有准备在那里长住下去？由于没有地址，我至今不能给她回信。
　　记得她临行前，我问她会不会因为处境不好而嫁给老外？她很肯定地、好象带着点蔑视神情回答我：不会的！命运啊！现在她嫁给了“像父亲一样”的约翰。我以及世人还能说些什么？但愿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处境不好”而发生的。

1995年6月21日
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