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孩子。在我的出生医院附近，有一座藏式白塔。
    五岁以前我是快乐的。后来进了幼儿园就不那么快乐了。
    为了逃脱幼儿园的拘束生活，我没进大班就上了小学。小学原是城郊一座有名的财神庙，有好几个院子，院里有可以在上面跳蹦的老树根和躺倒的石碑。二年级我又进了另一个小学，也是一座老庙，成了操场的庙院，中心一棵绿荫遮天的老槐树，三个同学手拉手都抱不过来。三年级我返回了可以在石碑上跳的小学。但我始终没有快乐起来。因为我必须记那些毫无生气的课文，必须定时和一些爱骂人的同学坐在一起。我是讨厌必须干什么的，再加上酷爱发烧，所以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好学生。
    放学铃一响，我就逃走了，逃到一个被称为“后边”的地方，或是荒凉的城楼上，那里有小鱼或是黄昏时开始爬动的刺猬，草长得比我还高。只要靠近大自然，我就会快乐。
    文化革命袭来的那个夏天，我正在三年级，同学都兴奋起来，老师开始也还高兴，给我们念一段《燕山夜话》，然后怒火万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变成了坏的，老师带头造反，把校长围了起来，校长也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把模范老师修正主义地主分子捉起来。我当然再不用记课文，或者坐在哪个位子上了。
    这个暑假一直放到了数九的冬天。我又转回了城里的老庙小学。头天上学，让我吃了一惊，窗户全都没了玻璃，椅子得靠你自己的腿才可能立住，两个出身好的学生为抢一个缺腿少的椅子掀起了战争，墙破了大洞，门过不去，我就从洞走了出去。
    老师分成了战斗队，另一些被所有战斗队吆喝着摇煤球。同学也都分成了战斗队。又停课了。
    我自顾自地爱上了一门科学——昆虫分类学。它很符合我渺小的志趣。野蜂，各种图案的瓢虫，法布尔的论述……我心里升起了幸福的美感，并且第一次想到了信仰。
    正当我沉醉于抄写拉丁文昆虫学名和做昆虫标本的时候，却忽而又“形势大好”——再一次“复课闹革命”了。这一回革命更加深入，我们的课程成了吃忆苦饭、开斗争会、游行、拉城砖……当我被命令上中学时，我真相信快乐永远失掉了。
    六九年秋，当我听到要全家下放时，竟十分欢喜，想着终于可以自由地到昆虫中去了。卡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火道的村子里，我的欢喜凉了下来，眼前出现的并不是田园和草原，而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直达天际的荒滩……
    在那片荒滩上我游荡了三年。没有上学，也没有去研究“昆虫分类学”。生活把我改造成了放猪和拾柴的爱好者，在圆形的大地上走，在崩裂的河岸上走，去追随风，去寻找绿色……虽然生存是艰难的，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减；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
    七四年夏天，我又回到了北京。进城后，强大的社会之风向我吹来，听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一本普及辩证法的小册子，使我相信世上有真理，而我有责任。出于这种幼稚的责任感，我到一个街道的作坊里，拼命地干起活来，木工、油工、钳工、壮工，都干过，几个月后就入了团。
    七六年的那场震荡，使我的这种献身热望发展到了顶点，真正地感到那种献身之美。我竟然没有卷入到最中心去，之后便迅速冷静下来，一些无情的社会现实，在迫使人思索而不是行动。
    后来，我通过业余学习哲学、美学、心理学和历史，逐步认识到了要振兴民族，光有献身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我们所处时代、社会和整个现实的足够认识，有真才实学，有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创造力。
    我开始了有目的地学习写作。
    七六年以后，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二百首（篇）诗、童话和散文。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人、自己，我要用笔揭示现实，表现理想，为了东方永远像太阳般光辉，为了真善美。

　　　　　　　　　　　　　　　　　　　　　　　　　　　　　　　　　　　　　　　　　　　1981年3月

◎ 文本应约而写，却未得发表。后刊于《映山红》1982年1月号（1月10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