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冬天。风很冷，一辆军用卡车在山东北部的碱滩上歪来歪去，终于，驶进了一个粘土筑成的村落。我们全家下车来，开始在白白的薄雪上和人们的目光中，搬动那些草绳捆绑的家具。我从未想到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生存需要温度。我的使命，是在毫无遮拦的荒滩上寻找柴草。北方的土地是巨大的，天空也惊人的宏伟。这种伟大的压力，常常迫使我呆立很久，去想一些古怪的诗句。我常常默念着，飞快地跑回家，好像怕什么珍贵的种子被风吹走。那时，我最大的愉快，就是在擦亮的油灯下，记下心中的世界。
　　冬后，春天来了。雪水流出了村子。成排的大雁开始鸣叫。紫色和绿色的小草生长着，开出了更加细小的花朵。我涂着小诗的纸片，也装满了一个放标本的木盒。
　　夏天，又一个夏天。一九七一的夏天，充满了白热的阳光。
　　我和父亲赶着猪走进了河湾。在这里没有什么能躲避太阳的地方。连绵几里的大沙洲上，闪动着几百个宝石一样的小湖，有的墨蓝，有的透绿，有的淡黄……我被浸湿，又被迅速烤干。在我倒下时，那热风中移动的流沙，便埋住了我的手臂。真烫！在蓝天中飘浮的燕鸥，没有一点声息。渐渐地，我好像脱离了自己，和这颤动的世界溶成了一体……我缓缓站起，在靠近水波的沙地上，写下了我少年时代最好的习作——《生命幻想曲》。
　　这个夏天，我在阳光下收获了许多小诗。当阳光变得稀疏的时候，我便把它们集成了一束，编写了一本诗集——《无名的小花》。

　　《无名的小花》是那么幼稚可笑，却是真诚的。偶尔，有一两个“过路人”发现了它，批判也往往多于怜悯。后来，我回到城里，一切都远了，我被一些繁琐的事务和观念所捕获，诗也就被放到了一边。
　　一年又一年。一九七九年来了。也是化雪时节，北京灰色的小巷里，吹出了一阵清凉的风——西城区文化馆创办了一个叫《蒲公英》的文艺小报，我是他们业余诗歌组的成员。因为当时空气极度新鲜，我便想入非非了，有次交作品时，竟把那本《无名的小花》交了上去，碰碰运气吧！谁知，当时的诗歌组组长李明旭同志，竟十分欣赏：“美啊！”他决定在《蒲公英》上分期选载。
　　《蒲公英》第三期出来了，几万份一售而空。我买了一百份，看着头版上的《生命幻想曲》，高兴地跑完了一条街。这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心交给世界呵！
　　我带着自己的小诗，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么多长者和青年诗友，都向我伸出手来。我参加了一九八０年《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
　　夏季。北戴河。那巨大的沙滩，使我又想起那片已经模糊的阳光。在同河北诗人聚会时，我第一次用那种声音朗诵了《生命幻想曲》。中央台的同志录了音，后来正式播放了两次。
　　《生命幻想曲》的回声至今不绝。它使我确信了我的使命，我应走的道路——我要用我的生命、大自然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

1980年秋

◎ 文曾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11月的《随笔》。
    文中提及的《无名的小花》于《蒲公英》初刊时，作者写有《自序》，其中对诗产生的那一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亦有描写：
    他（也就是过去的我）曾在巨大、荒凉的海涂上徘徊，找不到知识的河流，看不见真理的阳光，一点点本能的抗争和向往，也陷进了苦闷的泥沼。他所能做的，只是大胆地拾捡一些老乡忌讳的烂棺木，来维持那时有时无的炊烟。……他是孤独的，只有去交结无私的大自然，借以来逃脱人间的纷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