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

　　看到你文（写顾城的）第一感是：是完全你写的吗？问得了你的电话，总是没人接听，于是想写这个信给你。又不知你的信箱或函邮地址，既然你的文是公开的，那我也就公开吧。
　　不管是不是你写的，或者多大成分上是你的意思，既然署的你的名字，那我就权当你的文谈了。如果误解，我会纠正。
　　所以以为不是你写的，是因为非常吃惊顾城给你的竟是这个印象，以至我要以为你心怀某种不良之意了。但是我同样不相信那是你的为人，所以才会不以为是你写下的。
　　尽管也不应该指望你对他有多少了解，你们的交往很少，但是不凭以往，就凭你去柏林他乐意让你住在他和谢烨的住处一点，你也没道理这样说话呵。他当然是珍视自己的独立空间的人，乐意让你住下完全是因为拿你当好朋友看的。钱完全不是原因，第一他那时的收入很好，DAAD付他的薪水很不少，第二他从一开始就跟会议管理部门说他不要为你节省下的饭店钱，他说应该给你，他觉得你在国内更需要钱。至于是否给了你，那只有你知道了。
　　说到我和顾城当年去“今天”，那个时候我们用极为可贵的休息日，第一次还是冒着大雪，从万寿路穿过整个北京，辗转找到东四十四条76号中的一个小屋，我们是为了你们在那个年代中的勇敢精神去的，为你们贴在民主墙上的手刻油印诗歌传达出的真诚去的。我们去了很多次，刚开始一到休息日就去，我们两人存下所有的余钱，到了那里就拿出来，为的是我们感到的献身精神。每次去我们肯定要在那里坐上好一会儿。第一次去，记得非常清楚，只有北岛和刘念春在，小屋中间是个煤炉，坐着水壶，绝对没有你。我们去了很多次以后，才见到你，还是北岛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芒克的，你也不是在油印，你从外边进来，抽着烟，就进里间了（里间很小，一个木板架起的床占去多一半地面）。顾城给“今天”他的诗连我都是反对的，原因是那时《诗刊》及若干正式报刊已经向他约稿，一个前程已经清楚可见，家里人都担心给《今天》稿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今天》是地下非法刊物，被警察盯着的呵！但是顾城却坚持，情愿坏掉我们认为的前程。给诗的那天你在不在场就记不准了。他的诗稿交给《今天》时署名就是“古城”，是我给写上去的，我不想让他太冒险。看你的意思是说你给他在《今天》诗专号上登了两首诗，才让他为人所知的？你的想法好奇怪呵！那上面不是“古城”吗？而为人知道的是顾城呵。而且《今天诗专号》都到什么时候了，79年6月还是8月？他的《无名的小花》诗集已经都在《蒲公英》小报上连载完了（自创刊号79年3月1日起）。
　　再说一下杀鸡，你说“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怎么一口气杀，有特异功能吗？鸡不要一只只捉住才能杀吗？因为“狠”就杀鸡？你该是有生活常识的人呵！当时岛政府政策出现变化，限制养鸡在十二只以内，所以限期他们将鸡处理掉，而期限到达时他们只卖出了几十只鸡（买时是成批的，用了海外出版《顾城诗集》的全部稿费。而此时零卖，却只好以低于买时百分之十到四十的价格。岛上有买鸡爱好的人家不多呵），剩下的要求必须杀，或者没收，没收之后也是送屠宰场，用特殊卡车来装鸡起码还要另收他们相当于卖三百多个鸡蛋的钱，不仅如此，还要再加罚款。你说不杀怎么办？杀自己养的鸡是非常伤心的事，整个过程中还真是顾城管抓鸡和拔鸡毛等等，由谢烨辛苦杀的。鸡杀了好歹可以存到邻人的冰柜里，慢慢为生活所用。此前除了杀掉怕打鸣搅扰了邻人的公鸡外，母鸡是不可能被杀的。而尽管那时他们少有肉食，顾城也是基本让出可贵的鸡肉不食的。芒克，你不是吃素的人呵！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你说他“抱头鼠窜”我不信，但是毕竟我不在场。他也是常遇到事的人，从不可能“抱头鼠窜”，他的正气是他为生的根本，这里就少占用些你的时间先不与你就此多说了吧。
　　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不愿为顾城辩解，痛心是全部。但不是斧子就不要说是斧子吧！是人们都偏爱斧子吗？顾城先死的，他要是真有心，又何必？有这样杀人的人吗？警方最后也没有任何物证，唯一的证据是我提供的，就是我说顾城对我说的“我把谢烨打了”。你要是愿意知道更多的细节，就上网看一下我写在九四年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吧。你还说到坟，你这都是哪听来的呀！
　　真不愿意说这些。如果不是朋友转来你的文，我也不会专门去看的。

顾乡
2006年6月19日

附：

顾城（诗人） 

芒克 

　　顾城，生于1956年，祖籍上海，在北京长大，颇有诗名，为“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黑眼睛》、《顾城新诗自选集》等。1993年10月9日在新西兰希基岛自杀。
 
　　他已死于异国他乡。听从那里来的人讲，他的孤坟在一座岛上无人光顾，永远孤零零的，可悲而又荒凉。
　　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心想他若不是心狠手黑举斧去杀妻子谢烨的话，而是自己一头扎进漆黑的大海（假如他仅是自己选择了自杀），那他——诗人顾城好歹也能留下一个美名，甚至百年流芳。
　　说什么，又有何意义？但顾城其人确实曾是我的朋友。我们有过多年的交往，这让我还不得不去说些什么。
　　我和顾城头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初。那一天他姐姐顾乡把他带到了《今天》编辑部，地址是东四十四条76号，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简陋平房，便是当时编辑部的所在地。
　　那天我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他姐姐的身后，他一句话不说，两眼怯生生地盯着我。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姐姐顾乡说明来意，原来顾城是到这儿给《今天》投稿的。我随即把手伸出，顾城便把一大摞诗稿递在我的手里。我翻了翻后又递给北岛。我们对他的诗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留下了。等顾城和他姐姐离开后，我们又忙着印刷。惟有北岛笑着对我说了一句，“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后来我们在《今天》杂志诗歌专号那一期，选了顾城的两首诗发表，并给他换了个名字叫古城。
　　顾城再一次发表诗作是在当时由西城区文化馆办的一份小报上，他曾拿给我看过，是哪几首诗我忘了。从此他开始渐渐小有名气，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一员。
　　从性格上来讲，我这个人和顾城是很难交成好朋友的。我当初认为他这人生性怯懦，并且烟酒不沾。只是后来听杨炼讲，才知他也够狠，他在新西兰时曾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血流成河，绝不是闹着玩的。
　　到了1992年，我们有机会在荷兰一见，并共同参加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届诗歌节以中国诗人为主，我记得还有北岛、杨炼、多多、翟永明和王家新等人参加了，我们还见到了张枣。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一天会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引来了几个好奇的醉醺醺的黑人酒鬼。那几个酒鬼年轻力壮人高马大，他们一把抢下顾城的帽子，互相扔着，开心地戏耍。而顾城则被吓得抱头鼠窜，扎进了人堆里。我真觉得他太丢人了，上前帮他要回帽子，而后又劝他把那顶招事的破玩艺扔掉算了，但他却难以割舍。
　　1993年2月我们又在德国一同参加“柏林艺术节”。顾城当时就住在柏林，他是被德国一个基金会邀请去住一年的中国作家。组委会的人希望我能住在顾城那里，这样我的那笔用在饭店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帮助顾城。我没意见，顾城也愿意，我就在他家住了几天。可这几天却打乱了顾城平日的生活习惯。听谢烨讲，顾城最烦有客人来他家了。他当着客人的面儿还挺客气，可只要客人一走，他总要不满地唠叨几句。我住在他家他也没办法。那几天每天都有一大堆朋友登门拜访，我总不能把他们都拒之门外吧？再说这些朋友个个跟顾城也熟，顾城和谢烨只能热情款待。
　　我们喝酒聊天常常到很晚，顾城总是站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他不喝酒也很少言语，倒也没显出不开心的样子。有时，我劝他喝上一口，他便接过杯子抿一抿。我想这也许是顾城一生中在他家里度过的最热闹的日子了。
　　最热闹之后，等待他的便是最永远的寂寞。因为没过多久，他和谢烨就出事了，俩人死在了新西兰，各自分葬于激流岛。
　　还有许多事和有关的细节我就不想再说了。我只是遗憾又很无奈。多么活生生的两个人啊，这又是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