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那个声音，鸟飞走的时候我留在风里，一切忽然不同了，我听见万物在说话，声音轻柔透明；鸟的回旋、水的撞击、花的开放、心的跳动，都因由这个声音。它是公开的，它是秘密的，如同一个女孩在草滩那边割草，你在这边；她回她的村子，你回你的，你们没有说话；但是在夕阳的光雾中，这个声音拨动了一切，麦田里留下很大的影子。
　　就是这个巨大而细碎的美丽的声音，使我开始写诗；在我应答的时候，我便更清楚地听见；有两三年，我每天都擦亮油灯，静默在这天地间大美而无言的声音中，不知不觉就写了一小纸盒诗。那时文化革命是永远的革命，诗当然没有发表的可能。
　　我很庆幸我放猪而不是去上学，这使我和语言有了一种自然的关系。

　　我回到城里，思想陷入混乱。我又看见了那些墙壁。我小时就感到那是死人的灰刷成的，谁最终都会涂在上面。我在长大，时钟在身体里走，白色的灰在生长，我说话的声音难听起来。所有人都说话难听。我看到我一年级的成绩册，老师的评语说：不和大家一起玩儿；极端地爱干净。我坐到楼上，看下边的人叮叮咚咚摇着饭盒吃饭去，我想，听不见话只有声音的时候，人真美好。我想我可以再活一天，死放在明天就不用害怕，我锯木头、拉石灰、说话，不用逃跑，也不用道歉，不怕钟在身体里走，死放在明天，明天钟就会停下。一切都不用害怕。

　　小时候听大人说话听见的只是一片声音就很好听，可是我也说的时候一只大手和善地拍了拍我的脑袋，我听懂了一个句子：“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了，说话原来是有规定的，不是为了高兴和好听。
　　蹬三轮车的时候，我买到了一本罗丹艺术论。后来书就多了。书里的世界很大，走进去的时候可以跑上跑下。书里的人老活着，他们的声音有点奇妙——
　　“死，还是活，这可真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说的。
　　“自由是枷锁。”这是纪伯伦说的。
　　“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说的。
　　“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泽东说的。
　　我这才发现，除了我以外还有历史，它隐在活动的人中间无声无息，它拨动现代像操作木偶，让每一时刻无一遗漏地归为它。
　　因为畏惧说话，我学会了滔滔不绝。

　　我在火车上遇到了我的妻子。
　　我写：我喜欢精致的赞美，像海风喜欢你的头发……
　　语言也像城市一样，越长久就越密集、越窄小。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结婚，出入的小巷八十公分宽；我每天写十几或几十页字，笔划越靠越近，思想越压越紧；我叫了起来。
　　我穿着人的衣服生着人不懂的病。
　　一棵树伐倒了，叶子有些干，树桩还那么新鲜；我在上面坐下来看自己——在油灯下写字，笔划出现的时候我惊奇极了，我沿着它走了下去……我摘来的花都变成了枯草……在洞岩上画下第一个线条之前人是自然的，后来就不是了……我将手掌平平地放在新鲜的树桩上面，一切忽然不一样起来，一个声音轻柔透明，充满了我的身体，天地和我失去了界限，汇入这片清新的光明之中，有一片白色的湖，有一个飘落的花瓣，有一个人开始走路……我想那个时候写诗是从来没想发表的……

　　一九八五年弯弯曲曲的声音把我引到了兴安岭，那儿树差不多砍光了，人也走没了，大片大片的野花长起来，被阳光照得百里都是摇曳的花朵；一只喇叭留在那里，像坚持着讲花听不懂的人间的故事……
　　生命的自然顺序在时间中是混乱的，我做洗牌的工作，从身体潜在的记忆中将它们一张张找出来，放好，理顺，走通，发现它们是一副，全了。这是我做的工作，就像找出一个个散失的零件，装成个电视，找出一个个遗落的音符，配成支乐曲，我清理出原初的自己。天上一日，世上千年。

1987年11月11日讲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