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以诗名世，但诗歌以外的作品也有不凡成就。顾城在诗论、哲学、政治乃至社会学领域均有独到建树，可惜被重视得不够。以前虽有百花文艺出版社《顾城散文选集》等书出版，但多零散，不成体系，文章选择也有不足，北方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顾城文选》弥补了这一缺憾。编者之一江晓敏，积十年之功，主持“顾城之城”网站（gucheng.net），钩陈索隐，整理了顾城在国内外大量的录音资料，也让很多文章首次以全貌出现。
　　《顾城文选·卷一》收录作品大致可分为文论、自述、抒情小品和童话故事四类，体裁涉及到访谈、讲演、书信、随笔多种，其中自述和文论部分占据了绝对的比重，文论部分篇幅尤多，很多自述类散文也不乏诗论的穿插。顾城还有小小说、思想和艺术杂文、叙事散文作品，大约会收录在以下卷目中。
　　顾城认为，中国文化有“漫长而不含任何希望的历史”，其中产生了“平静伟大的艺术”。说中国历史充满绝望，是因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人被类同于刍狗，文化过于成熟而缺少“惊讶”；也是因为道家“无为”一极经常得到强调，“无不为”一极则长期遭忽视，而后者正是泼墨画、大闹天宫、文革的内在根源。
　　顾城对道家引述颇多，但在思想内核上似与佛教更为贴近，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顾城曾引混沌被凿七窍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说明善恶好坏的区分导致了“自然人的死亡”和“文化人的诞生”，这和佛教“分别心”的说法非常相像。艺术产生于分别的瞬间，但也在日益深化的分别过程中充满痛苦、远离天国；朦胧诗的产生来自文革引起的文化空白和外国思想的冲击，因此也是最初分别的瞬间，但席卷而来的西方各类思潮也让朦胧诗“经过火的干渴，在刚刚得到水的时候，又面临着灭顶之灾”；但唯有凭借艺术，“自然人”的恢复才有可能，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这些思想都和佛教的“文字般若”等不无共通之处。
　　通常认为，朦胧诗派是在西方现代派诗歌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文学现象，这种看法未必适合顾城。在顾城文论中，对西方现代派乃至西方文化颇多批判，而且往往切中肯綮。概言之，顾城的思想核心是佛道杂糅的中国文化，又以道教为表，佛教为里。顾城并不避讳谈论自己对佛家的认同——“佛教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佛教了，一切都是你自己。”
　　米兰·昆德拉非常欣赏的一位捷克诗人曾写过一首小诗：“诗人并不创作诗／诗千秋万代一直存在那里／诗人只不过发现它而已”。陆游也曾写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顾城走得更远，看到一首好诗，他会把它当作自己写的，所以他一度读唐诗感到得意非常。在顾城看来，诗歌来自“上天”或者“神明”，所有诗人不过分享了这种上天的声音，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既然诗歌都有共同的来源，也就无所谓作者乃至版权归属。“上天”或“神明”之说似乎语焉不详，但考虑到这不过是生命和自然（区别于自然界）的又一提法，也就不再神秘。顾城把写诗说成“等待那个声音”，或守株待兔者终于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兔子，而神明的通达或天道的下贯也并不以语言为唯一形式。这样看来，顾城的散文作品和诗歌、小说，乃至书法和绘画一样，都同源共生，正如顾城所说“春天到达的地方永远有花朵”。
　　顾城前后期的思想变化颇大，后期尤其对“文化的我”做出很多反思和检讨，读时需细加甄别。《顾城文选》虽然都标明了文章的创作年代，但编排体例尚嫌不够精当，若能像《顾城诗全编》那样以纪年为体例，似乎更加方便和醒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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