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第二是抽象变形法；第三是通感法；第四是物象叠合法；第五是物人转换法；第六是因意取象法；第七是省略跳跃法。
　　关键词：顾城；诗歌；艺术；意象

　　顾城的诗，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正如这首《一代人》，短短的两行诗句，却清晰地勾画了一群探索者的坚定形象。我暗叹诗人独特的想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十几个字，字里行间却还有着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的意象。在顾城的诗作中，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便是意象的呈现。而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2)“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双是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诗歌象征的审美特性，实际上就是意象的一种内在的美学特性。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中的隐喻表现手法与象征一样也是具有其暗指性，通过一个非直接的比喻来使情思或感觉具体化；通过隐喻创造的意象，诗人的情感往往藏得很深，我们最先接触到的仅仅是意象的直观世界，而要进一步体会“幕后”的心灵世界，需要一段路程。诸如他在《生命幻想曲》中这样写：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　前一节里用“瀑布”来隐喻“阳光”，随之又用瀑布洗黑人的皮肤，来隐喻阳光晒黑我的皮肤，而皮肤被晒黑，原是一种健康美的标志，因此，它们之间复杂而又巧妙的隐喻结构所形成的意象正如一位意象研究者所说的：“两个视觉意象形成我们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并且合起来提示了一个与二者都不同的意象。”的确更妙地暗示出了诗人渴望于自己的生命在光明世界锻炼得更强壮这么一种健康的情调。后一节里，用“纤夫”来隐喻“太阳”，又用“绳索”来隐喻“强光”，用纤夫背着绳索我在逆流中前进，来暗示这一种昂扬的气概，光明的信念，鼓舞着生命，使他在任何险恶的困境中奋力前进。
　　顾城诗歌意象的第二种表现手法当属抽象变形手法了。
　　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展，人们的鉴赏口味不断地转移，鉴赏周期也不断地缩短，艺术变形越来越多得受到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纲领宣称“准确描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和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真是不谋而合，而新诗潮关于意象的创造常常脱出古典主义的夸饰而致力于“变形”，直觉、幻觉、错觉，瞬间感觉印象很容易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真实的对立怎样巧妙地变成“无理之中的有理”。
　　例如诗人眼中脱落的叶子能够露出干燥的内脏，诗人眼中的美丽的口花竟然是一片血腥。诗人也照样可以把感觉外化出来，改变对事物原有状态的摹写，比如：阳光象木浆样倾斜，／浸在清凉的梦中。　诗人意象的变形其实是诗人心态的体现，情绪的流露，就顾城而言，他的童年充满梦幻，而少年时代的他，梦幻被现实击碎，纯真的少年压抑了自己，面对文革中红海洋中的暴行，躁动和血腥味道，他敏感的心变得恐惧，以至有些畸形。他极度渴望纯蓝的天，纯白的云，纯洁的人生和爱情，可现实的污染和残酷愈发导致他内心的苍凉和悲哀，他笔下的世界往往开始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最终却都归于悲哀心情下灰色视线中的一片灰暗的世界。诗人的心灵被扭曲，流露出的诗人的视线也被扭曲，因此视觉中的一切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在他的世界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法则所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界线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不是哈哈镜似的－－人和世界在其中被简单、粗暴的歪曲。诗人的主观意识犹如各种凸形凹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接近照相式的效果，它的效果是一种表现歪曲了的内在真实，从而带着极强的刺激性和无尽的魅力。
　　第三种意象表现手法是感觉的沟通，即我们常说的通感。
　　通感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早有运用，我们的祖先早就熟知“听声类型”，比如一个愁字可以有长度，“一水牵愁万里长”，声音可以有气味，“风来花底鸟声香”，而庞德认为现代派诗歌的通感就是取于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不无道理，而现代诗学中的通感范围大大超过古典诗，而诗的含量也骤然增大，在优秀的诗作中，颜色可以有温度，声音可以有形象，冷暖可以有重量，气味可以有锋芒。由于五官的相互沟通，彼此相生，诗的联想空间得到今非昔比的开拓。听观嗅味触等感觉的相互“转移”所产生的综合性效果支撑和强化了诗的主体性，可以预计，一种具备质感重感“雕塑型”的立体诗可望与平面式的“小小感情画面”相抗衡了。
　　顾城诗中有大量的关于通感的运用，诸如顾诚在《爱我吧，海》里有这样一个意象：声音布满／冰川的擦痕，　这里声音本无形，而诗人笔下的声音却是一个有形的躯体，身上布满被冰川擦伤的伤痕，无声的听觉形象被表现为有形的视觉形象，即视觉与听觉彼此打通。
　　再如诗人意象世界中的建筑是新鲜的，也是愚钝的，诗人笔下的梦是深红色的，夜晚是淡绿色的，等等。
　　通感的运用使客观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并且物物沟通，各种感觉互相沟通，在诗中创造了广阔的世界。
　　第四种诗歌意象表现手法是物象叠合：即不同的物象在注入作者主体情感之后交叉叠合在一起，进而成为另一种物象的表现手法。这种手法往往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渗入物象所致。此如顾城在其诗《眨眼》中这样写道：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地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这里彩虹和蛇影是美丑截然分明的两种物象，而诗人眨眼之间彩虹变成蛇影，蛇影又和彩虹叠合，两者互动互换，使无形中映射出另一个物象，即诗人的无形的心灵世界。在他的心中崇尚美，渴求美，但往往美的东西会在瞬间被摧毁，变得丑陋不堪。这样一种物象叠合实为诗人不同情感的叠合，情感依靠物象来流露，而物象又真实地反映内心情感，二者互为依存，构制了眼中象和心中意巧妙的结合的领域。
　　第五种意象表现手法是物人转换：即把诗人的主体情感完全倾注于客观物象，通过把物象拟人化表达到以物言人的目的。它有点类似于传统诗歌中的拟人，但又比传统诗歌赋于物象更多的主体情感，使其具有更多的深意和更广的人性。诸如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有这样几句：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诗人通过树熊淋漓尽致地刻划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内心深处深挚的渴望。树熊没有家，坐在树枝上发愣，不知该去向哪里，有的只是许多甜美的梦想和一双渴望幸福之光的眼睛，作者把树熊拟人化，树熊实为诗人的影子，通过物人转换，间接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这比直叙其事直抒其情来得富有韵致，诗歌的暗示性再一次得到体现。
　　第六种表现手法是因意取象法，就是利用想象，即知觉与表象的功能，然后以错觉或幻觉去感受这些知觉之中的表象，完全抛开作为客观实在的客观物象。诸如在顾城诗歌《我不知道怎样爱你》中这样写道：我还在叫／制造着回声／在软土中鳞闪耀／风在粗土中叹气／扁蜗牛在舔泪迹　诗中并没有出现能够使人产生如上的听觉和视觉的客观物象。诗中诗人是在“以情合景”“因意取象”“创造性想象”中使审美物象完成错觉化与幻觉化的。这种意象构成方法的运用，扩大了诗歌的取象范围，诗人因减少客体的限制而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可以把自己复杂，微妙，难以直接诉诸实用性规范语言的审美情感，通过这种新奇，生动的感性画面诉诸直觉，投向心灵，收到更积极主动的意象效果。
　　第七种意象表现手法是省略跳跃法。即诗的前前后后似是毫无联系，完全是没有关联的意象，只是那么并列着，不同意象之间完全是跳跃式的，省略了其中的过渡或某些有关联的词句。诸如《孤线》：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这里四组没有什么联系的意象，就这么并列着，并列的基础就在这四组意象所共有的“弧线”，这种并列形式的处理方式有点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意象同样在于要把一个个浸透诗人思想感情的局部画面组合成动人心弦的完整形象。所以《弧线》中的叠加意象可以称之为诗歌的蒙太奇，是一门关于诗歌画面组合的文法。只是它不是靠摄影机去拍摄，而是靠语言来表达。而这种语言又不是平白详尽式语言，而是省略的，跳跃性的佯谬语言，这样从语言转化来的画面不可能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而是在人们的悬想中浮现出来。
　　总之，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是超越了公式化了的语言。顾城诗作中的意象，形成了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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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　黎：《诗与美》，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姚家华：《朦胧诗争论集》，学苑出版社1985年版。
(3)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4)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1992年版。
(5)杨匡汉：《诗的审美选择与积淀》，1987年版。

出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3期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