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顾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欧洲》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伊尼(IGNY)的地方。《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作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见面，想事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带。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且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当时我不明白顾城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意识到眼前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兴之所至的诗人，但顾城比我想象的那个诗人更安静、憨直。那天天气好，金丝燕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我们可以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心已经不辞而飞了。深秋时节的山仍然茂盛，但已开始露出萧条，让人感受到生命由盛及衰的悲凉。到了山上，我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中山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滑稽，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还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就会勾起人的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装束的两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限，我发现他很喜欢树，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我有点儿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理解的，其实他是在树上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他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照了几张相，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前方，顾城用胳膊倚着树干，低头看着谢烨，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很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结果误了吃中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刚坐到椅子上，就听见会议主持者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凤凰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请‘鸟’讲话。”“鸟”沉默了很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像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现在面面相觑，好像有点儿自惭形秽，恨不得一下子从人变成树。这时“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似乎不惟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声音，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对他们来说，写诗跟生活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你熟悉的形状。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听说他们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分手，而且两人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笨拙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仍然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小名叫“木耳”。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希基岛杀谢烨后自缢[本站注：“杀”改为“伤”更符合事实]。熊先生平时说话的语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十分肯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与张穗子访谈时还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海水做成的篮子”才翻然醒悟。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朦胧诗选》，想知道死神是否在顾城的诗中打下了伏笔。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顾城写于1981年的《遗念》这首诗上：

我将死去
将变成浮动的迷
未来学者的目光
将充满猜疑

留下飞旋的指纹
留下错动的足迹
把语言打碎
把乐曲扭曲
这不是孩子的梦呓
不是老年的游戏
是为了让一段历史
永远停息

　　这首当年的“朦胧诗”，现在读来像遗嘱一样清晰。1973年作的《我是黄昏的儿子》，最后一节写的好像是顾城爱情的结局：

我是黄昏的儿子
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
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
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

　　写于1981年的《不要在那里踱步——给厌世者》，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
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
告别绝望
告别风中的山谷
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如果顾城还爱谢烨，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他而去，所以不惜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对我来说，这就是顾城说的那“浮动的迷”。我的平常心无法理解顾城极端的行为，我隐约觉得他被魔鬼附身，就像他说话的时候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
　　1993年2月，中国当代诗歌的法文译者尚德兰女士(ChantalChen-Andro)从柏林带回两幅顾城送给她的字，第一幅字写着：“鱼在盘子里想家”。第二幅字写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人蚁”两字写得难看，“美神”两字却写得漂亮。竖着读，人蚁与美神相对；横着看，美人与神蚁相对；斜着看，美蚁与人神相对。这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看法或许正可以解释整句话的矛盾和真实。据尚德兰回忆，那时顾城的诗歌创作好像面对一堵墙，书法似乎成为他新的表达方式。那天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城在厨房里磨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让人看了发怵。写这两幅字的时候，顾城情绪激动，写完字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1987年听顾城讲座录音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现在看来，顾城当时朗诵的《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似乎可以被看作死后的生命，它离开身体的躯壳在无边的宇宙寻找新的归宿：

   黑夜来了，
   我驶进银河的港湾。
   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
   我抛下了
   新月——黄金的锚。

   天微明，
   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
   碰击着，
   “轰隆隆”——雷鸣电闪!
   我到哪里去呵？
   宇宙是这样的无边。

   ……
   黑夜像山谷
   白昼像峰巅
   睡吧!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世界或许真的与顾城无关了，但顾城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许多好诗将长久地伴随人类的寂寞。

2003年7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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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
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现任法国文化传媒协会主席，记者，《跨文化对话》“环球随笔”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