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城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1986年）

　　　　城·新街口

　　　　　　　顾　城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1993年）

　　初次见到顾城的照片，便被他的形象所吸引：戴着一顶裤腿做的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一天到晚脱不下来。当我还是一个文学少年的时候，就倾心于阅读他清纯明洁拙稚灵动如童话的文字，就喜欢看他孩子般无辜的眼神带着些迷茫与无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一代人》以及顾城早期诗作带着时代的反思和人性的挖掘，带着对人生的讴歌和赞颂，使他与北岛、舒婷、杨炼等人一起作为８０年代初“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出场。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历史总是以新的方式言说过去，８０年代中期，以１９８６年“中国现代诗群大展”为标志的“新生代”发出集体性宣言，以新的语言实验超越了朦胧诗的朦胧之美和人性之美，表现出一种占位式的诗歌姿态。而９０年代的诗歌写作由群体性的写作变成个体性写作，诗人更加关注自己当下生存状态或本能写作状态，人们渐渐淡忘了顾城。直到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当纽西兰激流岛传来顾城“杀妻自缢”的消息，人们再一次想起了顾城的黑眼睛，并引发了一场关于“诗人之死”与“诗人何为”的争论。
　　这个事件从人性角度看，顾城成了杀人犯，是邪恶的不道德的，而且，他杀的还是自己的爱人，他以自杀的方式逃避了法律审判与道德谴责，又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他用一千多首诗创造了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他的诗歌是独特的精神财富，以真诚的歌唱穿越年代和人心，而他的杀人行为也成为人格与文本分裂的个案告诫于世。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顾城以孩子般透明的纯真希望和妻子谢烨、情人英儿和平共处，实现他理想的“女儿国”。谢烨是一个有才情的女性，一个心态正常的女性，她由最初的爱到最后的同情，都表明她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妻子。而英儿，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孩，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她，作为幸存者，又有谁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只是可怜五岁的木耳成了孤儿。
　　死者长已矣，留下远走他乡的英儿和不谙世事的小木耳，而世人只是看客，无法去陈述什么是非对错。我们谈论着事件，想到的是个人与环境，生与死的永恒话题。
　　顾城１９５６年生于北京，１２岁时跟随父亲下放到山东邑县火道村喂猪，从小养成了避世、任性、异想、梦幻、偏执的性格。他在《英儿》一书中说：“我的秉性太极端了，我的最深度从没过８岁。”他的精神发育，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儿童阶段。１９７４年顾城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１９８０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１９８８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可以说，顾城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他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沉迷在陶渊明式的桃花源里，幻想着，呢喃着，用一种超验的神秘状态自语着。他是脆弱的，敏感的，甚至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谢烨说，“整天就像养着一个大孩子”。顾城也是焦虑的，他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通过写作将内在的焦虑宣泄于自然场景，在一花一石，一虫一鸟当中，使自己得到心理释放，使自己从现实社会的焦虑中彻底地逃离出来。然而，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他，顾城是个矛盾的人，是一面碎裂的镜子，经常流露双重甚至多重人格，面对自然，他是一个温顺而羞怯的孩子，但“乌托邦”的幻灭（谢烨和英儿都想离开顾城另外寻找自己的幸福）使他动用了暴力，他拿起斧头，不是砍向树，而是砍向他的妻子。他分裂的人格使他无从面对破裂的情感，当顾乡赶到现场时，他说，“我打了谢烨，现在去死！”。他还活在梦里，活在自己的强迫症里，他发达的幻觉混淆了现实与非现实的疆域，抹杀了生与死、人与物、自然与社会、想象与存在、个我行为与公众准则的界限。
　　顾城前期诗作强调感官与直觉，在哲学上表现为万物有灵论或天人合一论，他对美的妄想转化为一个诗意的生命世界，关注昆虫、贝壳的罗纹、蚂蚁、金龟子和花草树木，但他也关注岁月、年老、死亡与黑暗。顾城在早期作品《生命幻想曲》中写道，“睡吧，闭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睡眠是死亡的隐喻，是安祥的死。而在《逝者》中，死亡带着浓重的倦怠，“死者是困倦的，将睡在生者床下”。顾城后期诗作《墓床》则带有遗言与咒语的性质：“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这首诗带有惨烈绝决的语气，带着无比平静的语境，带着对时间消逝的淡漠和黑暗降临的怅惘，而他也被一缕绳索安放在松林中。“人时已尽，人世很长”，顾城正在用一种催眠的声音呼唤死亡，这种死亡观念成为诗人的潜意识并转化为有意识，成为一种暗示并愈演愈烈，进而表现为日常行为，他尝试过自杀，“我需要死，因为这事对于我，是真切的”，他说“英儿可以杀我，我爱的人都可以杀我”（《英儿》）。正如加缪所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顾城把自杀与杀人、给杀与被杀放在一个宗教与哲学的层面上反复玩味，杀成了一种行为，一种表演，一种升华：“杀人是一朵荷花”。在文本中死过多次的顾城需要把词转译为行为，“杀了，就拿在手上”，斧头被漏掉了，而死亡成为灵魂与肉体最好的和解方式，“杀和被杀都是一种禅”，顾城虚构并强化着“杀”的形而上意义，成为对存在的追问与解脱，成为“杀人”这个事件的旁观者：“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而２００２年的我们又能从中看到什么？我们的哀思不能换回一缕芳魂和一缕诗魂，而杀人是有罪的，而“手是不能换的”，我们无从见证生命是否轮回，我也无意打扰已经安息的灵魂，我只想从世俗的角度来理解生活珍惜生命：让我们好好活着！生命是短暂的，谁也无权结束别人的生命，谁也不能随意起杀心，顾城说，“在灵魂安静之后，血液还会流过许多时代。”这对于生者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７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