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和顾城曾详细地讨论了如何投稿的细节。1979年，还是文学稿件“邮资总付”的年代，邮局的人照例要察看一番。这就等于暴露了你是写诗的人，我常因此羞愧不已。顾城的做法是：亲自把诗稿送到编辑部，这就避开了世人无谓的惊奇和斜视。

　　忽然，顾城的讲义夹掉到地上，满地的诗稿被风刮得乱跑，朋友们都跑着去拾。顾城去追一张飞得最远的纸。不错，他真是一位童话诗人。

　　起初，我对这样的传闻也信以为真。顾城等人之所以能写出现代主义的作品，是因为他们比一般读者"提前"读到了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范本。

　　诗刊社请顾城等人朗诵自己的诗给廊坊市的作者们听，顾城于是朗诵了他的著作《太阳四重奏》。我因为对顾城的写法大吃一惊，所以至今仍然记得（何必掩饰自己哩）。其中的一些句子应该说会背吧：“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着面包；闭上眼睛，这个世界就与我无关。”廊坊市文联的同志沉默了，我也和这些民歌的作者差不多。刚从“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这类的朴素诗歌中脱颖而出，我也怀疑，顾城一定读到过一些我没有读到的书。

　　对于未知书籍的渴望是当时青年人的通病。顾城、江河、北岛等人都读过只供“内部发行”的《蒙田随笔》、《叶夫图申科诗集》。我还隐约听说过《娘子关》只在诗友之间的小范围内流传。仅听这名字，就令我心绪荡漾了好几天。我认为，大劫大难并不一定就是培植美好心智的天然食品，我始终相信书本对于诗人的借鉴力量。顾城是位天然地能够受书本所启迪的人。

　　诗友们都说我和顾城很像。实际上，我跟他交谈得很少。1979年，在北戴河期间，他对我的看法是：“你跑到北戴河干嘛来的，怎么不出去玩?你是个罐头诗人。”与自然和沙滩亲近，领会其中的精神，顾城比我内行得多。为纠正我的封闭性格，他向我推荐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我喜欢毛姆的生活。”他说。

　　毛姆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今天仍然不很清楚。毛姆的生活大概与海岛有关。

　　第二次撞见顾城，是1985年在社会科学院走廊上，他又提起了毛姆的书。那时，国内诗歌专家们己经对诗歌的优雅精神产生了怀疑，认为唯美的个性张扬不是反映诗人生活的真实。

　　诗评家和诗人碰到一块，小心翼翼地相互探询，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出路在哪里。在文学所召开的研讨会上，我说什么根本不值得一提，顾城的发言更简单，仍然是白云和海岛。显然，顾城的发言因为缺乏思想深度，没有给专家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诗坛正普遍焦虑，几朵白云解决不了问题。老婆即将临产，我与顾城匆匆告别，答应回去找《月亮和六便士》来读，那天，我见到了谢烨。

　　我没有认真地去找那本书，自然不会找到。对我来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书必须非看不可。当我真正做了父亲，要为生活琐事忙碌的那天起，我就和顾城停止了书信往来。有时传来顾城在北京高校演讲的消息。传递信息者说：“演讲的效果并不好，顾城的眼睛总是望着演讲厅的外面。”演讲效果不好我相信，因为大学生们喜欢让诗人用豪迈与激昂去感召他们，有时还得有一些思想的暴风骤雨，以赢得掌声。这些，顾城肯定不懂也不会。但他那双眼睛望着外面，却是他的天然童心所致。

《安徽文学》（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