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写过《一代人》的诗人顾城再也不能给这个世界吟咏他那执着的诗句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诗人（……）吊死在新西兰的寓所里。
　　又一个诗人割断了与世界的关联，远离了我们。他的游荡的灵魂是否终于有了“一个孤寂的住所”？他或许会安心地依偎在自己寻找到的“上帝”的身旁，吟咏着自己丢在尘世的诗句：

　　　　睡吧，合上眼睛
　　　　世界就与我无关

　　可我们活着的人还睁着眼无法入睡。看着诗人抛下的世界，或许只能默默无言。

　　　　我要到哪里去呵？
　　　　世界是这样的无边

　　学人刘小枫认为，诗人自杀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这所谓的“内在’，是指发生在人的信念的内部。一般世人的自杀，是对不公正和暖昧不清的世界感到绝望，是形而下的走投无路，而诗人自杀则源起于自己的信念的毁灭，是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绝望，是形而上的无路可走。
　　顾城的自杀究竟属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甚至是不是一种卑劣的行为——因为他居然砍死了妻子——，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终究是一个诗人离去了，这引起我们的联想，激起我们的思索。
　　二十世纪是个“上帝死了”的时代，价值毁灭深深地刺痛着诗人敏感的神经，普遍的精神怀疑折磨着这个世纪的诗人。诗人是人，但又有别于常人，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能单纯地想方设法地苟活下去，而必须弄清楚：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是生还是死”，在真正的诗人脑里，始终是个“问题”。加缪说：真正严重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而真正的诗人在“自杀”的门槛前必须垂下沉思的头颅，否则，他就不配称作是二十世纪的“诗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文学消费品的制造商。
　　在二十世纪，自杀的诗人和具有诗人气质的文人，简直可以排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特拉克尔、杰克·伦敦、恩·托勒、斯·茨威格、克劳斯·曼、沃尔夫、普拉斯、谢·阿·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坦姆、法捷耶夫、亚什维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
　　这样高密度的诗人和文人的自杀现象，不能不使活在世上的俗人感到异常的震惊：上个世纪是诗人发疯的时代，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这个世纪却又是诗人自杀的时代。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除了通常我们所能找到的解释之外，我们还能得出其它的结论吗？我无力想得比前辈学人和同辈学人更深广，更久远。我只有被诗人自杀的行为深深地刺动着。
　　据说，当尼采在发疯的那一刻，大街上正迎面赶过来一辆马车。尼采看见赶车人正在鞭打行走的马，他突然冲上去，一把抱住马的头：“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啊！”
　　他号啕大哭。
　　每每有意还是无意看到这段文字，我也真想号啕大哭。我有时宁愿自己就是那匹“受苦受难”的马，被疯了的哲人抱着，那“受苦受难的兄弟”会感到幸福吗？
　　这个世纪是个缺少“关怀”、“爱护”、“互助”的世纪，人们只一味地欣赏“血”与“火”、“争”与“斗”。
　　诗人们的自杀多少给这个冷漠的世界投下了几颗“关怀”的泪水。
　　一九二五年在彼得堡那个寒冷的冬天里，诗人叶赛宁毅然割破自己的手腕，静静地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亲爱的人们呵，你们在我心中，
　　　　注定了的离别，
　　　　定然已约定了再见的日子。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用握手，不用话别，
　　　　不要难过，也不要悲叹。
　　　　在这种生活中死不算新奇，
　　　　而生更不算新奇。

　　这是诗人临死前蘸着自己的鲜血写成的“辞世诗”。诗人不再感慨自己的痛苦：“在这个星球上是多么郁闷和乏味啊！不错也有飞跃的进步，像从马背到火车的转变，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速度的加快，或者更加膨胀而已。人们早就猜测到了这些并比这想像得更为丰富。在这方面能打动我的只有对正在逝去的可爱的动物世界的忧虑，死气沉沉的钢铁和机器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同样使我感到不安。”诗人抛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挽起裤腿，跟着共青团奋力赶上”的决心，飘然而逝，寻找到了“一个偶然的过客”的终结所在。
　　诗人的死是痛苦的死，同时也是幸福的死。
　　在无产阶级凯歌声中，死并不难，难的是创造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叶赛宁的死不以为然，他不能容忍一个诗人竟然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中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事过五年，一九三０年四月十四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写道：“妈妈，我的姐妹们，请原谅我，人当然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劝别人这样做），但我没有出路。”
　　一位相信“未来”的未来诗人竟然也发出了“没有出路”的绝望哀呼，真令人欷觑不已。
　　诗人背叛了自己的信念，他只能以死来了结自己的“出卖自我”：

　　　　…………
　　　　我与生命再也没有纠葛，
　　　　用不着去细查，
　　　　那些痛苦，
　　　　那些不幸，
　　　　和那些相互间的误会，
　　　　祝你们幸福！

　　诗人的死换回了自己作为“诗人”的资格，诗人在向“未来”告别的同时，却重返“诗”的故土，诗人重新找回了“本我”。
　　诗人以自己“没有出路”的感叹，证明死是艰难的。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自杀的诗人微乎其微，足可证明这个民族是个忌讳“死”的民族。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一句话，就把“死生已大矣”的问题抛在了一边，“死”跳出了中国人的日常思维畛域，可见，中国人“生’的执着和顽强。
　　然而，总有越出常规的异常现象在。
　　大约在二千二百多年之前，楚国大诗人屈原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新居”的无穷感叹声中，愤而投入汨罗江中。诗人的一缕幽魂，从此沉淀在汩汩流淌的江水之中。
　　屈原自杀是中国历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不管当世后世的人们如何指责他“愤世”、“弃君”、“损伤父母之发肤”，现世的人们如何赞美他“爱国”和批评他“忠君”，屈原毕竟以自己的死撞开了我们民族忌讳“死”而构筑的一座禁锢的堡垒。
　　这是我们民族第一次真正有意义的“死”。
　　更何况诗人在死之前，还留下了值得后世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们反复回味的诗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千多年平静地过去了，中国诗人们都在“死”的面前保持了“沉默”，中国诗坛有幸了，后世的中国人有福了，数不清的“风花雪月”的吟咏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摇头晃脑中寻找着民族的“灵性”和“韧性”。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中国诗人终于在远离“死”的路途上找到随遇而安的豁达、宽容和大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诗人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时值中国“近代化”的重大转折关头，王国维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值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嘱”，为一个早该结束的时代唱了一曲挽歌。
　　在世人纷纷指责王国维作为“遗老”为早已崩溃的清王朝“殉葬”的可耻行为之际，学术大师陈寅恪为王国维辩护，认为王是为“学术文化”而“殉情”。其实，为一个具体的王朝的“殉葬”和为一种抽象的“文化”而“殉情”， 在王国维身上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也不是我对王国维感兴趣的地方。
　　王国维自杀的意义在于照出了中国人缺乏“真诚”的勇气。
　　那些有着很高政治觉悟(姑且不论其性质)的学人在贬斥王国维的“殉情”时，抹杀了他的“真诚”是可以理解的。而有着诗人情怀的陈寅恪竟然也只一味地强调王国维献身“文化”的可贵，真不知自称“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的陈寅恪到底是出于哪种潜在的“心态”。
　　也许，陈寅恪先生在这时不复具有诗人情怀了。
　　三十年代，诗人朱湘与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沉寂的灵魂相会了：

　　　　你留下了“伟大的源泉”，我庆贺。
　　　　我更庆贺你能有所为而死亡
　　　　好比，向了大湖，蜿蜒着这波浪，
　　　　目标总不变，虽说途中有顿挫，
　　　　在你诞生的地步，呱呱我堕地。
　
　　诗人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不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不许自作聪明，按着剧本，说！为了全戏台。”
　　诗人对自己发出了质问：

　　　　朱湘，你是不是拿性命当玩
　　　　……
　　　　舍去积极，也走得消极的路？
　　　　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讲！
　　　　诗人回答不出。于是，诗人只能作出这样的抉择：
　　　　永别了！呈与你的只容我有
　　　　这一声辽远的，郁结的疯狂。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深夜，诗人朱湘在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上饮酒诵诗之后，纵身跃进了冰冷的江水之中，完成了他那“郁结的疯狂”的最后举措。
　　这是诗人一生中最美丽的一首“诗”。虽然，为了他的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要付出常人无法想像的痛苦和忧伤，那是诗人亲属的最大不幸。
 
　　　　在春天， 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倾心死亡”的年仅二十五岁诗人海子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
　　年轻的生命的花蕾刚刚破绽开放，就凋谢了。但诗人却给这个昏暗的人世间留下一道永远绚丽年轻的色彩。
　　我和诗人同龄，且稍长诗人两个月，我深深地理解诗人“倾心死亡”的决绝和果敢。
　
　　　　在水上　放弃智慧
　　　　停止仰望长空
　　　　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
　　　　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
　　　　生存无须洞察
　　　　大地自己呈现
　　　　用幸福也用痛苦
　　　　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朋友，你已经流下过“屈辱的泪水”，而今不再“生存”，你的泪水无须再流下去，而“大地”依然在“自己呈现”，然而，有谁会“用幸福也用痛苦”去“重建家乡的屋顶”呢？“人”怎样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呢？
　　请原谅，我不是个诗人，我只能这样问。
　　当我跨进大学的门槛的时候，正是“朦胧诗”方兴未艾的时候。顾城的诗进入了我的视野，虽然我最喜欢的“朦胧诗人”是北岛，但我也不放弃欣赏顾城，尽管有许多人称他是“童话诗人”。
　　我欣赏顾城的“天真”和“任性”。这是生命的率真和一丝不挂，毫不虚伪和做作：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色的夜晚和苹果
　　　　……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除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在我的记忆中，诗人顾城是实足的“理想主义”者，“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虽然，诗人有时也会遇到“生存的困惑”：“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但是，他始终鼓励我们“不要靠近森林的诱惑／不要失掉希望”。诗人曾经不赞成“厌世”：“不要在那里踱步／下山吧／人生需要重复／重复是路”。
　　然而，诗人却“自食其言”，没有继续演奏自己的“生命幻想曲”，没有“收获”自己曾经有过的“小花的信念”，没有重复“雨行”和“回归”。
　　诗人一度选择了新西兰一个小海岛上离群索居的“桃花源”般诗意的生活。在那一片原始森林的所在地，诗人开荒垦地，采贝养鸡，喝雨水烧木柴，俨然是魏晋时代陶渊明。
　　但这个世纪毕竟不是魏晋时代。诗人无法隔绝与污浊尘世的相连。
　　“金童玉女”都离去了，他们还能在另一个世界“梦游”和“幻想”。
　　我们活着的人呢？
　　“人总得有条出路啊！”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我忽然感到说不出的不安，又感到说不出的慰藉。
　　但我仍然没法安慰这个世纪正在痛苦的诗人们，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用聂鲁达的诗：

　　　　每个白昼
　　　　都要落进黑夜沉沉
　　　　就像有那么一口井
　　　　锁住了光明
　　　　必须坐在
　　　　黑洞洞的井口边沿
　　　　要很有耐心地
　　　　打捞掉落下去的光明

　　是的，亲爱的人们，我们只有很有耐心地去打捞这“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