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谈谈关于西方人和东方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区别？）

　　这像个很大的题目，大学也设有专门学科。以我不专业的感受，它们的区别在于，东方讲天，西方讲人。中国哲学是一元的万物浑然一体的哲学，三千年不变；而西方哲学则强调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现实的冲突，是二元的演进的哲学。
　　中国是个过于明白的民族，从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起，他们就意识到了宇宙和他们没有情意上的联系，人不过是宇宙中的偶然现象，无限渺小，知与不知并无异样，结论早就有了，剩下的事只是处理人间的这一小段生活而已，是相互厮杀还是保持平定，有人操心将小人间安稳地保持延续下去，有人则独善其身或依从个性，当然也有人胡作非为，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们从不期待这个世界以外的事情。
　　西方有宗教，将人安排在一个故事中间，有大胡子的宙斯、上帝，有比所有妈妈都慈爱的圣母，大家都像好孩子、坏孩子一样地吵架、打杀、相爱，但始终被上天关注着，最后还有末日审判。尽管也有希腊人、现代人立足在这个故事外边，惊奇或者庄重地触摸万物，他们也许也看到了宇宙，但他们那种认真的期望和绝望，却是西方特有的。

　　（我们欧洲有现代派文学，那么有人说中国现在也在产生现代派文学。在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突然没有什么上帝了，大家都很痛苦，企图在艺术上找到新的出路。中国有没有像西方这样？毛死了，有一种很大的失落？）

　　无论是“上帝死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还是中国伦理学本身腐朽窒息导致的厌倦，都反映在了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上。不同是，外国现代派不管他怎么反对或者嘲笑神学，但他还是有一个神学在，不管说“上帝死了”还是“上帝从不存在”，他始终在说这个事，那种没有上帝之后的难受感摆脱不去；有的人转向东方，想在那一宁静、客观的带有宇宙意识的精神下求得帮助。但是他们的这个缺憾是他们对彼岸的期盼造成的，他们像孩子需要父母一样，需要一个对他们的行为既高高在上又有情有意的真切关注，需要一个对结果的保证，而中国却是此岸即彼岸，那么对于他们的期盼是不是打击更多就难说了。
　　当然中国新近接受了很多西方学说，产生了对传统意识的冲击，甚至产生出了希望。可是这种希望的产生，不是基于一个像是孩子失去了父母这样的深刻的缺憾感，这样一个痛苦，而是基于一种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气息伦理规范的厌倦；它是出于这个厌倦，好像并不是在寻找什么，而仅仅是一个情不自禁，它要对巨大的沉闷发出呼喊。
　　这是我的感觉。它们不太一样。

　　（你现在怎样描述当代中国或者当代中国文学的特点？）

　　没有比回答对当代的看法更困难的问题了，我想。中国有句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敢说我不是此山中人，那么我对此山能看见多少？不过发生了变化是显然的，这种变化有人认为是一种混乱，有人认为是一个希望。作为我个人来讲，有些东西实在不是我喜欢和能理解的。
　　我喜欢一种宁静的，属于人本身、自然本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喧嚣的，带有人世扩张的、征服性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胜利者，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服从了统治和获取成功的规律。

 　　（你说诗现在在中国有作用吗？有或者没有？）

 　　我本来想象诗有一种促进社会心理变革的作用。我觉得一个社会只有政治经济变革，是不会进步的，它会动荡在原点上。不过这基本上是我八三年以前的想法，后来我算是放弃了。
　　但是诗可以唤起人们永恒的生命感，想起生命的愿望，生命间微妙而亲爱的联系以及它们共同的来源，想起生命作为花，作为树，作为鸟的过程。如果人们都能想起，许多的人间纷扰和争夺就会消失。
　　但是我也知道，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只有愿意知道的人才知道，只有心有灵犀、心有痛苦的人，才会想起，这也是诗歌的现实作用何以极其微小的原因吧。
　　人们被现代生活的窗帘挡住了眼睛，已经乐于让窗帘代替窗外的景象了。此时就算是希望来到面前，也会给当成个废物丢掉的。

　　（你们开始发诗，1979年，被称为朦胧诗，这些朦胧诗是不是有一个正名作用？孔子说的正名。以前的语言那么政治化，抽象化，应该由诗来打破它？）

　　朦胧诗也许确实做了这个事情，就是使语言恢复自然生机，成为心灵的表达。政治化的年代里，语言脱离心灵，从属观念，所有人用这种语言思维、交流，就产生了残忍的事情。
　　当人们彼此间丧失了自然人的关系，而全都异化成了观念和观念的关系时，那就如同一件东西跟一件东西一样了。一旦观念判你反动腐朽，那怎么处置你就都不会为过——“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就是那时三岁小孩儿都会嚷的语言呵；那就是怎么处理垃圾就可以怎么处理你呵。这时什么心灵呵，愿望呵，感觉呵，还不待出现，就已经给当成应该被扫除掉的坏东西了。

 　　（你知道一般在中国有多少人看诗歌？）

　　我知道在八二八三年吧，每个大学都有诗社，甚至中学也有，工厂里或者城市没有工作的青年，他们也组织诗社。我个人收到的他们打印的诗集就有几百本。记得有个统计说，全国有这样的诗社一千多个，那么读者我想是数以万计的。他们应该是被朦胧诗的争论、西方诗的翻译介绍、对古典诗歌的唤新认识激励起来的，推动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诗歌潮流。他们不仅自印诗集，而且出现了许多他们自称的流派。“星星”诗歌节的时候，选出了十个最受欢迎的诗人，舒婷、北岛、江河、杨炼都当选了，也有我。据说参加投票的人有六千之多。我和舒婷的诗集卖了六万册，我的诗集去年印出来以后也印了第二次，卖了一万八千册吧。

　　（在丹麦出诗集很难。最好最有名的诗集也就印三百本。）

　　不过丹麦只有五百万人而中国有十亿人。

　　（中国很多人是农民，而丹麦一般人都至少上过中学。）

　　中国是个古老的诗国家，有两三千年的诗歌历史。近几十年语言越来越概念化，突然新诗出现，为人们带来了新语言，以至新鲜的生命感，产生的冲击是很大的。瀑布落差大就反响大。
    你写诗的时候，专门为了自己写，还是为了读者？

　　(我一开始写诗的时候没有读者，也没有想到我会有读者。)

　　我在荒地上走的时候，曾经有一群鸟落在我周围对我叫，它们飞走以后，我的生命中间像是留下了它们的叫声，好像有一种语言诞生了，这时候无论大地还是河流，小花还是树丛，都在对我说话，我就一首首地写起诗来，像是在回答它们。
　　后来进入社会，一个发表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将这些诗拿了出来，那这时候肯定是期望读者的。
    我也一心一意对着人说过话，对亲爱的人说话。
　　我热爱读我诗的人，因为我表达的时候，他们关心了我，很可能还是知音。
　　所以为自己写呢？还是为读者呢？我想也不必硬分吧，只要写的时候是诚实的就足够了。

　　(你现在是比较有名的人，这是不是使你内心有所改变？在中国有那么多人突然知道你的名字，也有让你做顾问这样的事，会不会影响你？)

　　我觉得名声对人没什么好处。就算你的内心无动于衷，它也妨碍你认识人。比如说我们在“星星”诗歌节上，很多人要我们签名，挤过来把门窗都挤掉了；一个人的诗歌被社会化以后他在别人眼里也成了种社会人：成功的、高高在上的、有权力的、不可交往的；我很想有好朋友，随随便便可以说话的朋友，而不是这样拿着笔让你签名的慕名者。
　　我觉得我最初跑到诗里去，原因也可以说是反感名利崇拜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里，一个太阳和一片叶子各有特点，没有高下，它们都是宇宙变幻中的一个现象一个瞬间，都是丰富美丽独一无二的。
　　我希望我没有大名声，但有好朋友。

　　(我们有过垮掉的一代。中国也有红卫兵和更老的一代，还有最老，和最年轻的，你说有没有代与代之间的不理解和反对？)

　　我觉得一个本质的人，他不一定属于哪一代。我们现在读李白或者莎士比亚的诗句，依旧感动。真正的诗是超越年龄、时代的，因为它来自真切的生命，而生命是相通的。如果你的诗只是图释观念，脱离生命的表达，现在写“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你的上代人写“把一切交给党”，那么代和代之间就难免老有反对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毛主席？)

　　我想这是个大题目，让我现在谈是困难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个性光彩的人，当然又是巨大地影响了历史的人。

　　(中国年轻人他们是怎样看的？)

　　这会是人人不同的吧。他是这样一个不凡俗的人，一般人以自己的视点看他，就有些盲人摸象。我有个朋友专门收集毛的画像，每天晚上都看毛。有的人很喜欢他的伟大，有的人欣赏他的个性，更多的人则从给社会造成的得失来评判他的功过。

　　(不能说全好全不好是不是？)

　　我觉得作为绝对的个人来讲，他确实是伟大奇异的。
　　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评判，我觉得跟写诗的关系不大。虽然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

　　(你好像喜欢奇异这个词，你觉得诗、诗人是奇异的不是有用的？)

　　一棵树它只有自身的生长，它想不断地接近太阳，不断不断地把手伸向天空去抚摸温暖的风。问它的用处，那大概应由守林人或者木匠来回答，由画家或者生物分类学家来回答，由森林保护组织来回答。他们各有各的回答，树也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用处。
　　诗的用处也是这样，有人念着它冲锋，有人念着它投降，而诗本身只有一个自身的完美。
　　关于艺术的奇异性，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是唯一的，这使他欣喜也使他恐惧；而死亡由来已久，文化由来已久，爱情由来已久，他又不是唯一的，这使他沮丧又使他并非举目无亲。他在宿命和个人选择之间迟疑不决，终于有一刻他自己成为全部，脱颖而出，个人的奇异性弥漫于人间——他开始了创造，想起了以前所有的生命；这些生命在被想起的刹那成为你的新生。　　　　　　　　　　　　　　　　　　　　　　　　　　　　　　　　　　　　　　　　　　　　　　　　　　　　　　　　　　　　　　　　　　　　　　　　　　　　　　　　　　　　　　　　　　　　　　　　　　　　    正是这种个人的奇异性和创造性使艺术焕发青春。　　　
　　同时艺术生命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这一刹那间的奇异抉择。

　　(很多人现在对中国感兴趣，你怎么看？)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想除了对政治、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好奇之外，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宗教感吧。工业科学的变化使他们失去了人生归宿，上帝没有了怎么办？这就成了他们当代的问题。这时他们略读一点儿中国古典哲学，就会发现中国从来没有上帝，那么中国的个人和社会是以什么方式什么理由存在了数千年之久？恐怕这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让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了吧。

　　(你是否认为西方的制度更能解放人才，使艺术发展得更好？)

　　我猜想西方的制度也埋没了一种人才，就是独裁者。这对于社会生存当然是好事，而从艺术的角度看却也是一个损失吧。

                                                                                                                          1987年6月16日丹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