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前我主要从事的“革命斗争”是不上幼儿园。这斗争又分三个阶段，从观察托儿班到反对幼儿园，到有条件地谈判，事物总是不断地进化。
　　在第一阶段，显然我还太小，头脑不清，现在所能记忆的是跟着我的姐姐上八一厂大院里的托儿班。她进托儿班，我也跟进去了。
　　托儿班在小礼堂的一侧，有绿光闪闪的大杨树。有大字，写得清楚。台阶上门户大开，里面一片乱，有人翻跟头，有人打飞轮，有人拿着积木或站在痰盂边一起撒尿，总之大乱，弄得我有点糊涂，也有点钦佩。待阿姨走过来分胶泥了，娃娃们就都坐了下来，居然是各有座位的。我还没有挂名，当然没有座位，我坚持站在姐姐的座位边上，赶也不走，一个人站着。每人桌前分了一小块胶泥，捏小猪小狗玩儿，我没有，姐姐便分给我一点儿，我也捏。大家捏完了还摆在桌上展览，绕着桌子参观：有长条的蛇，有胖子，还有小饺子。我自然没有参加展览，那块小胶泥还攥在手里，后来就慢慢地干了。
　　由于我的积极参与，“革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妈妈给托儿班缴了费，我也有了一个名字，一把小椅子，一团胶泥。但我马上发现形势不妙：每天要去，去了还不能走；并时有孩子推推搡搡。那就上更高级的幼儿园吧，全托幼儿园。我还不待明白怎么回事，就置身于一个小楼的房子里了。灯光昏暗，有人坐在桌上哭，我哭没哭很难说，反正分了苹果、梨，手里紧紧握着，回到家的时候还在台阶上使劲喊：“婆婆，你看我多胖！”

　　回到家才忽然觉得气氛可爱。父母的屋子里一片阴凉，可以在沙发上跳；婆婆的屋子里有一股神秘的气味，可以找出些小瓷碗来；我们的屋子里，有木板和积木。我在家里转着，接着就上幼儿园，转着，接着又上幼儿园。我慢慢发现幼儿园里的时间特别长，离家很远有六天。每次刚进去的那天都是最悲惨的，离家最远。我在灯影里睡着，想家，想到半夜也不敢上厕所。三个阿姨在炉子边上打毛衣，聊天，她们说着，说着，我就尿了裤子，最后大起胆子来，还是说了，站起来换。
　　接着，我好像升级了，上了正式的中三班，我也进入了五岁。这时忽然民智大开，我看见姐姐站在幼儿园的院子中间转着圈，向四边指着说：“东、西、南、北。”我也就有了点儿地理概念，发现幼儿园离家确实远，要上车开半天，要进城，要先去一个广场，一个学校，放下一些大孩子，再去一个有河的庙门口，这是另一个学校，最后是我们的幼儿园，抵达时一般已是天色昏暗了。上车后就身不由己，等于已经进了幼儿园；于是我的反抗便从上车前开始。
　　我先采取了和平请愿的办法，在每个星期日下午，快要上车的两个小时前，就开始哼哼：“不上幼儿园，不要幼儿园。”接着谈判：“晚去一天，在家里多住一晚上。”妈妈在家一般是有点儿希望的，只要退过了上车时间，那个五点钟，就可以混到第二天了。第二天妈妈便须专门送我，一路上可以多呆一会儿。爹在家就不行了，他不理睬我的请愿，大举平叛，把我一推一搡，点着脑袋往车上送。他点一下，我就走一步，等着他又点，我才又走一步。这是一般的情景。我最害怕的是临近车门的时刻，他将我一抱，双脚立即腾空，跟着就被放在车座上了。那时心里真正绝望，有时就不禁大喊起来。
　　有一次，我太绝望了竟抓了父亲的眼镜往地上摔，大概是摔坏了，他于是将我放在地上开始打，我坐在地上也真的急了，四面大哭，把毛线帽子拽下来远远地丢开，光着头任他打。这时只听四下骚乱，有妈妈的喊声：“不要打他！”好像我隐隐约约还看见了她喊的样子。经过了这次大的平暴，我和我的父亲都退了步，他再也没打过我，我也再没拽过他的眼镜。

　　我依旧回到我的请愿状态，眉目不清地哼哼，来抒发我的反抗情感。后来发现这无济于事，就发明了一句革命口号：必须给我一万块钱和一万斤粮票！这是太高的条件，我知道不可能达到也知道照样要被送进幼儿园，可有一回却让我产生了“成功”的幻觉，将信将疑，且忧且喜，直到幻灭。
　　那天，我首先躲过了五点，躲过了那趟去学校又去幼儿园的班车。接着就和父母拉着手去西单或王府井什么地方，红红绿绿的，我记得还在北海划船，灯影漂在水上，大人都说说笑笑，不提上幼儿园的事，我自然也不提，做出十分坦然的样子，四下乱看，有时还说些傻话，供人取笑。直到天全黑了，我们走到一条小街上，灯远远近近，时明时暗，走着走着心里忽然生出某种不祥来就问：“这是哪呵？”没有回答；我又问：“这是哪呵？”没有回答；我又问：“这是哪呵？”－－我紧紧抓住爸爸妈妈的手，心里害怕起来，忽然看见幼儿园的大门正在左边，上边灯亮着，我“哇”的哭了，接着坐到地上又被送入铁门……
　　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还说，那时候我一直在喊：你必须给我一万斤粮票，一万块钱。

　　不上幼儿园，提条件是体面、有风度的方法，比直接拒绝讲理，是我斗争成熟的标志。但也尴尬，因为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我的妈妈，谁喜欢自己，小孩是天然明白的，知道提出要求的高度是和斗争对象喜欢自己的程度成正比的。但毕竟我心里总怕妈妈太为难，有时会生出不忍来，所以所争取的也就成了晚点儿去幼儿园，错过那辆五点的班车而已。他们说如果在路口等班车，就会有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拉我的手，我的脸就会红，但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真的，要是真的那么有感情的话，我会盼着那辆车来呢。错过那辆车，我可以和妈妈一起坐车进城去，这是很快活的事，可妈妈经常说她累了，还要花钱，我是自私，我心里便不安。想想这还是个公平的交换，这个不安之苦和早去幼儿园之苦基本相等，我不亏不赚。可妈妈当然就全亏了。
　　我们送走姐姐进那个有河的寺庙小学，还可以在黄湖边上站一会儿，看芦苇，我还可以对妈妈说：要早点来接我，星期五最好就来。那时候才真正懂得了时间。有时间就可以呆在家里，有时间就可以放心地去西单，去活鱼食堂，喝最鲜的汤，到动物园里走来走去，看小人儿书和装满彩色糖豆的玻璃小汽车。我要时间，我不要玩具；我总是把妈妈从商店里的玩具柜台边拉走，尽量地拉，我害怕花钱，一花钱好像会失去更多的理由，拿人家的手短，我就得放弃可能得到的时间，就要上幼儿园。我只要时间，和妈妈一起走的时间，哪怕只是在街上走，哪怕走得很累，哪怕不吃包金纸的巧克力。那时候只有一个诱惑可以平衡我的绝望，拿走我的时间，就是小人儿书。妈妈坐在北海的一块石头上，给我讲故事。那是另一种时间，能使我置身其中，忘记一切，最后跟着她走进幼儿园，亲亲她，还在想关公或海的女儿的故事。

　　我开始看书，开始接受这场和平演变。幼儿园的时间越来越长，冬天要用冷水洗脸，晚上起来偷偷跑进活动室转一圈，早上天蒙蒙亮就把衣服和袜子准备好，等着起床。我学会了认那几个字：“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天”，“一二三四……”看日历。日历上有不同的颜色：黑的、淡青的、绿的...... 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真的有颜色，但星期日对我来说同日历上的颜色一样确实是最鲜艳的，星期五开始有希望，星期六早上最明亮，星期六下午坐上班车，开到有寺庙的小学，姐姐就上车来，给我看她做的纸鸟和油印的奖状；这时，我开始幻想：上学。
　　就是这样，我一天天地长大，老师说我六岁了，妈妈问我是上幼儿园大班，还是上小学？我回答说：上学。因此，我没有继续呆在幼儿园里，我的斗争提早地结束了。
　　我并不知道，上学，便就是一个新的绝望的开始。母亲爱我又非要我上幼儿园不可的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的，据说是为了让我从小学会过集体生活。我怎么会知道正是这种集体生活的恐惧使我逃进又逃出，从幼儿园逃进小学，从城里逃到乡下去放了猪，逃进单位，最后又逃得远远的，跑出了国。
　　我到现在还记得最后的一次反抗，母亲带我进城，我实在不愿意上幼儿园，母亲就带我在城里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了一夜（她正在那里开会）。第二天，我依旧僵持着不去幼儿园，这时母亲怒了，天在下雨，她把我撇在街上，大步地走了，走远了，我无法追上，就在绝望中往泥水里一倒，大雨不停地下着，我放声大哭，母亲站住了，我也坐起来，看她迟疑着又要走，我便又往泥里一倒；我们之间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她一走我就一倒，我一倒，她便站住了；最后她还是回来了，满脸都是雨水，我也站起来，紧紧地抱住她。我知道我太没道理了。我跟着母亲走到一个门洞里避雨，我的身上都是泥水，在一级走凹的石台阶上，我站着，拉着母亲的手，我看她穿着灰色的衣服，好看得很；我不再哭了，开始注意周围的景色。有人从阴暗的门洞里出来问我们：怎么了？怎么回事？母亲跟他说：“小孩……”
　　我惭愧地听着，一些大孩子走过来看，他们都背着书包。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是个阴暗宁静的下午，我们就这么站着，站在学校附近的门洞里，等雨停。最后上没上幼儿园我不记得了，只是还记得那个门洞是我日后出入最多的地方，每块砖都认识了，我就是在那儿上的小学。
　　后来长大了，不用母亲带着、父亲推着也会走路了，才一次次地知道了时间，知道路是不能随便走的。

1992年
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