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能通过考试，能念下学位，能吃苦打工，但一旦毕了业却找不到工作。
　　迈不过这道门坎，在一个充满生存压力的国家，失业、贫穷、饥饿时刻威胁着，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残酷起来，他们就成了生活里的失败者。这在欧美诸国，是一向不为人所同情，也看不起的。
　　“国外有许多自由，其中一个自由就是饿死的自由。” 一位博士毕业后没能找到工作的男士这样说。
　　出国前，他们备受瞩目和羡慕。出了国一切却迅速跌落了，不但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有的顶不住，就自杀了。
　　相比之下，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女子，反因其柔性韧性，而更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随着男人的渐次“跌落”，他们的婚姻关系势必会重新受考验，经受来自金钱、文化、社会地位、两性观念等多方面、高强度的检验。在国内被视为天作之合的男女，一到海外不少就出现了情感的裂痕，慢慢破裂、分散。其最致命因素也许就是男子终于无力承担支撑家庭的经济重任了。
　　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人认为毫无价值，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价值。男人在事业上所受的挫折，是他婚姻上出现裂痕的契机。大多数事实都证明，婚姻单靠爱或感情是不够的。
　　尤其在他乡异国，没有任何援助，孤立的一个家庭，面对着整个陌生的环境，其生存压力之大，不出国的人没有亲身体验。况且，到了一个新环境中，男女双方还得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有人就做过调查，发现多数中国的留学生夫妻，在国外生活的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双方对外界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其关系。三个月后，如果丈夫先找到了工作，事业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维持下去；相反，如果妻子先出去，事业上比丈夫还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那么这种婚姻关系很难不破裂。
　　因为男人有意无意地总是在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占着主角地位。如果扮演不成，婚姻也就要失去旧日的基础。
　　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觉悟和要求，势必会进一步加强。这时候，她们兴许已不满于仅仅做一个妻子、母亲或女儿，而学会做一个完全的女人了。她们的一切都属于自己，她们要求精神、思想、感情，乃至身体的自由和独立。
　　不少人认为上学期间找个女友不难，难的是找老婆。现在的中国女孩“变”了，谈恋爱行，上床、甚至同居都行，就是别谈结婚。要结婚就先办下“绿卡”，找好工作。
　　国内的女孩子却不是这样，一个个守身如玉，一旦真的失了身，就死活要嫁这一个了。
　　女子在国外的生活也是有不少诱惑的。
　　谢烨的背离顾城，照她自己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物质上的诱惑。
　　她开初可能还是个不太在意享受生活的人，顾城的光环太耀眼，把其他一切都遮蔽了，她被它笼罩了进来；一经有人从旁点醒，她看到了外面显在的差距，她的顾城也实在太不会对付谋生问题了，加之他对她的不忠在先，就有了离开他的条件、可能。
　　此外，性的因素也不能不考虑。
　　这对谢烨来说也许是很次要的东西，但对有些人来说，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位从北京考出去留学的女士，曾在一家当地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先和几个中国男人有性行为，后嫁了一个新西兰人，再有了一个美国男友。根据她的经验、体会，并查问周围的女性朋友，得出一个判断，认为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比中国男人要出色，他们更体贴、更性感、更乐于满足女性。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表现杰出，两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却是十个中大概有两个算得“马马虎虎”，其余糟糕透了。
　　出国前，她们根本不懂得“性”在生活里有多重要，有过感受后才明白该享受它了。至于会不会染上艾滋病，只要有套子就行。
　　该文章曾引起华人界的轩然大波，不少中国男士表示了抗议与集会。与会者多达500人。
　　不管怎么说，环境与观念改变了一个人。所有关系都将受到新的考验。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了下来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老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的夫人子女都留在国内。林语堂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由于他的太太没有职业。而相对于顾城来说，谢烨本是“陪读”性质的，照例不该生事，后来却有了事，正因为外有男人勾引，内有推力举送，自己又作了比较，换了谁，大概都会很难不走出去的。顾城的姐姐顾乡，不是都默认了吗？
　　更不要说，许许多多出国的人士，生活圈子都相当狭小，好像在“参与”着越来越多的事情，从总统选举，到国情咨询，到股票行情，到非洲饥荒，中东战争，但“人家的”都是隔膜的，与他们有关的东西究竟不多。在一个地方一呆数年，见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逢年过节，几家子相互请来请去。甚至连去商场，也都难得变的。
　　这种单调的生活，只使他们关心的事情越来越琐碎、实际、空虚、无聊，又混杂在那种不切实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里。
　　对他们来说，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桩可资骄傲的资本，最不行还能回去，充一回“海外华人”“假洋鬼子”，接受一大批拼命往外挤，多数却失败了的人的崇拜。
　　他们将东西方社会在生活、信念、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很自然地就转成了自己和同胞之间的差距，以获得一种难以掩饰的精神上的“优越感”。
　　阿Q的“优越感”是不觉悟的、假想的，从而也是虚幻的、愚蠢的；“海龟派”的“优越感”则是经过真正的比赛、竞争“胜出”后得来的，是出过麻子、天花的人，面对一大帮未出麻子、天花的人时表现出来的，不那么虚幻，不那么愚蠢，而有点让人可理解、可敬重、可同情的。
　　犹如《围城》里那位“部视学”，研究牛津、剑桥导师制的专家，来三闾大学训话，拿足了架势，“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其作态、做派，都让人哭笑不得。
　　有这类心态的人不少，所以，一些人宁愿在国外过平庸无为、甚至“当牛做马”的生活，为维护他起码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心态，也不肯回国。
　　回国对他们而言，远不止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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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般在国外留下来的人，都不是顾城、老舍这样的半路出家者，而先经过了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争到了机会，再不肯回去的。有人把这叫做“人才流失”。
　　哈佛大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却认为，“人才流失”指的是大量的人才长期在国外不回去，比较起来，这些人在国内所做的贡献明显多于在国外对本国的直接贡献，如果这些人出国前已经做出很大贡献，学成回国后能发挥更大作用，那么他们长期不回国才能算是人才外流，否则他们留在国外只能算是“废”才利用。与其在国内白白浪费自己，还不如有机会留在外面自我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留学热，大概很小部分是人才外流，大多数算是‘废’才利用。”
　　并且，这批人身在国外，却和母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闭塞乡土上向外伸展出去的管道，提供了信息、技术、资源等。美国硅谷的工程师三分之一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大多是从台湾出来的，为台湾带去了机会和发达的电子业。
　　当然，技术、实业上的发达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的体制。适合经济、市场发展的体制，是需要国内的知识分子每日不间断地尽力争取的。
　　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胡适、李敖、柏扬、殷海光、雷震等人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假如这些人都“躲”到国外去，无人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抗争，传播新思想、新文明，那么台湾何年马月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体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何况，正如1987年6月8日的《真理报》以《偷窃天才的人》为题所指责的那样，从1949至1969年，美国“抢走”发展中国家的14.3万高级人才，使那些人才的母国损失50亿美元的教育费，而流走的人才在20年里又至少可为美国创造630亿美元收入。
　　所以，早在1914年胡适就做了个《非留学篇》，来责难留学，责难重技术发明，不重社会人文学科建设，不重本国大学发展的畸形的教育观，认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之？
　　说它是“大耻”，因为我国文明全盛时期，为东洋诸国所表则。当中国人沉酣好梦时，西方各国已造出新文明，开了新天地，“蔽天而来”，过去派遣子弟来我国学习的地方，曾几何时，今天都成了我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我几千年文明如败叶遇到疾风。忧时之士，“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
　　说它“过渡”，在于今日我们处于旧、新文明过渡的时代。旧文明不是不宝贵，只是不适时。人家已是飞机大炮、平等民主，我们还在弓箭鸟铳、圣明天君，能敌得过人家吗？所以那些留学生，扬帆取宝，带回“海外灵芝”，“以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使我国古文明，获得新的生机，发扬光大，“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但也有以为科举废除，惟留学得一纸文凭，用作“进取仕禄之阶”，“猎取功名富贵”“车马妻妾”的，这样的留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
　　说它“废时”，又因为单学他国之语言，就需花数年时间，废去的光阴，仅换得一个留学的资格，事倍功半。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国外后，“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就是说，听同样的课，本国人只要一小时就明白了，“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
　　而且，还有些是自己根本不想学的课程。
　　胡适就曾以自己为例子，谈到他在康乃尔大学选择课程时的麻木，“废时”、“老不成器”，以告诫今日学生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他说：
　　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我今天头一项要讲的，就是根据我们老一辈的对选科系的经验，贡献给各位。我讲一段故事。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人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衷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命，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惟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人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
　　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之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大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今日台大可说是台湾惟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
　　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 ），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他读书的佛劳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 氏当教授。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的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
　　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钱钟书也觉得，为拿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只好放弃”，很不值当。
　　譬如考“版本与校勘”，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不得不一边苦学，一边日读一本侦察小说“休养脑筋”，考试还是不及格，只好暑假后再补考。
　　得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后，钱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去了巴黎大学进修。
　　杨绛则以为，如果在牛津时，他就能有许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
　　说它“伤财”，则可以一笔帐算出：在上海最贵的学校上学，一年的花费大概是250元。而官费留学，费用不下2000元，是上海的八倍。这样一个学生培养了出来，国内可以培养出八位来。而其人“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
　　说它是“救急”，因为自己没有的，才需要学习，自己有的，就不需要了。文明一旦更新，自己该有的到那时都已有了，所以，今日的“求之于人”，是为了“他日吾自有”作“预备”。然而，单单只是这样的文明，终究没有发达的希望。留学生较少的时候，我们曾出过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等翻译家，翻译的作品不可胜数，介绍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业绩让人敬佩。现在的留学生多了，反而没几个搞翻译的了，“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所学只用外国课本，学成归来后，或因为“国学无根柢”，不能著书立说、翻译文章，或因为斤斤于金钱仕途，没有时间兴趣写东西，结果连翻译家都少了。“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靠的什么呢？只有多写书、多翻译、多办报纸杂志。可是如若把精力都用在留学上，不去“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每念至此，有志之士未尝不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
　　钱穆更认为，技术性人才可以借助外力培养，社会人文学科，尤其是一国之国学，非本国人自己尽力不可。所以他排除万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祖国大陆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时，保住了老祖宗的一点香火，教出来不少的国学人才，如余英时等。
　　可见得，留学只是个过渡，应该考虑到过渡以后的建设问题，尤其要考虑到“长久之计果何在”。
　　“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
　　但实际情形是，留学政策实施了四十年，中国却仍无学界和学问，遑论新的文明。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不知道振兴国内教育，只知道派遣留学，舍本逐末。学生又以“速成致用”为则，崇“实业工科”，轻“文哲政法”，“岂非大误也哉”！“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其二，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
　　从整个留学界的现状看，所缺者有三：第一，苟且速成。为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具。鬼混下来，只够“问学之初级”，对于高深的学问，“未窥堂奥”。回国了，却“尊之如帝天”，“留学生亦洋洋自满”，这样的人，对教育、对文明，“终无幸耳”。第二，重实业轻文科。前者的人数是后者的好几倍。
　　中国需要实业人才，但是“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军事之预备、政党之纷争、外交之受侮、教育之不兴、民智之不开、民德之污下，凡以此种种，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型解决之乎？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
　　人们只知道“国家之患贫，实业之不兴，物质文明之不进步，而不知一国治乱，胜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若政治之良窳、法律之张驰、官吏之贪廉、民德之厚薄、民智之高下、宗教之善恶，凡此种种之重要，较之机械工程，何啻什百倍。……无工程之师，犹可聘诸外人……至于一国政治法律宗教社会民德民智，则万非他人所能代庖……吾国人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大乎？抑受詹天佑胡东朝之影响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
　　第三，数典忘祖，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这样的人因无知而无自尊，亦不能输入文明。
　　留学却不可废。过渡之时代一日未过，则留学一日不可废。
　　因而，今日教育的惟一方针，在于造一新文明。留学的目的，也在为介绍新文明而预备。
　　“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之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名校都重西文，以出洋留学为最高目的，学校也以本校学生考取留学官费，或直接入外国大学为职，“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
　　到了198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一种自相残杀的形式——“托福”考试，600分以上的中国考生成千上万地涌现。但美国高等学校为中国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额是固定的，它不会因为你分数高，而挤掉别国学生的名额，更不会叫本国学生吃亏。独木桥上的竞争便空前残酷了起来。成功者毕竟少，多数是毫无结果的。
　　不仅如此，这样的竞争没有增长个人能力的作用。有关考试的技巧性占着越来越重的比例，成绩和能力往往是两码事。
　　这便是现代中国学生的悲哀——一入大学门，许多新生其他全应付着，只背诵生词，记忆语法，钻研技巧，殚精竭虑，攻克了英语这个“堡垒”，托福或雅思考试的成绩绝顶的高，拿上了出国的通行证。越是清华、复旦、北大、人大这样的名牌大学，这类的人越多。结果什么能力没有，只换得一纸文凭。这样的教育，惊人地失败。
　　久长之计只在振兴本国的高等教育。留学也是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仅可视为增进国内高等教育之一法，“以为造成专门学者及大学教师”。
　　有了这个目的，出国留学者都应通晓国学与历史，能作文，将来才可以介绍国外的先进文明。不合这资格的，就不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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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１８４６年８月，香港玛礼逊教会学校校长勃朗先生，因健康原因，决定回美国。临走前，他来到班上，说要带几个同学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谁愿意，请站起来。
　　那时候出国，很可能就是个生离死别。或许是初生牛犊的缘故，末满１９岁的容闳、黄胜、黄宽相继都站了起来。当时他们谁也不会料到这意味着什么，自己将去开创一段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首批留学生。
　　１８４７年１月４日，他们在广州黄浦港登上一艘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颠簸９８天后，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２日，船只驶进仅有二三十万人的纽约港。１８４８年，黄胜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了，只有容闳留了下来，１８５０年考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已初步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有机会受到他那样的教育，通过这种西式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起来。
　　１８５４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留学生，容闳毕业了。是年冬天，他带着文凭与雄心、梦想，回到充满战乱、贫穷和愚昧的祖国。
　　１８６３年，容闳有机会结识朝廷中最有远见、权势的人物曾国藩，游说他来实施自己的留学生派遣计划。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送３０名１２-１５岁之间的幼童赴美，期限１５年。再分四次返回。
　　１８７０年，曾国藩上书朝廷，任命容闳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负责招选第一批幼童出洋。
　　当时出洋生死难卜，招生很不容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３０名幼童中，就有２５人来自广东。并且幼童的家长还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后，容闳先期赴美。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３０名中国男孩，穿着长袍马褂、拖着大辫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奇迹。
　　他们被分在美国人家里生活，很快适应了环境，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骑脚踏车等等。
　　容闳赞许这些变化，以为到国外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谁料出洋肄业局正监督、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不得孩子们的“自由化”，视之为“污染”，指责起容闳，说他偏袒纵容。
　　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１８７５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吴嘉善，也是翰林出身，但性情怪僻。他到任后，就因孩子们谒见时不行跪礼而勃然大怒，斥责容闳纵容学生。又和恭亲王奕訢等上奏朝廷，说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末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恶习……”，建议从速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人员。
　　１８８１年９月６日，清廷决定招回全数留学生，结果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多数学而未成。其中６０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不少还在中学学习。
　　第一次公派留学尝试，就这样夭折。
　　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总理唐绍仪，外长梁敦彦，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等。其他留学日本、欧洲的则有严复和孙中山等人。
　　1898年，张之洞等人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这样的看法拿今天的标准衡量，尽管有极端之嫌，经不住推敲，但以当时国人的教育条件和环境来说，似不为过。同年，光绪皇帝才决定“以派人出洋留学为要”。
　　１９００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庚子之乱”，几十万号称“金钟罩体”“刀枪不入”的白莲教、义和团团丁，“以干戈为儿戏”，“揭攘夷之义旗”，入京围攻各国使馆，毁坏教堂学校，杀死教徒行人。不久，八国联军为“救”困，出兵攻陷天津、北京。帝后猖狂出逃，联军驻北京一年有余，美国政府首允议和。１９０１年，李鸿章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银四亿伍千万两，分四十年交付，由十八省按贫富分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１９０８年12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一千多万美元外，所余一千两百多万美金，实为浮数，受之有愧，“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个决定照会中国政府。9月14日，中国政府在答书里说：素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
　　并约定修实业工程诸科者占十之八，修政治法律者占十之二。1-4年，每年派学生一百人。第五年以后每年派五十人。
　　1909年8月，第一次招考在北京举行，６３０人应考。初试为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６８人；复试为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取４７人。１０月赴美时，外加了３名贵胄子弟，共５０人。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
　　１９１０年８月又举行第二次招考。初试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题目则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４００多人应考，最后取７０人。
　　１９１１年第三批庚款留美学生招考，取６３人。
　　１９ｌｌ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１０００多人。
　　1904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则派出47名留学生。
　　这一阶段，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大规模地向外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以及现代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其中的杰出人士就有1909年的梅贻琦，1910年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1914年的金岳霖，1915年的袁复礼，1916年的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的查良钊、汤用彤，1919年的叶企孙，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的蒲薛风、李继侗，1922年的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1923年的顾毓琇、吴景超，1926年的贺麟，1927年柳无忌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
　　进入20世纪后，还兴起了大规模的留日高潮。
　　那时候去日本，就像从北京去天津一样，不需办任何手续，因此，到1906年时达到一个高峰，单学生就有两万多人。不少受到通牒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去日本避难，寻找新的机会，发展自己的组织。
　　而自１９１２年起，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为出身贫苦的青年留学西方提高了条件，得到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１９２０年左右，在法的学生已达两千多人。其中文化界的杰出人士就有陈独秀、鲁迅、徐志摩、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许地山、梁实秋、冰心、梁思成、林徽音、郭沫若、巴金等。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７日，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１９３３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届庚款留英学生。1935年，留学人员达到高峰，当年就有１０３３人出国。包括考取第三届庚款留英的钱钟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极大冲击。到１９４１年时，出国者只有５７人了。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７月就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应考者多达４４６３人。该年留学总人数攀升到７３０人。紧接着又是内战爆发，１９４９年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人就只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去不了别的地方了。“留学”更如天堂、地狱一样遥远，普通人是不敢想象的。
　　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中美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才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方面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１９７８年底，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他们几乎都是被组织按指标、名额“安排”、“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小部分是外语好的研究生、本科生，竟至于英语好的被派到了日本，俄语好的被派到了法国。即使到了1980年代初，出国留学仍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１９８０年，虽有三四千人自费留学，但其手续办理仍需一定的“特殊照顾”，有时需要进京活动，走访主管领导。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４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短短几年中，中国人的“留学意识”迅速提高，自费留学使无数普通的中国青年学子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梦想。１９８３年，自费人数仅有一千多，１９８６年，数字已增长十倍，１９８７年再翻了十倍，自费人数突破十万大关，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
　　2000年，单在美国的留学生中国大陆就五万四千多，台湾近两万，香港也有七千五百多，三地总数八万一千多，占留美外国学生总数的17.8%。这是一笔庞大的投资。
　　华裔人才遍天下，出国后他们大多没有回来。
　　东南亚最繁荣的地区，就大半是由华人搞起来的。美国十多万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中，华裔占四分之一，著名大学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是华裔，甚至于“没有中国教授的大学，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大学，没有中国医生的医院，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医院”
　　卡特总统则说：美国对中国将要没有什么国防秘密了，她的每一个国防科学的要害部门都有中国人。
　　美国是得益于外来人才最大的国家。在美华侨一百多万，几十万是知识分子。美国“1990年以后的360名最杰出的科学家中，从外国引进的有65名，占18%；在114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引进的有40名，占35%；在631名科学院士中，引进的141位，占22……战后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近10万人，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教育投资达40亿美元……拉美各国每年8%的理工科毕业生、20%的人文学方面的毕业生，大多数是精英，流向美国”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人不惜打破自己的战略部署，用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整个第六集团军组成一支作战部队，斜插法军战线，掩护一支以阿尔索斯命名的原子侦察部队，主要的目的不过是要“抢”一个海森堡。
　　然而，“抢”来一个人容易，难的是留住他，留住他的心，这才是最根本的。
　　美国之能吸引人才，主要原因大概不在于她的强盛、她的外部条件，这仅仅是一方面，而主要在于她内在的诱惑与吸引力。
　　中国历史上就有先例。
　　楚汉之战时，刘、项大战70次，小战40次，刘邦屡战屡败，身伤12处，项籍兵威声望远胜刘邦。但最后垓下一战，竟只自刎乌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谋士、良将大多在项籍处失意，跑到刘邦那里去了。贵族张良、游士陈平、狗屠户樊哙、吹鼓手周勃、布贩子灌婴、车夫娄敬、流氓韩信、强盗彭越、酒鬼郦食其，一一被刘邦收用；而刘邦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无赖。相反，一代霸王项籍，身边只有一个谋士范增，却仍不肯留用。
　　因此，丁学良教授感叹的“废”才利用，所叹的是它的表面现象，对于内中原因，他不是说不清，而是不愿说。
　　谁不留恋母土，谁不希望祖国强大，但是连顾城这么一个很不会谋生的人都硬是出去了，那背后的原因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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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如果说，“文革”中的那代人是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磨练出来的话，那么，“文革”后的一代人则是在一场又一场“热”中成长起来的。
　　文学热、经商热、美学热、文化热、卡拉OK热、出国热……这些热，有的是为情绪的发泄，多数是觉得它有用，为自己提供了机会、可能。
　　尤其“出国热”，是挑战，是检验，是机遇，是解脱，是一次“成功”的“胜利大逃亡”——出于对环境现实的失望，人们渴望逃离这块土地。但他们很快又发现，“逃离”的“成本”有时候是巨大的，在国外生活，所需付出的代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
　　就有人说：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折腾后，到1970年代末期，那时的中国社会铁板一块，未给年轻一代留下太多发展空间。无政治可投入，无财富可追求，没有可供精神自由驰骋的疆场，甚至在私生活中也没有一方不受侵犯的个人领地。年轻人在这个社会里生存，需要学会的不是全力奋斗，而是耐心等待。
　　等待什么？
　　说不清楚。
　　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国梦”即使可能是一场噩梦，但它给一代人带去了选择的自由生活、生活的希望和奋斗的动力。他们出去，有的因志存高远，有人因怀才不遇，有的因嫌钱太少，有人为婚姻不幸，也有为争取言论自由，甚至只是为了多生一个孩子的。而且，出国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无聊空虚的生活马上会变得紧张充实。没时间忧国忧民，抨击时弊了，也没工夫牢骚满腹，埋怨领导了，更不去计较奖金、职称和大家对你的看法了。张扬出了一种新鲜的活力。毕竟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有出息的，都会走出家门，去创立自己的事业。
　　Qian Ning在《留学内幕》里就说：
　　许多人觉得，出国难，不在于海外大学的入学录取，不在于公安机关的护照办理，而在于单位同不同意放你。
　　在中国，单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会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发工资，管分房子，并兼管节日购物、幼儿入托……除此之外，它还管着每个人的“关系”——档案袋。……即使拿到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办好经济担保证明，在单位介绍信开出之前，没人敢担保就一定能跨进公安局签证科办理护照。
　　这单位介绍信能否顺利开出，常常取决于某个单位领导的开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处具体办事人员某时某刻的心情好坏。
　　中文是一种很具弹性的语言，用这种弹性语言写成的各种条文则更具弹性。
　　而且，政策总是掌握在领导和办事人员手里，常秘不示人，所以，具体执行起来，可以灵活掌握的地方总是有的。如果领导上不想让你走，或人事干部有意刁难，大者可说国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讲单位缺你不行。当然，有时是无须什么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也有人说得粗俗：“头儿，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格外谦虚。我相信，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人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
　　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因此，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时间越长，爱国之情就越深。
　　更实在的说法是：“爱国，这就要有资本。”……可见得，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极易受挫。
　　尤其是想起当年在国内单位里所受“待遇”，或现在因某些事不得不与原单位再次打交道时……
　　而许多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里的“物质的诱惑”。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实际上，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种影响。
　　在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人是很难具有什么民主自由意识的。上街买个东西，要有票证，要央求售货员，要走后门。
　　这种每天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无形中不断强化着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塑造着人的奴性。
　　西方物质的丰富，使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意识，从日常商品到日后的职业，从生活方式到政党政客，个人的选择权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个人的选择权，实质上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义。
　　“美国梦”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房子意味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工作。
　　但也有美国学者强调，这种物质化的“美国梦”包含着一种美国精神：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因此，面对西方社会的物质世界，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倒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诱惑，这中间自有一种精神的熏染。
　　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
　　所以，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
　　那些越是对穷的滋味体会很深的人，对金钱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强。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权力社会。整个社会围绕权力的轴心运转。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有钱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却并不一定总能通神。
　　美国则是一个“流动”的金钱社会，没有贵族和平民，没有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自己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
　　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它社会的一切。
　　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
　　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8年后，当在几十年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最终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实际上，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多样，生于其中的人才能逐渐摆脱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
　　可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还很强烈，主要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
　　“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
　　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
　　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自1986年开始，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闯到美国。……他们从重点中学毕业就直接进入重点大学。在大学里不但准备“托福”，而且收听“美国之音”，熟知美式“民主”、“人权”，说得出美国摇滚歌手的最新排名榜。他们似乎生来就是要去美国留学的一代。肩上没有什么报效祖国的重负，心里也没有什么营建小家的盘算，只是渴望闯荡天涯，见识世界。
　　“留学，像人生一样，是一个过程。我只希望能enjoy（享受）这一过程。”
　　这批留学生适应极快。
　　“一年开快车，二年谈对象，三年爱辩论，四年不要娘”。不像上一代留学生那样，省吃俭用好几年，然后买一辆旧车，而是一来就要买好车，买跑车，买新车。
　　他们没有钱怎么办？
　　想办法贷款。
　　第二年，不少人就开始date（约会），不但找中国姑娘，也敢找“碧眼金发”的。
　　第三年，英语流利了，说话不结巴了，于是便爱和人辩论，有理没理的，都要和人争上几句。
　　到了第四年，美国的一切变得习以为常了，而“祖国”已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在这一片多少带些浮华色彩的喧闹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进取精神。
　　由于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
　　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所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
　　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先去打工。
　　从中国读书人一下子变成了美国“劳动人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不少虽经“劳动改造”而潜意识中“社会等级”观念仍很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备受冲击。
　　在一次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晚会上，一个女留学生一见面就自嘲地告诉我，她是直接从餐馆来的，浑身都是莱油味。她以前是学美学的，现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
　　“我现在白天什么都不想，不过，有时夜里会做一些不愉快的梦，心里压抑着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
　　另一个过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40多岁的知名记者则说，当他一个人穿着雨衣、雨靴，在一家中国餐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发豆芽时，他只能一面将这一切作为一种“生活”来体验，一面默诵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言来支撑自己的精神。
　　这场美国式“再教育”，使历来具有生存依附特性而又长期习惯于“铁饭碗”制度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社会价值。
　　当年，多少满怀“做学问”的热忱赴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才发觉，美国社会的结构重心不在政治，不在文化，甚至不在科学，而在商业经济。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
　　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而商业上的成功又是一切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世界，最终将吸引许多有才华和胆识的留学生投身其中，成为他们争雄的战场。
　　顾城等人不在上列之中，他们是写在“中国人的出国梦”边带上的人，不是作为留学生出去的，也不是为求投身商界，拼搏一番出去的，取的恰恰是东方式的“超脱”的生活态度，自动地划归于“逆流”系列，与外界格格不入。其悲剧就在于，他们却需要不断去适应别人，改造业已成型，且有了一定社会成就的自己。这有多艰难！加之顾城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在“适应”着，纷纷改了，“下海”了，顾城却不肯，力图把两个他最心爱的女人都拴在身边。
　　拴不住，她们要走，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心理状态了，顾城的死期也就到了。
　　看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天堂的，而和西方比起来，我们这边像是距着天堂更远，要不然做着出国梦的人，何以会那样多呢？
　　好在我们还有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乐观态度，历史上有一度，我们不也曾是别人向往过的人间“天堂”吗？
　　只不过那时出入自由，没有这么多规矩。但交通难，一个个的“出国梦”也就同样不易实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