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内心的忧郁、遗憾、泪水、憧憬与怀恋，仍然要由诗人窗前那昏黄的灯光去照亮。 

　　阅读《英儿》近乎一场搏斗，不仅仅是由于文字的艰难。而是书中有着自己内心潜在的许多莫可言喻之物，当我一页页翻开去时，是在一页页打开自己的心。这是一本晦涩的书，我知道我需要再读一遍，在这渐渐已失了内省和耐心的世代。
　　《英儿》内容的晦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形式带来的。它类似于《喧哗与骚动》的叙述方式，把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进行多层次多声部的讲述。但《英儿》是否寻找到了它所应该拥有的那种形式？是否把它所要讲的都款款地叙述出来而呈现为一个小说文本呢？我更倾向于把《英儿》看作一本关于顾城的资料汇集，而不是小说。里面有诗、信、画、优美的散文、变态的呓语，唯独没有小说。
　　应该承认，读完《英儿》是要费些力气的，里面有许多怪异而莫名其妙的呓语与内心独白。这时，我不知道应该为自己贫乏的理解力愧疚还是怀疑面前的这些文字。伯莱顿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有这“一步之遥”，天才毕竟不应该是疯子，但艺术家确有一些是倾向于疯狂的人。为了把握内在的东西，使世界的本质意义显现出来，他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处于一种超常状态。像“疯子”样不知疲倦地把意义之网撒向涌动着魔鬼和幽灵的大海，去打捞、觅取生命的支点与存活的勇气。当有一天，艺术家为了终生地生活于他所耽迷的意义之中，把网丢在了岸边而竟自涉入大海时，他没有想到，这样他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顾城写道：“你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只有跟春天在一起／你的手上才永远有花朵。”）
    意义，充满一种内在的张力，总显现于充实与虚无、沉沦与升华、绝望与憧憬、泪水与欢乐之中。艺术家处于意义状态，他仍具有一种精神的自主与意识的自明，而不是一种陷入或沉沦。
　　意义，总处于悬置中；香气，总存在于花与对花的观照之际。

　　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他是魔鬼，也是魔鬼在风中飞舞的叶片。

　　“……一个脱离了道路的人，一个保存了低级趣味的人。”Ｇ痛快自嘲地说着自己，他已经没有了。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魔鬼。
                      ——摘自《英儿》

　　这吞噬了顾城的魔鬼是什么呢？是徘徊于自我内部无可排遣的情欲吗？令人费解的是，拥有两个女人的顾城却消解不掉盲目地冲撞于自我中的莫名能量。在与英儿的狂欢与纵欲之后，“置身在无法不信的幸福之中，看她甘美赤裸的身体，我还是不认识她。这是她，我告诉自己，但还是不认识”。
　　穿过肉体，我们可以寻找到什么？贾平凹在《废都》中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沉迷与一片讨伐声中“问题”被淹没了。
　　艺术是对自我内在能量的一种整合。因为自我存在于与他人、物、观念等周围世界的对应中，所以对自我的整合也是对自我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整合。当顾城在新西兰的荒岛上迷狂地伐木烧柴、滚石造房、喝雨水、制陶罐，幻想进入他的“女儿天国”中时，是否意识到，他其实只是在设法对付那试图从内在击杀他的“魔鬼”，只是在进行一种自我内在能量的调置、整合与升华。
　　当人类已娴熟地驾御着外在的能量把它延展、扩张到天空、海洋、地层深处和外层空间时，却对自己额下这“方寸之地”的奥妙不甚了了。一种内在的能量，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与我们形影不离，却又寻不到它的踪影。与风能、水能、热能、核能等自然能量相比，它是这样纤细、微弱，然而却又是世界变幻与进展之本。当科学家们的研究已由地球进入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已由个体进入分子、原子、电子、粒子时，那些苦心焦虑的艺术家们，仍然如冤鬼缠身，不得安宁地徘徊于这方寸之地的门外。
　　顾城应该说走进去了，却再也没有走出来。
　　“犯罪的诗人”与“诗人的犯罪”，一定要在两者中间选一顶帽子给顾城扣在头上，这个主意是虚妄的。如果不是从偏狭的立场出发，两个命题都不能说不对。我们的社会固然是一个亟待法制的社会，但不能说诗人就是不需要的。
　　无庸讳言，对顾城杀妻自杀的评价，公众过多地注入了情感性的因素。他们没有从法律的角度思考，却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美丽而又充满感伤的诗句之中。因为一代人的心灵，是在这些诗句的浸润中苏醒的，红尘滚滚，消解不掉那积淀在心中的一片情海、一方虚白。人们对此事的非理智性反应，是否意味着在法律之外还需要另一种更深刻的东西呢？当诗人以自己的心智为我们孕育了精神给养，我们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这种养分时，诗人就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也是公众的，他已成为一种精神的典仪与象征。人们在对诗人的犯罪进行评判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精神的反思，在表达自己内心的焦虑与忧思、渴求与热望。即使到了法制日臻完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时代，人们内心的忧郁、遗憾、泪水、憧憬与怀恋——在所有这些法律条款顾及不到的领域，仍然要由诗人窗前那昏黄的灯光去照亮。 

出处：《当代文坛》199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