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朋友问我：诗歌如何表现现实生活，这条路应该怎么去走？怎么说呢？我走的弯路多得要命，至现在还没有拐回来。其实，从大的角度来讲，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这个问题，而只能接近它。
　　人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所苦苦追求的那种诗的美，诗歌本质的、具有永恒意义的那种光辉和芬芳，于任何人都是未知的，都是无法达到的，我们只有试着去接近它，向那个方向步步走去。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呢？我觉得贝多芬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生活上是非常失败的，最后穷愁潦倒，没有饭吃，甚至连他的书都没有写完；但是对于他的事业，对于向我们所说的艺术方向接近这一点来讲，他们已经做到了最伟大的程度，他用毕生的心血开拓出了最为灿烂的永恒的艺术境界。

　　刚才有的诗友问：如何表现山村教师呢？我觉得作为山村教师，有其独特的位置。在社会中间，他和工人、农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都不一样，他面对的是年轻学生和山村。如何体现这一点？仅仅体现他的社会职能是不够的，就是说，我是个山村教师，我要为山区的建设、为祖国的富强教育好这些孩子，让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光是这样写是不够的。这样写你思想的正确性没人异议，但你却是在重复着他人的观念性的话或思想，这不是诗歌艺术，不是我们的追求。
　　艺术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你才能够去实现它。如果你相信诗有如同宣传表扬稿一样的社会职能，今天是文明礼貌日，就去写如何教育孩子们懂文明，讲礼貌，“文明日”过去了呢，你写的这个东西是否也随着过去了？这个东西和诗歌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呢？
　　这里有个诗的立足点和对象的问题。人类是永恒的，自然万物是不竭的，孩子会长大成人，老人的头发会变白，花朵会开会谢，春天要到来，也就是说，诗歌艺术如果和社会、自然结合起来，建立在一种长久的事物的基础上，那么这个艺术也就长久了，不会过去，哪怕你写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它包含了社会内容、人的心理活动、爱情、历史、人的本质和命运、理想奋斗等等，人们千古传诵着怎会忘记呢？
　　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爱情主题去写一首诗：“我永远爱你，爱你的名字，爱你的呼吸……”这就不能构成一首诗，将会被人们很快地遗忘。这样讲是否有些绝对？不是。诗可以写大的事物，也可以写小的事物，关键在于是你写，你写你看见和感到的，而不是社会公认的观念之下的。你可以去写具象的、具体的、微观的事物，只要是你确有感受的，你就可以让人们也从中能够领略到宏观的永恒的长久的事物，感受到人的命运、人的本质、人的心灵。
　　惠特曼在这个问题上说得非常好：这个自然界有很多宏伟的山川，宽阔的河流，有鱼在游动，有鸟在啼鸣，这么美丽的一切确实值得我们去写，去赞美；但是读者要求的是灵魂和理想的道路，使生命可以到达一个人生不能企及的更广大的世界。说起来似乎有些玄妙和不可思议，但是你如果注意大师们的作品，从中并不难发现这种内涵和意义。这样的诗歌是不朽的。

　　关于新思潮中出现的“自我”。表现“自我”到底有何意义？有些诗友很关心这个问题，并想和我共同探讨。我很高兴。我认为，“自我”不应是诗歌唯一的内容。什么是“自我”，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问题。什么是“我”？——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你”。世界是外观的，皮肤之内的是我，皮肤之外的是世界；皮肤是“我”和世界的边界。你和世界是对立的；人死了，作为“你”这个意识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你就看不到了。
　　再进一步说，思想是我，记忆是我，感情是我。现在国外有种叫“人本心理学”的研究，也正是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读一本马列的书或者康德的书，他的思想进入我的大脑，产生了影响，但是作为我的意识跟外界依旧是对立的，依旧处于一个游离状态。
　　人们说的“意识流”，就是意识的流动，你怎么能意识到你的意识在流动？流动的意识是你，还是意识这个流动的意识是你？好像是我的思想如同河水一样地在流动，但总有一个关注站在河岸上。人在感情最暴怒时，最激动或最温柔时，无论多么忘我时，都永远会感到有一个东西在关注着你。在你做梦的时候梦像屏幕一样展开，在所有的物象当中有一个东西在穿引。这就是说，这个穿引着的、看着这一切的东西不仅关注着外界事物——出现在你梦里的外界事物也是外界事物——而且时刻关注着你的肉体和灵魂、思想和感情。这是科学对大脑神经原的研究过程中最终遇到的难题。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关注意识，意识和潜意识是人的本质。但科学研究的结果认为，潜意识也是可以被关注的，只是层次更深，不容易归结为清晰的概念而已。海明威在中了三百块弹片的时候，他感觉到的不是疼痛，而是生命像一块手绢在轻轻地往外拉“我”，“我”像是浸在水中被轻轻地给提出来。一个人休克了，他感觉到升起来了。当你真正审视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以为是你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外界的、观念的，这些东西好像是我从百货商店拿来又搁置在那的，或是因为别人使用因而也勉强使用使用的，并不是我的，同我其实没有关系。

　　上面讲的是科学对于“我”的一些研究，一些学术范畴的研究。那么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表现“自我”？很简单，肉体有一种冲动，温柔的，阴暗的，兽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社会职能的、一种多层次本能的。为什么要表现？这涉及到你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也许有的人写诗是为了献给他的爱人，希望得到爱，希望被理解；有的人写诗是为了在大庭广众中朗读；有的人写诗仅仅是为了表示我很聪明，想象力敏捷，有很漂亮的语言，人们无法连接起来的排比句我都能完成，这是我智力过人的表现……各有各的表现“自我”的目的。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写诗说明了你表现“自我”的目的。
　　也有一种人是因为在世界上很孤独，很不幸，或者看到他人很不幸需要帮助，看到人和人之间需要一种理解和爱，比如说，你的母亲去世了，这时候你要写一首诗来表达，母亲听不到了，但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听到。这时就可能是灵魂的发现，不是一种炫耀，也不是观念的操纵。
　　外国“浪漫派”诗人表现“自我”曾经有一种强烈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浪漫派”在十九世纪后期走向衰亡。他们的那种表现越来越像是比如健美运动员在台上的表演，扭来扭去，让人看看这块肌肉，那块肌肉，炫耀只有我有，你们没有，以至完全变成了一种姿态。最终连他们自己也忘记了要在诗里说些什么，为什么要长这些肌肉了。这种表现本末倒置，衰亡也就是难免的了。
　　我小时候也有这种虚荣心理，人家说我一句好话，我脸红表示默认，然后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高兴好半天。为什么？我想了很久。所以我觉得更好的提法应该不是“表现”，而是“完成”。完成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有个等待完成的“本身”的，这个本身应该是心灵的。比如人们做了“司母戊”大方鼎，当时它有它的社会功能如记事等等，但是因为它是我国古代人民用诚心去铸造的，那么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毁灭了，铸造它的人都死去了，变成了白骨，方鼎却存在着。它证明着我们民族心灵的伟大，证明着我们人类强大的生命力及纯真的精神，一种热爱、一种对于彼岸亲人的向往；那些毁灭了的东西被写在了历史上，变成了故事，对于我们来说不会有什么更大的意义了，而这些存在下来的东西，瓷器、青铜器、绘画，它们不仅仅因为证实那个社会曾经存在而具有意义，同时以它们比那个时代，甚至比那几代，几十上百代人更长久而具有意义。作为艺术来讲，它成为不朽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用心灵铸造“完成”的自我。

　　有的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心理千百年来没有发生大的变革？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变革？这个问题也是我痛苦思索了很久很久的问题。我们的民族之所以没有在心理上发生大的变革，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国民性的一部分。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贫雇农，一个流氓无产者被杀掉的故事，他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萨特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他说：有一个城市里的人都参加了一次罪行，然后他们都服罪，都说我有罪呀，我有罪；但是每个人对这件事其实都没有负责。为什么？因为说自己有罪的同时已经把自己划到有罪以外去了。
　　一说到我们落后就是人们背熟了的：因为我们的封建制度太长呀，保守呀，李鸿章、慈禧如何如何呀，好像我们站在一个洁净的地方在说它，与己无关。正是这种心理阻碍了民族心理的变革和劣根性的改造。我今天早上看了纪伯伦写的一本书，他说：当你要废除一个暴君的时候，你首先要去废除的是你心里的暴君。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反省。
　　当然国民性的改造不是一夕一朝的事。这需要一个困难的长久的反省过程。我前面讲过，为什么我们落后？中国有个非常美妙的推理：因为封建制度长所以我们落后。为什么封建制度长？因为有孔老二。为什么有孔老二？那就是因为他爹妈生了他。把罪过一古脑儿推到他爹妈身上。实际是封建制度也罢，孔老二也罢——至于孔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后来的一些人太坏了——这套劣根性之所以承袭下来，越来越严重，直到达到了满清这种封建制度最完美最腐朽的状态，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有这种东西。推到孔老二爹妈身上了事，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正要正视，就应该负责，从自身开始做起。鲁迅先生先是信“进化论”的，但他后来发现“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论”在中国根本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发现中国生活在一个铁屋子里，醒着的白搭，睡着的也无须去叫醒他；这个铁屋子是无法打破的。鲁迅先生讲的铁屋子不仅仅是外在的，不仅仅是腐朽的政权，而且是我们心灵中的铁屋子。鲁迅先生讲的全部问题最后几乎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
　　我们民族的血液无疑是伟大的，但也有令人痛苦的一面。改造自身是痛苦的，是最困难的，用什么来改造呢？你要搬走一个桌子，动手就可以了；但你怎么把自己搬走呢？我想这正是我们新文学的使命，路如何走，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发现。

　　诗歌有它独特的价值和不朽的意义，但不是诗高于一切，代替一切；诗什么也代替不了。我们在这里谈诗，到十一点半就得去吃饭。我们说的诗的独特意义是指它属于人类精神领域的非常光辉和微妙的那部分，它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心灵中永远有一个崇高境界。这种崇高感亦是人性本身固有的一种品质，因此只要人存在诗就存在。许多国家消失了，许多社会机构消失了，诗却一直存在着。
　　人从自然中走出来，自然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又构成了自然的一部分，人身上带着深深的自然的烙印，这种微妙的自然之潜意识流动在人们的血液中。人和自然的这种“亲和力”使得不管什么信仰的人都愿意到五台山上去看看，也都会被诗歌的洁净和崇高所感染。

　　有些朋友谈到关于诗歌的地位问题。我觉得大凡事情都有互依又相对的至少两方面的因素。哪两方面呢？我以为一方面是诗歌本身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因素。
　　许多人古诗不读，现代诗不读，有些很好的诗也不去读。我前些时候去上海看青铜器展览，没有人；边上的商店里卖塑料制品反而挤得水泄不通。你说哪个好呢？这是一个很使人痛苦的问题，甚至是本世纪社会性、世界性的问题。有些外国人说本世纪就不是诗的世纪。人们对于爱、追求等等产生了机械的看法，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对诗歌构成了一种排斥。
　　而诗歌本身的因素呢？是诗歌没有诉说人们心灵的东西，与人的心灵无关；那么从功利着想，读诗就不如去读一段社论更明白，就不如去看广告更经济实惠。也就是说，诗歌没有找到它原本的独特领域，于是无法同别的东西去竞争。
　　诗歌本是一块纯洁的美玉，而不应是掺了石头的玉。作为诗人，可能把诗歌抬得有些太高了，小说家不大同意。但我觉得诗应该是这样的。诺贝尔奖金为什么几乎有一半奖给了诗人？它奖的是精神性的东西。
　
　　诗人不必盲目自大，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我看到了电子计算机画的画，电子计算机写的诗，很不错，它押起韵来谁也比不了，我一时痛苦地以为诗歌终会消失的；但当我自省自身之后，我明白，诗是不会消失的，因为人需要诗，人需要属于人的诗，所以诗将永远与人同在，与人的灵魂同在。如果电子计算机也需要诗，那它就是人了。
　　当然机械可以做许多事，比如盖房子、炼钢铁、抄稿子、复印，但它不会有灵魂的创造。
　　瑞典这个国家比较重视诗歌，对诗歌有着特别的看法。瑞典的诗人很傲慢，他们看不起科学家、商人，认为这个世界是被这些人搞坏了的。他们建议去过那种类似田园经济的生活，甚至认为瑞典可以不去理会资本主义物价涨落规律并封闭起来，每一个人去开一块菜园子过日子。有一位瑞典学者很悲哀地对我说：“我们才从树林里走出来几十年，我们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诗人们的这些看法和商人们的另一种看法相互矛盾，但又构成一种平衡。比如，生态学家埋怨生态不平衡，埋怨工厂整天排放大量的污水，但同时，经济发展了，也就有钱去铺草坪，去消除污染了。假如我们只要求一极，就会失去平衡，世界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就造成了一种不平衡。

　　诗歌本身又是涵有信仰因素的；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它的诗也会黯淡。生产力发展了，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将会出现文化的高潮，但不完全是因果关系；马克思也这样认为。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比唐代发达，但我们却无法超越那个时代产生的那些永恒的文化。
　　前些时候到云南去，到少数民族的地方看了看。山下的那些地方已经汉化了，但山里却不然，民族的东西很多。她们喜欢绣花，每个人绣得都不一样，美极了，想象力非常丰富；那个环境给了她们许多自然美的营养。外国人来中国，好多人买中国的原始工艺品，不仅仅是为了猎奇，是想从中找到一种情趣，一种生活，一种气韵。这也正是诗歌求其神的地方。
　　什么是美呢？纪伯伦认为：美是你眼睛瞎了以后看到的，耳朵聋了以后听见的。美不是外观的，而是用心感觉到的。佛教认为，色象阻碍了人，人人心中都有佛，但被色象所迷。惠特曼讲，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说山、说鱼、说树，我们是为了让人找到一条道路。
　　诗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科学语言是单一性的，越精确越好；而诗的语言是多义性的，像一滴墨滴在纸上，向四面洇开，“象外之象”就是这个道理。写诗要克服语言的习惯性和观念性。

　　如何学诗，如何写诗，诗歌之路该如何走呢？说起来不可思议，我最初开始学诗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这个问题，是偶然的不知不觉的有一种机缘使我走到这条路上来的。细细想起来，我学诗的过程大概可以概括为三步：第一步是向自然学习；第二步是向社会学习；第三步则是进入人们心灵世界的领域。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师古人，不如师造化。”说得非常好。自然对于人类有一种召唤；人的幼年时候对世界有一种感觉，长大成人以后就把它忘记了。最早使我感到诗的美感的是什么？最早引起我表现这种美感的愿望，是什么样的？我想了很久，想到了大自然对我童年的召唤，童年对大自然的感受。
　　我五岁时，第一次听到“月光”这个词时，第一次感到了它那清柔的光辉，那个境界。就是这么一个抽象的词，不知唤起多少我对大自然美好的记忆。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感到世界居然对我有如此的魅力，世界是这么广阔、新鲜，好像她要对我说什么，我第一次产生了要写诗的愿望，但是我没有写出来，因为我不懂得诗的语言，只是模糊地写了：“有一个绿色的油漆过的小宝塔，上面的雨水像悬挂着的铃铛一样，精美的小世界在颤动。”①这是我写诗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它却是一个正确的开端，我不知不觉地沿着这条路走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一本没有被抄去的科普读物——《昆虫记》。它给了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信仰和生活的依据，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就是让我热衷了以后好几年的昆虫世界；它让我欣喜地知道，我吃饭睡觉上学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
　　我和同伴到农村去，焦急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等待着那些美丽的小昆虫从洞里爬出来。“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大地上的小花在一心一意地开放着，没有蝴蝶，没有蜜蜂，它们开放着为什么呢？天气暖和起来了，小雨下起来了，小花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在同情地看着我，它们理解我——“野花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撒落路边／它没有秋菊卷曲的金发／也没有牡丹妖艳的容颜／它只是微小的花和瘦弱的叶片／把淡淡的芬芳融进美好的春天／／我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泰戈尔也是这样写诗的，他也喜欢森林，喜欢看落叶、小蘑菇。艾略特说，大自然是诗的语言，讲得非常好。
　　无疑，我学习语言的第一步向自然学习的路是走对了的。天气热起来了，大地被晒得没有一点声响，草干了，叶子垂下了头，知了不唱了，我达到了一种和大自然共融的境界，于是这个时刻来临了——我在沙滩上第一次写下了像诗的文字——《生命幻想曲》。
　　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一步步，／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我被风推着，／向东向西，／太阳消失在暮色里。／／黑夜来了，／我驶进银河的港湾。／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我抛下了／新月——黄金的锚。／／天微明，／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碰击着，／“轰隆隆”——雷鸣电闪！／我到哪里去呵？／宇宙是这样的无边。／／用金黄的麦秸，／织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装好纽扣的车轮，／让时间拖着，／去问候世界。／／车轮滚过／百里香和野菊的草间。／蟋蟀欢迎我，／抖动着琴弦。／我把希望溶进花香，／黑夜像山谷，／白昼像峰巅。／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这首诗虽然很幼稚，但它却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诗，第一次知道了它能给人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信念。这首诗是我师法自然的最好习作。
　　十七岁的时候我回到了城里。我学习绘画，我相信了正统的教学法；方法不对头，所以没有学好。这时我读了一本书叫《浅谈两点论》，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发现世界是可以了解和掌握的，那就是一分为二地去认识世界，我应该走自己的路。进入社会以后，我觉得人生是有价值的。我开始扩大读书的范围，开始读不懂，但慢慢地我读懂了一点。
　　我看到了舒婷的诗，北岛的诗，芒克的诗。我震惊不已，我发现还有人在渴望，在用心灵发出声音。舒婷说：“要有一双肩靠上疲倦的头，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沉重的时候，要使血液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年龄显然不够。”写得很真切。北岛说：“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芒克说：“我所有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我忽然明白，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所有人都需要。
　　我写了首诗叫《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②——
　　平常我们认为这种东西是唯心主义的，就把它推开了。实际上它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力量所在。正因为我们心中有愿望，我们才在墙壁上画下敦煌彩塑，画下了飞天。这些东西唯物世界中没有，但我们画下了。人有美好的愿望世界才会有今天，才会有诗歌。结合到诗歌，这就要求我们用心去发现。不要去狭窄地理解“自我”，“自我”可以理解成“我发现”，就像母亲把手放在你的额上，那一刻只有你才能体会到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欧洲产业革命以后和中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人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体现为从对上帝的膜拜渐而转为对人类自身的信仰，这种信仰很大程度上因凭着对科学的信仰，对物质的信仰。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在一个时期内不断增强着人类掌握世界及至掌握自身命运的自信。但是后来人们终于发现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竟是无依无靠的，人登上月球看到的是一片荒芜，宇宙是“无”，这个时候有了爱因斯坦学说、波尔学说，他们发现在这个“无”的环境中要想建立一种永恒的价值是非常渺茫的。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带来了另一种危机，它迫使人跟着它的节奏去走，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使人也成为它的产品。有一个瑞典朋友对我说，他们已经解决了我们以为最为迫切的吃饭穿衣问题，有一半人不干工作坐在广场上喝酒，国家给他们钱，社会也很同情他们，瑞典的外交大臣月薪为一万九千克朗，最低的雇员为一万三千克朗，交完了税余下的彼此差不多，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了。但是他说他们依旧痛苦。为什么呢？弗洛伊德认为，人有几种层次，不同于其它生物，人有在古老的岩石上画画的愿望、画下自己愿望的愿望，这个愿望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人还渴望一种力量，渴望认识自身，渴望祝福亲人，渴望明亮的彼岸……
　　把生命中最真切的愿望写下来，感动后人，这些东西就会是有价值的，就会是永恒的。

　　有的朋友对诗歌的技巧问题比较关心。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以为技巧有时候是重要的。
　　我最初接触技巧是从读外国诗开始的，中国古代的也读了一些，还有一些浪漫派的。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受到了局限。我读洛尔迦的诗，觉得有很多新奇的东西，字里行间的形象栩栩如生；通过学习我知道这是“通感”的作用。什么是“通感”呢？狭义的通感可以解释为五官对世界的感受通过心理而互相转换、彼此贯通。广义的通感则不限于五官感知在心灵世界的交流，而扩展至一切感知之间的贯通，比如李煜的诗，“春花秋月何时了”，是一个意象一个形象，“往事知多少”，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心理过程，“小楼昨夜又东风”，这是微观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是一个很大的宏观的场景。“通感”揭示了一种诗歌的技巧，那就是，从这个领域随时到达那个领域可以没有过程，这一点和小说不同。从微观进入宏观，从具象进入抽象，通感帮助诗进入物我合一的自由境界。
　　广义的“通感”又引出一个东西，这就是“意识流”——通感的连接。我们说的“意识流”不是单向的、线型的，而是旋转的，浑进的过程。比如江河的一首诗，“风吹着我的头发”，一个直感，下一句“风吹着我们民族黑色的头发”，这时一个意念“民族”，产生了，一个直感“黑色”，产生了，然后“民族”潜伏下来，“黑色”一时成了主意象——“像夜晚一样黑的，像夜晚一样不安的”，最后结合成这样一句诗——“无数战死的灵魂在我的头上萦绕”。
　　技巧是重要的，但它永远不是主要的，如果像分析诗一样地去写诗是很难写成诗的。
　　写诗是“灵感”的过程。“灵感”是什么？按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潜意识的潮水涌上意识的海岸，不明白的东西，忽然明白了。具体到诗歌上来说，就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技巧应该掌握几种，但不应拘泥于技巧，被技巧束缚；最终还应该把技巧忘掉。我觉得古人有些话说得很好——“至人无法，无法有法，乃为至法”，“尽得天下之道而无道，尽得天下之法而无法”。那么如何进入这种诗歌的最佳状态呢？我做过许多努力，但很苦恼，有很长时间突不破，走不出来。前些时候我问一位外国诗人：你如何从一般状态上升到诗歌的最佳状态呢？他回答得很有意思，他说：“诗人要知道每回怎样去写诗，那他的诗将会像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一样，源源不断了。”说得非常好。
　　我反复地读惠特曼的诗。我在一个滴雨的时刻忽然读懂了。我发现，困惑了我许久的，像墙壁一样挡着我的问题，他早就给我解决了。因为他不是在一条路上行走，他是在所有的路上行走的，所以他不需要技巧。他在讴歌灵魂，讴歌自己相信但是未必存在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他写得那么自信；他告诉我，他什么也不依靠——“我在大路上走着，又轻松又愉快，我不再期望星辰，我知道它们的位置十分安适，我不再企求幸福，因为我就是幸福。”他说：“宇宙本身就是一条为了让灵魂前进的大路，在前进的灵魂面前，一切具体的东西都退隐到偏僻的地方去了，一切都让开吧，让灵魂前进。”
　　惠特曼早就告诉给我这个道路了，我以往却视而不见，像一个在玻璃器皿上磨花的小工匠那样，自以为是。老子说：“知不知者上。”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面对诗也是这样，你以为自己写得很美了，联想很奇特了，很聪明了，你反而就看不见诗了。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实际上，求诗，求真理的过程，就是“痛苦——发现——痛苦——再发现”的过程。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如何从我们自身的悲剧中解脱出来，如何能让我们光辉古老的文明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是下一代产生复兴，我觉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是应该去做，去探索的时候了。先人早已在认识我们的世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先人是智慧的。我们是在这样的智慧之后，这样的万物之中，进行我们微小的探索的。我们充满感激，因为先人和自然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并不气馁，因为我们的探索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的传统是伟大的，屈原的精神是伟大的，我们将不懈地取其清澈的内涵，接近自然本源。惠特曼说：“这是大地柔美的性格，这是哲学不能也不愿超过的境界，这是人类的真正母亲。”他讲的是诗，也是人类的灵魂。我们应该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为我们民族自身，为人类全体，为我们能从繁杂的“日常”之中解脱出来，有更高更美好的向往——我们应该找到我们的信仰。
　　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诗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生机，这就是它将要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下去的理由，也是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理由。

1984年8月

◎ 文载山西忻州地区文联所编印的内部刊物《忻州文讯》创刊号（1985年5月）。文后有说明文字：“根据诗人在‘五台山诗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题目是编者加的。”本文刊发后，顾城本人做有笔正。本次编选遵从其笔正。副标题为编者加。
① 这首诗笔留于《无名的小花》集中的写法是这样的：松枝上，／露滴晶光闪亮，／好像绿漆的宝塔，／挂满银铃铛。
② 此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全诗略。全诗见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