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明：从你的诗作中，我感觉到你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如洛尔迦（Lorca）惠特曼（Whitman）等。你喜欢这些外国诗人吗？是通过翻译来念他们的作品吗？

　　顾城：我外文不行，所以只能通过翻译来读外国诗。我爱人懂些英文，有时也译诗，这对我理解外国诗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确如你所说的，我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有一段我天天读他们的诗，把他们的诗带到梦里去，有些诗是一生读不尽的。
　　我喜欢外国诗有一个过程。很小的时候我就读普希金的童话诗《小飞马》；那时我不关心什么是诗，只想多知道些故事，另外再多翻到几页彩色插图。我发现惠特曼时笑了半天，我想他可真会胡言乱语。洛尔迦的诗，我们家也有，放在书柜的最下层，我把它抽出来时，看见封面上画着个死硬的大拳头，我想也没想就把它塞了回去，那个大拳头实在太没趣了。

　　认真开始读外国诗是在十多年后，我先读了些浪漫派的诗，感触不深，我觉得他们有些姿态是做出来的。真正使我震惊的是西班牙和它的那个语系的文学——洛尔迦、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聂鲁达。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精神，这声音震动了我。
　　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朋友说我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明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旗的村庄、月亮和沙土。他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迦，因为他的纯粹。

　　惠特曼和洛尔迦很不相同，他是开放型的，是广大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所以不会在狭窄的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对于他——惠特曼来说，对于他干草一样蓬松的胡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解的，没有年龄的界限，没有什么千万年的存在之谜。那些谜轻巧得像纸团，像移动杯子一样简单——灵魂和肉体是同一的，战绩和琐事、田野和人、步枪子弹和上帝是同一的，生和死是同一的，都是从本体生长出来的草叶。
　　他像造物者一样驱动着它们，在其外又在其中，只要他愿意，随时能从繁杂的物象中走出来，从法规中走出来，向物化的生命显示彼岸。他说：那里是安全的。他说：宇宙自身就是一条大路，为旅行的灵魂安排的大路。他说：你一出生就在这条路上。他说：为了让灵魂前进，一切都让开路……一切具体的东西——艺术、宗教、政府。
　　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
　　我读惠特曼的诗很早，感应却很晚。我是个密封的人。一直到一九八三年的一个早上，痛苦的电流才融化了那层铅皮，我才感到了那个更为巨大的本体——惠特曼。他的声音垂直从空中落下，敲击着我，敲击着我的每时每刻。一百年是不存在的，太平洋是不存在的，只有他——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我，只有他——那个临近的清晰的永恒。我被震倒了，几乎想丢开自己，丢开那个在意象玻璃上磨花的工作。我被震动着，躺着，像琴箱上的木板。整整一天，我听着雨水滴落的声音。

　　那天我没有吃饭，我想：在诗的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许多伟大的行星和恒星，有不同的波，有不同的火焰；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我们困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困在时间中间。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

　　王伟明：除了外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中国古诗吗？请你谈谈对传统的看法。

　　顾城：我喜欢古诗，喜欢刻满花纹的古建筑，喜欢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
　　我就活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不仅喜欢读古诗，而且喜欢摹画一些送给朋友；我不仅喜欢古诗，而且喜欢在落叶中走，去默想它们那种魂天归一的境界；我常闭起眼睛，好像面对着十个太阳，让它们晒热我的血液。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两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
　　学习古诗，历来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悟其神，一种是摹其形。我以为前者是大道；穿越物象才能到达本体，忘其形才能得其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可惜许多死于章句的人并不这样想。他们喜欢研究服装上的纽扣，把外衣当贵宾；他们迷信古律古声，似乎唐诗是靠平仄对仗作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偏见造就了明清以来的大批诗匠，直到现在还有遗风。殊不知至人无法、大象无形，李白屈原又有多大程度上仰仗了格律呢？形式本身只应当是道路，而不应当是墙；伟大灵魂的本身便是最完美诗形式的不断创造者。
　　我以为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继承，创新是对传统的精髓，对传统的生命力的证明；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叠叠开放出来，如同花朵。
　　我有些相信艾略特的说法：传统不是一个单向的流程，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结构；不仅古人使今人存在，而且今人也使古人存在——他们相互吸引、排斥、印证，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可逆式反应，如同天宇间旋转的双星。

　　王伟明：你认为大诗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顾城：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个为爱驱动、与光同在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他无所知又全知，他无所求又尽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尽求所以痛苦。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使他永远临近那个聚变、那个可能的工作——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他主宰的万物之中——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除了这个最重要的自身条件外，无疑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使灵魂生长和显示。需要土壤、音乐、历史、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需要语言，没有一种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的语言，成功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还有些纯客观的条件不仅对于大诗人，而且对于小诗人也适用，就是要有食物，要有安静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他们的工作。

　　王伟明：你曾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去，深为大自然所影响，故你早期的诗，主题多取材于大自然。现在你回到城市，你写的诗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顾城：是的，是有很大变化。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做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
　　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城里有许多好东西，有食物、博物馆、书，有信息，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大平原棕色的注视，没有气流变幻的《生命幻想曲》。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
　　我不习惯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并且写作；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不能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融化古老人类的坩埚，我只有负载着他们前进，希望尽快能走出去。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我老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
　　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1984年11月

◎　王伟明为香港诗人，《诗双月刊》编委。此篇曾作为作者诗选集《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代后记，题为《诗话录》。此次选编题目援引自《顾城散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