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底，正是纽西兰的夏天，大学刚放暑假不久，顾城和谢烨来到了我的家。我们从未谋面，但一位同事对“朦胧诗”很有兴趣，在香港与顾城见了面，决定请他来作访问学人。他们抵前数天，我接了个电话：“顾城夫妇到奥克兰时我们一家刚要去旅行，拜托拜托……”

顾城的帽

　　顾城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说话声音也低低的，谈起诗，谈起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却滔滔不绝。初见面时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我听过他这么对人说。“我怕冷呢，所以总戴帽。”——这是另一版本。他游泳时也戴这布圈圈，湿透了便把它绞绞，又再戴上，看来帽子的象征性比实用性大。谢烨给他缝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布圈圈，料子各异，笑眯眯地、温顺地给他戴上。
　　顾城的主意很多，一会要做饺子，一会要做牛肉烧饼。面粉拿出来了，他搓搓粉又想切些葱花“还是做葱油饼好玩！”我的两个孩子觉得十分新鲜，谢烨勤快而敏捷地在旁边收拾，那几个星期里我们的厨房充满了笑声，闹哄哄的。

喜欢当木匠、种菜

　　“我最喜欢当木匠，这木头拿回家去给你做一条鱼。”在郊外顾城捡了块样子奇特的木块，跟我的小男孩商商量量。回到家中，孩子央爸爸找锯子、木刨、斧子等等，兴兴头头地又锯又刨，过了半个钟头，我去看看，游戏室只有木屑和一地的工具。谢烨微笑地收拾，顾城带了孩子到后园掘地种菜去了。“我最喜欢种地，接近自然，纽西兰天气这么好，你们该种东西，不该去买！”两个孩子挖泥扒土，又笑又叫，我问他们种什么“顾叔叔把厨房篮子里的姜和蒜头都种了呢！”“以后你不必买姜买蒜头了。”
　　顾城是充满童真的诗人，不像是可以生活在２０世纪社会中的人。谢烨的肚子很大，看来一两个月内便要生产，她说不知道预产期，也没有作过定期的产前检查。外子是医生，自告奋勇，作初步诊视，然后写了介绍信，要我陪她去产科医院，他俩都不会说英语，我是义不容辞。
　　在设备完善的产科医院里，陪着未知产期的太太，顾城的表情有一丝丝淡漠，医护人员很紧张，因是第一胎，又没有产妇的任何纪录，决定要作一连串的检查：超声波扫瞄、抽血、验小便、量血压……谢烨是忙碌中带着幸福的安详，顾城说“不喜欢医院的气氛，我又帮不上忙。”决定不再陪伴太太上医院了。

顾城说：“生孩子很恐怖，血淋淋的。”

　　以后五、六个星期，一直到孩子生下，都是我陪谢烨去作检查，以及晚上的产前常识课，产妇运动课程等等。最重要的生产程序预习，医院要求丈夫们一定出席，因为一般纽西兰作父亲的都会进产房给太太打气，顾城颇不安：“生孩子很恐怖，血淋淋的。”他说在北京从来“没听过这规矩！”他一脸困惑，却仍淡淡地笑。
　　丈夫不在身旁时谢烨更伶俐轻松些。她很快就可以说些应付日常的英语，对纽西兰的事物，抱着“每事问”的态度，怎样上街买菜，怎样找房子，孩子生下来怎样可以联络护婴院派人来每星期探访等等。她对丈夫温柔而顺从，又带了些纵容，她知道在实际生活小节上，她得照顾满脑子是星是月的诗人丈夫。
　　谢烨借了我的缝衣机，缝了许多件小衣服，一边跟我的小男孩说故事。顾城说要给孩子取个好名字，把我的《辞源》、《辞海》、《康熙字典》撒了一桌。漫长的暑假可以轻松些，我们还跑到老远的地方露营，他夫妇俩都喜欢游泳，谢烨挺着那么大的肚子，穿着深粉红色的孕妇泳衣，抓回来许多许多小螃蟹，用水草穿成两大串。老外们烧烤肉肠时，她烧了锅开水，把螃蟹都煮了，一口吃一只，看得大家目瞪口呆。
　　孩子生下不久，他们在一个小岛上买下了一所旧房子，从奥克兰市到小岛要坐两个钟头的船，我们见面少了。临别时谢烨很依依，顾城告诉我：“你们可以一家来度周末，我说不上那地址，让谢烨告诉你吧！”他送了我两颗红豆子，说是真正的“红豆生南国”的红豆，让我试着种种。我把它们搁在一个小玉杯子里，放在钢琴顶，弹起琴来，两颗红豆有时会轻轻地撞击，滚来滚去。使我想起谢烨的笑靥。

谢烨卖春卷　顾城替老外画画

　　在小岛上他俩养过鸡，周末时顾城又会给游客画素描，谢烨则卖中国春卷。顾城在大学当了一年的日语课助教，每逢星期三从小岛坐船进来，他的课都编在下午。他总爱跑进我的办公室，问“曼瑛，几点了？我该上课了吗？”因为他不喜欢戴手表。他一直也有写作，谢烨把他的诗都工楷抄好，寄到海外或寄返国内刊登。
　　他们也带了孩子木耳来我们家两、三次。有一趟说要“重温旧梦”，在厨房里弄了许多牛肉烧饼和春卷，谢烨特地带来小岛上野生的木耳，放在春卷中作馅，特别爽脆。木耳很乖，已懂得走来走去。
　　顾城仍会接受国外研讨会的邀请去作讲座。谢烨也会打电话来谈谈近况之类：“孩子很怕爸爸的，爸爸嫌他吵呢！”顾城只淡淡地说“木耳跟我没有什么缘！”
　　最近一次他们往德国，谢烨给我寄来明信片，说没有带孩子一起出去，欧洲人对朦胧诗的兴趣略减等，很低调，很温婉的句子，就像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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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电视上听到他们夫妇俩的死讯的，很简短：“中国诗人顾城杀妻后自杀”，我正在参加海外华人研讨会，脑子里满是“漂洋过海”、“丧失身份”、“漂泊无根”、“与主流社会脱节”、“与主体文化隔断”……等等问题，与会者从历史角度、社会角度、种族、文化角度来看海外华人。顾氏夫妇的悲剧，告诉了我们什么？我做了几个晚上的噩梦，无从解答。

（1993年10月15日，墨尔本——坎培拉）
［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11号］
叶宋曼英（纽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及文学系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