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来过这里，五年后又来这里，一切正像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人还是人。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自己。今天我想讲一讲这个改变和它在我诗里的表现。
　　我是在文革中开始写诗的，我们可以从电影和书中看到那个时代背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毁灭文化秩序的时代，它以西方的方式消灭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又用中国的方式打退了西方文明，使近代人类史上出现了这么一个罕见的文化空白。我有幸生活在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现代的原始状态中间，我得以开始走我新鲜的道路。

　　一九六九年我离开了北京，在山东昌邑县的一片土地上放猪。那里人很少，只有大片荒凉的白色碱地，也没有很多草。我在天地中间，感觉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什么也没有，天地间只有我。我知道我是非常渺小的，像昆虫和草一样微不足道，可是我的心并非草木石头。在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感觉就醒来了，在我的心中升起。
　　一条细线在天际飘动，渐渐成为一群鸟向我飞来，它们飞到我头顶上的时候，并没有过去，而是降落了下来。在我周围成千的鸟儿对我叫着，我感到一种激动。很多很多眼睛看着我，它们都看我；也许因为我不是它们，我不是一个鸟，是一个人，它们感到奇怪；我却有一种快乐，一种想说话的愿望，我想回答它们，回答它们的叫声。我觉得它们在用它们的语言召唤我，但是我不懂，我说不出和它们一样的话来。后来鸟飞走了，本来安安静静、永远不变的土地，忽然像张白纸那样飘动了一下。
　　它们走了，那个瞬间，人世间的“五音”——“五音使人聋”的“五音”将我绝然于外，这时我听见了另外的一种声音——天、地宇宙万物在轻柔地对话。它们做着手势，它们之间流动着相知和默契，草因此生长，开出花朵，鸟因此飞来又飞去。这是自然毫无遮掩的秘密。而“五色使人盲”，我一直就没有看见。我拿起笔找到一些字，开始写诗。
　　将近十五岁的一个夏天，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写下了这个声音，就是一九七一年我写的《生命幻想曲》。我在这首诗中写：“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没有任何目的，我在这自然的天地里，在水里，光把我一点点晒黑。
　　那个夏天，我在潍河岸边，我感到我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音响，就像在钢琴的琴键上行走一样。我累了就躺下来，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天上睡觉；它睡着了就慢慢降落，在接近河水的地方，被自己的影子惊醒。这时皮肤已不再是我同世界的界限，我感到了另一重我——远处的树林在响，就像是我的手在抚动，河水在流淌中轻轻冲击沙地、冲撞粘土的河岸，就像我的手抚摸着我的膝盖——我像阳光一样在大地上行走，宁静如云。作为一个人的恐惧、害怕、矛盾都没有了——像是我要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所以一切正在开始。
　　我说：“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我说：“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 ／我的生命”。在我成为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就成为了我，这声音就是我的语言。
　　这是个很好的自然生命的感觉，这是人在年轻的时候，生命幻化出的梦想、光明和花朵。

　　但这个光明并不能在时间中持续下去。十七岁回到北京城里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危险。我说：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我说：在一片淡漠的烟中，我继续讲绿色的故事。这时候我要开始对人说话了，我遇到了困难。鸟说话从来是自然地鸣叫，而人说话则是要遵循规则的，所谓语言的法则。
　　语言使用规则，便于传导实用信息——我们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内做什么事——传达给一万个人不能出现不同的解释。规则形成于多次语言传导尝试，而过程中最初的新鲜思路也就逐渐固化成了观念。这时再要想用语言表达你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写诗的时候，就会障碍重重。规则不能总是帮助你，它还会使你误入歧途。
　　人进到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的时候，呼吸和心跳都会发生变化，使人在选字和排列字的时候与平时不同，这种自然的表达，它和克守语言规则并存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缺乏精神默契的时候，这种自然的表达和传导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就突现出来。这也是人的本性和世界的矛盾，生命和生活的矛盾。
　　我在这种矛盾之中，我无法对人说话，可我必须说话，并且生活。我开始读书，我躺在一个顶楼上读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慢慢开始有书了，我是在做木匠的空隙中开始读书的，我感到了一种亲切。尽管在现实中间人和人难以对话，但是在书里我却看到了别人的故事、生活和他们要说的话。李贺说：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那时我十九。
　　后来又读洛尔迦的诗，他说：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最后当哑孩子找到了他的声音，却穿上了蟋蟀的衣裳，变成了昆虫。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变化一下，哪怕变成一只昆虫，我要找到我的声音，说自己的话。后来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反复过程。

　　当时西方文化在大陆解禁，造成了一个时尚，冲击力很强，叫“寻找自我”。我当时也陷入到这个思想逻辑漩涡中去了。那时候中国很流行J·S·艾略特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这话并没有错，但是对于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我寻找属于我的声音，我同时想对人说话；这竟然是一个悖论。
　　在最绝望的时候我放弃了对别人说话的企图。因为我的话说出去，别人赞成，可赞成的并不是我，并不是我以为传达出去的意思；别人不赞成的，也只是他们想象的我，是扭歪了的我的表达。
　　我在一首诗中写：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一个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决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说：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有看见过它／也不可能／但知道她很美／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她／而熄灭的心。
　　那时候我觉得艺术精神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想要的，而现实的世界不是我想要的，我把它们分裂开来了。在这首诗最后我写：最后在纸角上／我还要画下一个树熊／它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在我写了《生命幻想曲》十年以后，一九八一年，我好像看见了自己。我看见自己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像树熊那样，坐在澳洲的树枝上，安静地放弃了一切希望。但是那时我并没有放弃我，我说：我任性，……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并不放弃我对这个世界的愿望和热爱，虽然我知道实现它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活得都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所有幻想在这个世界上的实现，都会变异，复又成为黯淡现实的一部分而远离幻想。这十分荒谬。这也就是唐•吉诃德出门游侠的滑稽故事。

　　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我开始理解到东方哲学的另外一面，即所谓的“无为”之变——“无不为”。当人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什么都做。万般皆可。这是中国式的自由。这时我忽然看见了毛泽东所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毛泽东的历史像一部中国小说史。中国有一部流传最广的书叫《水浒传》，说的是一些英雄好汉，占山为王，不管外边的世界。他们按自己的逻辑生活，“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成为他们面对世界的一个骄傲。他们是强盗也是理想主义者。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做的事和这部书非常相像。他们跑到一座山上去，实行和实现自己的逻辑和理想，抵抗外边的世界，实际上他们实现着墨子的理想，兼爱、平均，大家都是朋友、兄弟，彼此热爱互助，没有亲疏尊卑，不以亲亲为亲亲。毛泽东的第二章是《三国演义》——这个革命故事很快就变成了政治角力：毛泽东扩展了他的政党和军队，和国民党斗争、和日本斗争，与苏联和美国斗争，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建立了稳固强大的国家，他还要干什么呢？过日子吗？不。毛泽东是个天生不安分的人，他喜欢变化：“天翻地覆慨而慷”，“鲲鹏展翅九万里”，“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都是他的名言和诗。他不太能接受稳定、现实的国家，这与他性情不和。在他要推翻强权统治、在他要和西方做斗争的时候，他激情焕发，和共产党，和人民是一致的，他代表了他们。但是，国家建立以后，他成了统治者，他的性格和他的政党就发生了分裂。他喜欢奇迹般的变化，他不喜欢现实实利的生活秩序。我们常常是从社会的规律和经济的规律上来推想历史，其实某个个性表现的未知因素在许多关键时刻起着重大的作用。大跃进的起因和结束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五九年吃了两块窝头（参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写了些毛笔字，看了一些禅宗的书，他特别喜欢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又看了《西游记》，接着他就进入第三章，“金猴奋起千钧棒”大闹了一场。他这一场大闹，除了部分的政治原因外，纯粹属于他个人性情爱好的性质；他就喜欢这个“乱”，“不周山下红旗乱”越乱越好。当他把一个令他厌倦的秩序毁灭的时候，也许他有一种快感。他是一个天生的破坏者。在文革中有一个镜头给我印象很深，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红卫兵波澜壮阔，高呼万岁。他先是对他们笑，但是当红卫兵停下来把万岁一直喊下去的时候，他摘下帽子向下挥了挥，又挥了挥，脸上露出一个像赶苍蝇似的表情。我觉得他当时的这个表情是真实的，他对于他这个统治已经厌倦。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展览品。他说：我不做傀儡，要当真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道家意识这么强的人得到政权，成为开国皇帝；也很少有一个皇帝这样说：“我是一个孤僧，打把破伞漫游人间。”晚年他的思想越来越接近《红楼梦》，经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喜欢跟外国人说话。他曾经像说一个秘密似的告诉他的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表情甜蜜而开心。他感觉到了他的死亡、生命的衰竭。当杨振宁说一切都要消失的时候，比如一个基本粒子要湮灭在虚无之中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无和有是相对一体的”。但是在中国人要过自己循环不已的生活的时候，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哪去？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条虚无的道路。他说：一万年后我们都很可笑。

　　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中国人，也理解了我生长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一个唱《好了歌》的癞头和尚，领走了一群顽童。
　　有时候，我感到这种血液在我的生命里起着可怕的作用，虽然我并不想用别人的生活做一个游戏，但我确实感到我在用自己做一个游戏。我建筑自己的理想又把它推倒。我在一首诗中说：“我拿杯子给你”，小心地递给你，但是突然“钟响了”，“下班”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职务结束了，我把杯子丢掉——“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危险的碎片／让红眼睛的上帝和老板们去慢慢打扫。”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开始做一种新的梦。我梦见了一个叫做“布林”的，无法无天的精灵，有一个《档案》记载了他做的事情，它有点像一个现代的孙悟空。这个档案的第一页记载着布林最早的事情叫《布林的出生及出国》：
（朗诵《布林的出生及出国》）

　　布林生下来时／蜘蛛正在开会／那是危险的舞会，在半空中／乐曲也不好听／布林哭了／哭出的全是口号／糟糕！赞美诗可没那么响亮／接着他又笑了／笑得极合尺寸／像一个真正的竞选总统／于是，母马认为他长大了／他一迈步就跨出了摇篮／用一张干羊皮／作了公文包／里面包着一大堆／高度机密的尿布／他开始到政府大厦去上班／／在那里／可没有舞会／部长级罢工委员会／正在进行选举／在香烟纸上写满名字／写满了，就做个鬼脸／这时布林来了／从马棚走进会议大厅／严肃得像一块黑色大理石／他站住，伸出一个手指／上边绕着铜喇叭的线圈／他说：面包／哇哇，所有乌鸦都落在桌上／“是的，面包／这是民族必备的骄傲／必须，明白了吗？／不能加鸡蛋，面包万岁！／打倒一切做蛋糕的阴谋！”／所有的人和树叶／都鼓掌了／为了加强感动／在遥远的地方还放了录音／每位猪的嘴上／都用钢笔画出了一种微笑／可惜这种工艺／现在已经失传／／布林发表完演说／就按原计划出国／花了三颗星星眨眼的时间／才到达港口／他可真不容易／用胶鞋换了个潜艇／一切都非常顺利／布林潜到了公海／碰到了，不！不是鲸鱼／是圣玛利亚钓鱼的钩针／圣玛利亚拉不动／就知道是布林／于是，她就光着脚／开始在公海上飞跑／一个钩针／拉着用胶鞋换来的潜艇／她整整跑了两个星期／布林浮上来呼吸空气／又饿得沉进深海／玛利亚呢，自然早见到了上帝／奔跑结束了／又过了两个世纪／饥饿的请愿才得到缓和／又饿死了两对袜子／一本诗集，和一个螺丝

　　生命本身有一种能量，不知道是神或者魔鬼，还是魄，也许他们混在一起折磨着我。有的时候生命一片光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在那种时候写：前边很亮／前边是没有的／有时能听见叮叮咚咚的雪片。有的时候生命非常美好，但有的时候却非常可怕。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统一。最可怕的不是上帝或魔鬼，而是处在中间的一种思辨状态——没有力量，也不能安宁；没有目的，也不能自由。一切都变成了观念、分析。人被它使用的工具使用着。

　　一九八五年我感到我几乎成了公共汽车，所有时尚的观念、书、思想都挤进我的脑子里。我的脑子一直在走，无法停止。东方也罢，西方也罢，百年千年的文化乱作一团。在中国大陆开禁以后，我就不由自主地在这个旋涡中转，最后竟达到了一个疯狂的境地，我打碎了一些东西，超过了极限，我忽然又聋了，又听见一种声音，这一回不是鸟的声音，也不是天的声音，而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危险的声音。这声音到来的时候，我和这个世界的一切关系都瓦解了，我处在一个明亮的疯癫状态。就在我开始放弃自己的时候，那句话如期到来，我在梦里听到了它：“整个下午都是风季……你是水池中唯一越出的水滴／一／滴”——我终于像一滴水那样安静了下来，我和这个世界的冲突结束了。
　　我和这个世界对抗的时候，就像一个小虫子在瓶子里碰撞，就像孙悟空被扣在一个钹里，不断想逃走，他一会儿放大自己，一会又缩小自己，用一个小针钻洞……它用了各种方法，但是都逃不走。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的矛盾，因为逃走的努力本身就属于这个瓶子，属于这个钹。
　　人不能创造自己，他只能观看——我没有办法对抗现实，我就依靠我的梦想；我没有办法改变世界，我就依靠文化；我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间实现自己，我就想到历史；这些都不错，但是我却依靠着我以外的东西，就像依靠着一根拐杖，当这个支持物崩塌的时候，我就跟着倒下去。我所抓住的一切都在崩溃，这就是一个价值崩溃的时代。《滴的里滴》就是这个崩塌和解脱出崩塌的声音——
（朗诵《滴的里滴》）

　　　   ·
　　　　本来　你可以过去
　　　　　　拍拍手
　　　　　　走过草地

　　　　树一个劲冒叶子
　　　　你一个劲说话
　　　　叶子
　　　　　你留着开机器
　　　　一个劲冒冒　冒进烟里

　　　　  ∶
　　　　远远的看是桶倒了
　　　　　　　滴
　　　　　　好多精细的鱼
　　　　　　在空中跳舞

　　　　　　滴的里滴

　　　　鱼把树带到空中
　　　　　　　　　　　　滴
　　　　鱼把树带到空
　　　　　　　　　中
　　　　　　　　　棕色的腿耸在空
　　　　　　　　　　　　　　　中

　　　　　∴
　　　　滴的里滴

　　　　　　树一个劲放烟　　开机器
　　　　　　　　　　　　树
　　　　　　　　　　　　倒了
　　　　　　　　　　　　放鱼

　　　　滴滴
　　　　　　拍拍桶拍拍桶找出钱来

　　　　你　一条条撕　一条条
　　　　　直到露出水晶鼻子

　　　　 ∷
　　　　里滴　里滴

　　　　　　转转机露出水晶鼻子
　　　　　　一条冒烟鱼

　　　　五只脚伸过来看我　看你
　　　　　　把它看回去
　　　　　　把它看回去
　　　　　　把它
　　　　　　　　　放回去

　           . .
              ∴

           滴　　　滴
　　　　　远远的看是桶倒了
　　　　　机器开鱼
　　　　　一条白色的鱼
　　　　　放鱼盘子
　　　　　缓缓慢慢　跳
　　　　　　　　　　进
　　　　　　　　傍晚的水里

　　　　　把它看回去

　　　　  ..
         ∷　
　　　　拍拍桶　找出钱　币
　　　　　　　　　　傍晚的鱼

　　　　水清花花的下去了

　　　　下边　车站　移房子
　　　　撕
　　　　　　鼻子

　　　　之后处理　爬到树上的岗哨
　　　　　　　　　　　　　　　　滴

　　　　　···

           .

         ··· 　　　　

           脚伸过去　里
　　　　　　　　　　看
　　　　　　　　　　鱼
　　　　　　　　　　锅里
　　　　　　　　　　雨

　　　　整个下午都是风季

　　　　　　盘子讲话　盘子
　　　　　　　　　　　盘子
　　　　　　　　　　　盘子

　　　　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
　　　　　　　　　　一
　　　　　　　　　　滴

　　　　　　　门开着门总在轻轻摇晃

　　这是一个心理的崩溃，也是一个现实的崩溃。人一直在回避和迎接这个崩溃。这崩溃的危险在我的心里，就像"□□"的一声枪响，就像“八·一八”那一天，我走在街上，所有街道的名字就都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各行其是。过去消失了，此刻是未知。
　　在这整个的过程里我所能够明白的，是那个声音告诉我的：“整个下午都是风季”。这个世界是一个刮风的地方，这个时代是一个刮风的季节。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世界离我远了——我从来就不在瓶子里，是瓶子告诉我，我在瓶子里，是世界告诉我，我属于世界。我说我不属于它的时候，我并没有离开它，因为我一直靠着它的思想和方法强调这一点。而此时世界远了，我听见盘子讲话，在说：盘子，盘子，盘子；国家讲话：国家，国家，国家；政治讲话：政治，政治，政治；艺术讲话：艺术，艺术，艺术；诗人讲话：诗人，诗人，诗人——都远了。——“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这危险的声音“里滴”变成了一滴水，就这么简单——“一／滴／／门开着／门在轻轻摇晃”。

　　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了中国，首先到了欧洲，心情依旧不佳。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我闭着眼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邀请我来的教授问：为什么要到外边来？我说：我想种地，我想有一块土地，悄悄地度过一生。
　　中国文化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隐性的一面在自然中间，它不断给显性文化提供着营养，提供着一种安宁的哲学观照，使人能够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而从容不迫。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安源于这个世界的本身。李白、苏轼都有做和尚的朋友，王维、寒山、曹雪芹本身就显隐不定，更有大量许由之类的人，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在现代中国，隐性文化的一面，几乎消失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用它严密的统治，和有限的现代技术，摧毁了所有村社，摧毁了人们的自然生活、寺庙和桃花源般的理想诗境。中国文化失去了它寂静的核心、它的根。人也离开了他的传统生活和自然情味，开始妄想妄动，就像离开水的鱼那样盲目。这是我难以承受的。满街都是茫然的人，一阵风就能吹起所有尘土。
　　为了找一片自己的土地，一个树林里的家，我选择了新西兰。我在离奥克兰不远的一个小岛上找到了我需要的地方。那是一片原始丛林，一间老房子。岛上的居民不多，有欧洲人，也有毛利人，在没有人的地方有羊。到达那个小岛的第一天，我对我的妻子说：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准备过这样的生活，现在我终于跨过了这个倒霉的世界，到了我要到的地方，我的生活开始了。
 　　那时我对自然有一种信仰，我对我的自性也有一种信仰。我觉得到了自然之中我就不再会有许多妄想，我的生命的自然美就会显现出来，就像我在诗中说：“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是一种想象。自然并不美好，自然中间有老鼠、跳蚤，并不是我们度假时候所看到的自然。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现代文明的情况下，你必须一天到晚和自然做斗争。自然是一些吃来吃去的嘴巴。这些都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在自然之中，我发现我的本性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属于天的，或者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是盲目的，它就像蚂蚁一样到处乱爬，像章鱼一样舞手舞脚，它停不下来。我的思想也并没有停下来，思想只是一个借口，当我说“我不要”的时候，我的本性、魂魄依旧在活动，在折磨我，我必须找到一个形式来抵消它。那时候我真理解了中国的一句家常话：过日子。就是你要把这日子过下去，要不然你就过不得了，就卡住了。所以在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还得有一个过日子的方法。甚至死亡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那个时候没到你也选择不了。有的时候我就像发疯一样在这个岛上快走，我停不下来，也不想吃饭，精神大得不得了。最后没有办法，我找了块大石头抱在怀里，才能慢下来走回家。那真是个绝望的时候，因为我把最后的幻想放在这上面，而这上面什么也没有。本来无一物，明镜亦非台。菩提本无树，我第一次心如死灰。我对自己说：你爱干嘛干嘛，能活就活，能死就死，我只是把这种能量释放出去。我从我那小小的山坡地上挖出一根钢钎，又去买了一把大锤，每天打石头。一块块打裂之后，把它们搬下山。我在山坡上筑了一条滚石道，一直在想的事情是怎么撬动石头，怎么搬运，再怎么一块块对起来垒成墙。当时我还在大学里做一些工作，除此以外，我就在家种地弄石头。我最大的遗憾是错过了鲁滨逊的时代，在鲁滨逊的小岛上没有银行，而我那里的地都是有主人的，我不是毛利人。所以我必须在对付完社会以后再对付自然。
　　打下的每块石头都不一样，开始要费很大的力气，要集中精力，才能把它们放好砌齐。可是慢慢的就没有感觉了，睁开眼就往山上跑，累了就下来。我觉得时间好像离开了我，我没有时间观念了。一睁眼天就亮了，一闭眼天就黑了，也没有季节，只有雨季和旱季。有一天我看见钢钎和石缝之间迸出火花来，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山影在傍晚重叠起来，树上一只黑色的鸟停在很大的月亮里，边上的大树已经开满鲜花；多少天里我竟没有注意到它。
　　我像一个婴儿那样醒来了。长久以来，我不知不觉中把我的思想、把我自己全都忘记了，忽然醒了，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新鲜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才发现一切都非常的美。

　　我看不见这世界是因为我的心像波动的水一样，当我的心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它就映出了这一切。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我看见了它们。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固执，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生命中间最美好的那一刻，无论是爱情还是革命。我曾经热衷于革命，甚至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些使我感觉到的是人的那种真切、纯粹。我喜欢林黛玉，也喜欢李逵，喜欢他们那种真切的性情。但是当我说“真美啊！”的时候，它们不会停留下来，它们就消散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消散。歌德写的《浮士德》最后一句说：真美啊，你留下来吧！一切就都结束了。当你摘采这朵花的时候，她就枯萎了；即使你能变成一朵花，春天生长开放，秋天也要枯萎；人有生必有死。常有是不自然的。我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个人，像一只昆虫，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
　　有一年我在世界上旅行，那一年非常巧，我一直走在春天里，没有秋天；在我走到的所有地方都有花朵。西方有一句话说：上帝不居住在任何地方，这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中国也有一句话叫：无所驻处是真心。春天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花朵会枯萎；但是在春天到达的地方，永远有花朵。在我放弃了自己的时候，我忽然就自由了，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自然而然。
　　这个自然并不是自然界，不是树林，不是一个“有”的观念。这个“自”说的是自己，万物都有它的自己；“然”在中国古文中作同意讲。“然否”“然”，就是“这样”。这是个非常平静的同意的态度：我同意我是这样的，我并不要求超乎于我的东西。就像惠特曼说的那样：从此我再不要求幸福／我就是幸福／我再不仰望那些星星／我知道它们的位置十分合适。中国的禅语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一切自有它们的归宿、来源和本性，性命相合，各归其所。如果硬将不同的事情搅在一起，将云和水搅在一起，或者用市俗功利要求诗歌，就会造成混乱。
　　现代人预设的自己已经不再是他本身，而是一个社会观念的产物。他不愿放弃这个观念，本性又是不可改造的，所以就陷入了悖论。只要你不放弃那个矛盾的前提，任何解决悖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当你明晰了这一点之后：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凯撒的还给凯撒。一切各归其所，悖论便没有了。中国的无我和空灵之境，并非只是无，而是可有可无，无我，无不我；万物万象，应运而生，应命而结。

　　当灵感到来的时候，我像一道春风通过的走廊，在另一端生出花朵、生出诗和语言。我说：在花开的时候你给我苹果。我说：远远地看／只有这一片是红的／十五只鸟在路上飞／飞过，飞不走了。那些鸟在路上飞，飞过，飞不走——永远留在了你的心里。
　　我开始细读我的生活，我发现一切并没有失去，所有生活都没有失去；在你离开自己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自己全部的生活。中国古代唐诗的神韵皆出于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是红豆使你想起了南国，还是红豆诞生了南国？是南国中生长着红豆，还是红豆中生长出了南国？这些在中国古诗里是不分的。为什么不分？因为没有一个“我”的概念的阻隔，更没有“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公共视点。你只是一个“看”，万物皆异皆同；你是左手也是右手，你是南国也是红豆。这好像是一个玄奥的道理，但其实非常简单。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哲学，其实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没有预设的哲学，不仅不预设希望，也不预设末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神呵，你为什么抛弃了我！他要这个许诺。当你不要的时候，当你忘记这个预设的时候，你便成为了自然本身。
　　我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你讲的自然、自然界是有区别的，你能不能再具体讲讲这种观念上的区别？

　　答：西方的“自然”和东方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是有区别的。我们中国人现在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看法，自然就是树林，就是自然界，花鸟虫鱼、风花雪月，这个是自然；我们人则是另外一部分，是属社会的。这个看法呢，就是把这个事物分割开来看了，是西方式的；《圣经》便是将人同万物自然分开的，说上帝把这整个的自然交给了人管理。
      古老的中国不是这样的想法，像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这个“自然”肯定不是树林，它不仅比树林大，比地大，比天大，甚至比“道”，也就是万物存灭规律还大，“道”亦由它隐现；这里人不仅是最小的，而且是其中的。
      这个自然既是一切之法，也就无处不在，那么我觉得在一个人的话，就显现为一种自然的心境，即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呢，就不会有所谓的“丧失自我”“寻求自我”的问题，“自”即完满，没有“我”的分裂。“我”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观念产物，是人为造出来与自然相对的。没有了这个相对，就没有了“自我”的“丧失”和“寻求”。
      西方式的所谓征服自然或者保护自然，都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看的，这是一个科学分析的方法，给自然一个“自然界”的定义，但不可混同于东方式的自然。

　　问：你那个《滴的里滴》听起来没头绪呵，什么意思呢？

    答：刚刚开始所谓“朦胧诗”的时候，有人问过我说，哎，你诗里那个“花”是指谁的？邓小平吗？当时的“审美”就是已经“功用化”成了这样，一首诗出来，一般会想，这是赞美什么的？反对什么的？
    这个《滴的里滴》，我现在来试着理性分析一下，尽管写的当时是完全感性的。
    诗的刚开始呢，显然处在一种很正常的语言状态是吧：“本来，你可以过去，拍拍手，走过草地”，这是完全的中国口语，可是这里的形象状态却不是正常的，为什么“过去”、“拍手”？都是未知的。这个未知便显示了一个预兆。
    接着：“树一个劲冒叶子；你一个劲说话”，这更有些异常也更进一步预示什么；这个时候，忽然一个大的声音：“叶子！”
    顿时，这个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呀，就发生了断裂；于是这个“滴——”“滴的里滴”的声音就出现了。
    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声音，这个世界上现有的一切手段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一举控制它；它于是无顾忌地穿行而过，破坏着一个个的即成存在；这个世界也全力以赴决心制住它。
    在这样的控制与不受控制的较量中间，它们的冲突就达到了高潮。我们听莫扎特的音乐，其实也有这个情形，它一方面很正常的，一步步的旋律、音乐，同时不时地有一个东西“得……滴……”一直在变，几乎是在戏弄这一步步有条不紊行进着的音乐。这个“滴的里滴”便也相似，每次以为把它灭掉了的时候，它忽然又出现了，“里滴里滴里滴”，又从“机器”那里冒出来了……
    最后这个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就进入崩溃；崩溃以后就发生分离；“滴的里滴”“里滴”“滴——滴”，这个声音就变成了一滴水；那个原本的世界，也复归安静——“门开着，门在轻轻地摇晃”……忽然就和谐了。这个和谐几乎是一种近乎死亡的和谐，也是一种解脱的和谐。

　　问：你这个语言，也太离谱了呵？

　　答：我们现实的语言呵，的确是限制性的，是有“交通规则”的——你走我停，我走你停，有着这样的语法关系。
  　但是还有一种语言是无法无天的，完全自由。哭、笑，这哪个民族都懂；连一个动物，它的叫声，我们都能听到悲伤或是快乐。中国古代，有一种“啸”，也算是一种表达的准语言。
    实际上，这两种语言是可以达到和谐的。在我这《滴的里滴》里表现的是冲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唐诗里边表现的就是和谐。唐诗你读起来，就像呼吸和风一样——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它这个声音完全就是很舒服的一个自然的声音。我觉得诗之为诗，就在于这个自然的声音和气息成为了主要的部分。就是说是这自然的气息、自然的风的吹动，使文字飘舞生长为诗。

　　问：这诗是让你读，如果别人读会不会有一个改变？

　　答：我刚来开会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说这个王国维呀，将这个叔本华都给翻译错了。但是我说呢，他的翻译，精神没错。这怎么讲？我是说他们有共同的精神。这个窗子透进来的光和那个窗子透进来的光，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天上的光。具体的字句，每个人的读法、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那一瞬，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懂”了。这是我的想法。我真正精神遭遇崩溃的时候，我就看懂了梵高的画，不是去看，就是看见了，真懂了。那个时候，我也读懂了惠特曼的一些诗。我不能说我懂的就是梵高、惠特曼想表达的，但是我觉到它表达的就是我。
    实际上艺术唯一的美妙之处就在这了，就是它成了我，我成了它，“物我两忘”，合一了。

　　问：你到新西兰岛上，你后来是不是超脱了，像竹林七贤似的，然后就离中国很远了呢？

　　答：我还真是相反的。这“六四”以后，就说是出国以后吧，我每回做梦都回北京；所以我的生活像是发生了一个颠倒，这梦里很现实，这醒的时候倒像是梦，不那么真实。这历史上的人怎么感受的我就不清楚了，在他们的诗里有反映。我的诗里有什么呢？我写了《城》这组诗，没写完，又写了《鬼进城》。全部是写北京的生活现实感觉的。就是我在梦里边每回像一个鬼魂一样回到北京，甚至坐到我小学的教室里边，我小学的同学还那么大，但是我忽然不知怎么回事好像跟原来不一样了，我就很惊慌，我看字也不懂，然后我就想这些年我到哪去了，就模模糊糊，好像有一个另外的经历，好像出过国，好像新西兰怎么了，都想不起来了。那么我写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非常现实的。我不认为它是“心理现实”，要不就叫它是一种幽灵现实。比如说我写《城》，跟“六四”有极大的关系，它完全是，我像一个死人一样又回到了那个城里，又遇到另外一些死人，我写北京一个个地名，我写新街口、西单、紫竹院、后海……整个这些诗，都是和那些死人在一起的。这十分现实，现实到我只是切实地记录，有时是如同抄写一样地抄下梦里的句子或声音。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自然现象。我在《鬼进城》里写，这个开始的句子，就是我梦见的一句话，清清楚楚：O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那么这个鬼经历了星期一，一直到星期日，中间还有一些劝告说：“第二，学生拿板凳，往天上扔，不是这么扔，要三个人踩板凳往天上扔绳子，扔好了，才算风筝”，这个表现这种东西，但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阴魂式的对那样事情的回忆。

　　问：能不能再念一些？

　　答：那我就把这个《鬼进城》的最后一节念一下，你们就知道我跟世界的这种关系，并不是说和谐了就没事了，和谐了，我该恨的恨，该闹的闹，革命还要参加，政治我是不参加的，因为政治讨厌，真情不得。
　　清明时节——这鬼最后就活到“清明时节”了——把礼拜天也念一下吧，还有时间——

　　　　（星期日）
　　“死了的人是美人”　鬼说完
　　就照照镜子　其时他才七寸大小
　　　被一叠玻璃压着　玻璃
　　　　　　　　　　擦得非常干净
　　“死了的人都漂亮”　像
　　　　　　　无影玻璃
　　　　　　　　白银幕　被灯照着
　　　　　　　　过幻灯　一层一层
　　死了的人在安全门里
　　一大叠玻璃卡片

　　他堵住一个鼻孔
　　灯亮了　又堵住另一只
　　灯影朦朦　城市一望无垠
　　•她还是看不见•
　　你可以听砖落地的声响
　　那鬼非常清楚
　　死了的人使空气颤抖

　　远处有星星　更远的地方
　　还有星星　过了很久
　　他才知道烟囱上有一棵透明的杨树
     
    清明时节——鬼不想仰泳，布告——这《星期一》，就是第一章讲“鬼”是些游泳的家伙，在地底下游泳，出来——

　　鬼不想仰泳
　　　　　　　布告
　　鬼不想走路摔跟头
　　　　　　　　　　布告
　　鬼不变人　布告之七　　鬼

　　　　　　　　　　　弹琴　散心
　　鬼　　　　　　　　　　鬼
　　　　无信无义　　　写信　开灯
　　　　无爱无恨　　　　　眼
　　鬼　　　　　　　　　　一
　　　　没爹　没妈　　　　睁
　　　　没子　没孙
　　鬼
　　　不死　不活　不疯
　　　　　　不傻　　刚刚下过的雨
　　　　　　　　　被他装到碗里一看
　　　　　　　　　就知道是眨过的眼睛
　　　鬼潜泳
　　　　　　　　　湿漉漉的
　　　结论
　　鬼只在跳台上栽跟斗

　　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出来，它带有现实性；我依旧对这个世界有我全部的感觉，这感觉一点儿没减弱；但是，是我的，不是一个集团的，不是一个观念的。现实社会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北京是我的家乡，它跟我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可以坦率地说，南非发生这种事情我就没有那么直接的感觉，因为我没在那儿上小学，我没在那儿走来走去买东西，这个非常具体。不是一个道德评价上的问题，对于我，打击我的不是这个问题，它根本不通过脑子，直接就把你打了。而且可怕在哪呵，它跟到我梦里去了，在梦里我是被杀的，也是杀的，他们都流着我的血液，中国人的血液，这个罪恶同样在我身上。

　　问：我听《鬼进城》，觉得比你《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一批诗更深刻一些。你怎么认为的？

　　答：此一时彼一时吧，世上许多不同的东西其实都不矛盾，我过去也写《红卫兵之墓》①也写《布林》②，有抒情的，也有现实批判式的，有关注社会的，也有反现实的，现在看都不矛盾，它们都是我呵。

　　问：诗应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可以对以后的时代都有影响。是不是这样？

　　答：这个就让时间去决定了，这我决定不了，也不想这个事情。我写诗就是人活一口气吧。

1992年12月16日讲于德国波鸿大学
（编者据录音整理）

　　◎ 文题为作者演讲原题。
　　① 即《永别了，墓地》。
　　② 即《布林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