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死的前一年，我见到他和谢烨，我还送了谢烨好几件衣服。我走的时候把我的衣服都放在床上，摊着让谢烨挑，你需要什么都挑走。她挑走了一件水洗的真丝磨砂的夹克，一件红衬衫，一件牛仔裤，苹果牌的牛仔裤。第二年就听到她出事了。她死的时候肯定穿着我的衣服，真的。因为他们在国外非常节省，非常非常节省。
　　后来我看到别人写的文章，我觉得很生气，里面好像对顾城有点误会，说顾城养了两百多只鸡，说他有嗜血的本性，居然在一夜之间把这些鸡都给杀了。这话是不对的。
　　事实上，是执法的小官吏上岛来，给他限定３天以内要把鸡剩下１２只，如果两百多只就侵犯了他人利益。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些鸡都杀了。谢烨跟我说的，说得非常生动，说他们怎么杀：舒婷啊，杀得真是血流遍地！她说，杀两百只鸡，3天以内必须要杀完。
　　那鸡放野了，放在岛上，抓到这个鸡都很困难。杀完了放在毛利人那个酋长那里。他们打猎人有那种大冰库，放在大冰库里面冰着。谢烨拿出来做鸡肉春卷，跟顾城到墟上去卖。他杀这个鸡确实是迫不得已，但是有人把他说成是嗜血成性啊，亲手养的鸡，一夜把它杀光。说得顾城原来就有杀人的倾向似的。
　　我觉得顾城其实很可怜的。真是很可怜。
　　开始的时候，谢烨跟顾城在一起其实很苦，非常痛苦。痛苦的原因是，顾城不要谢烨打扮，谢烨上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完全是得到最残酷的压制。顾城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穿衣服都要顾城审过。谢烨跟我们游泳，顾城就很不高兴，不喜欢她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我们游泳在一个美国佬的游泳池里，我，还有谢烨，还有艾蓓，反正很多人，而且里面可能还有北岛，还有几个男的诗人在一起，顾城就不下来，而且脸上很臭。我根本就没想到顾城会这样的。都是老朋友，有什么好忌讳的。
　　我就问谢烨，顾城怎么啦？谢烨就跟我讲：他就是这个鬼样子，他就是看我穿游泳衣不高兴。我就跑上跟顾城说：“顾城！”顾城还是见大姐姐的样子，顾城老叫我干姐姐嘛。我跟他说了两句，顾城笑笑说：没什么，没什么。
　　外国人，包括很多汉学家都认为，顾城的诗是谢烨写的，因为都是谢烨在外面出面，翻译啊，而且包括顾城的版权代理，都是谢烨帮他签帮他看的。他朗诵的时候，他上台之前，谢烨还给他提条给他改字呢。就像舒曼和克拉拉。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外国人他不懂。他们觉得谢烨聪明又漂亮，又能应酬。像小说。他们那个小屋是他们两个人亲手盖的，吃了很多苦。顾城跟我讲，怎么从山上把石头搬下来，为了盖这石头屋，盖了洗澡，又没自来水啊，做个蓄水池在屋顶上，怎么艰苦。讲了很多这种事。这小屋是顾城整个的心血，作为一个男人，顾城到那时候神经也崩溃了。设想一下，如果顾城自杀，事情就会很圆满。他自杀，然后谢烨整理顾城的东西、遗物，出版，儿子也很好了。而且将来再结婚，在西方也是理所应当的。她如果不结婚，我们还要劝她结婚呢。一切是不是都很圆满了？我是觉得实际上人性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一瞬间的东西，或者天性中间的东西，它的转换，外人是感觉不到的，你不能用常情来推测他们。所以说顾城是天生的杀人犯，是不对的。
　　７７年８月份北岛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以后，还没有见过面。到办了《今天》是７８年年底。７９年秋天，我忘了几月份，去了北京，才见到了北岛。然后呢，在８０年的“青春诗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顾城和江河。
　　那时，我跟江河比较谈得来。因为我们老是一起开会。那时候江河跟北岛开始有点分歧了。７９年见到杨炼。他们那时候很穷。在北京，他们两个来看我，顾城隔段时间就要到窗户看一眼。我说“干吗？”他们说自行车放在下面，怕人家偷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坐地铁来？”他从他什么大院到我这里来，我住在京西宾馆，地铁就是一毛钱。他说：“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他们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有人给他们寄了一笔稿费，很大，一百五十块。就很开心，跟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就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他们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后来那个小姐就问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后来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他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顾城一辈子都穷。一向为了这个钱犯愁。
　　他的稿费非常少。都是五块七块三块的。虽然和家人住在一起，让他自己生活自己买菜。顾城就做了一大锅白菜粉丝豆腐，天天跟他老婆两个人吃这个。一锅菜，中午吃剩了就晚上吃。后来９２年到了美国，那时候顾城的精神已经比较异常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住在旅馆，旅馆的早餐是不要花钱的。我比较迟起来，拿了杯咖啡，拿了块蛋糕，蛋糕吃了一半，太甜了，就放了一半在咖啡盘子上。顾城把我的一半就拿来吃了。我以为顾城是傻，不懂，我说：“顾城，那边很多？”那早餐有很多东西啊，意思是你不要拿这半块，我吃剩的嘛。谢烨就跟我说：“你不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七块蛋糕了。”为什么呢，那个美国佬发给我们钱，三天发两百块，三天三天发。三天两百块美金，自己吃饭，早饭是旅馆给。晚上经常有宴请和Ｐａｒｔｙ，几乎都有，没有自己吃晚餐的机会。就一顿午餐，附近吃一碗海鲜面，有大虾，有鱼片，有肉片，一大碗面才四块九，加小费也不过五块五吧。这个他都舍不得花。他把七块蛋糕吃了，然后就去睡觉，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准备吃晚饭。这是谢烨说的。我心里很难过。人家每三天给你两百块钱，等于一天有七十块钱吧，完全够你吃两顿饭的。但他舍不得吃。这不怪他，我觉得他是缺钱缺怕了。
　　他一直没过过好日子，一直都愁钱哪。
　　谢烨早就应该动摇了，早就应该离开了，她离开是没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世俗的角度看，在那个年代里，谢烨如果不是跟顾城有这一层婚姻，她不可能在国外走。
　　一次，我们去逛一个小商店，谢烨看到一个玩具，是个小青蛙，摁一下，哒哒哒叫一下。下面写的是中国制造。谢烨就说，我这个买给儿子。才１.９９美金。在国外，两美金，付小费都不止。她就出去了，就去付账。顾城就坐在地上，真坐在地上，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在地上不走了。我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以为顾城犯病呢，我赶紧过去，“顾城你需要一杯水。”谢烨就很生气，在旁边就哭了，说：“他就这个死样子，他就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他就这死样子！”我就说：“我买了，我买给木耳（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叫木耳—编者注）。我买了。”后来他不好意思，起来了，我们才一起走。我一路上一直在说他。他也不说话。他这个事情已经很异常。７０年代未８０年代初，我们这帮诗人中间，比较像男子汉的，在花钱上面，一个是北岛，再有一个就是顾城。北岛他很早是大哥了，我们到北京，到纽约，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吃面，他付钱。他比较像大哥。他请我们吃饭，到他家去。其他的人都不会。有次印象最深了，大家去看我，那次北岛没有来，写诗的一帮朋友，一共６个人，到宾馆去看我。那时也不敢像现在开会，把一帮人全叫过去吃公家饭。那就到附近的饭馆，我请他们吃饭。好了，那一帮人就坐在远远的椅子上，说说笑笑，热闹，看着我去点菜，付钱，一盘一盘给他们送菜，送啤酒，北京那种黄色塑料杯的。花的钱极便宜，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汉过来帮忙的。我当时觉得，北京人太混蛋了，根本不像绅士！如果在南方，女士跟一帮男士吃饭，即使我要付钱，也有人来和我争一争。如果没有争一争，至少来帮我端菜拿酒，哪有一帮人坐在那里看着我。我觉得北京人太没有绅士风度了。但是，只有顾城，拿了一张十块钱来跟我争，那十块钱非常小心地折得干干净净的，来跟我争付钱。当然我不会要他付钱。比较其他男人，顾城还是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他比他们都穷。这事情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不认为顾城是一个小气的人！而是因为他确实太没有办法了。他那个小岛要分期付款，如果他没付款，银行要没收回去，拍卖，他就无家可归。木耳寄放在酋长家里，酋长就到法院去告他们不能负父母责任。顾城没有钱雇律师，他就替顾城雇了一个律师，酋长居然自己请律师跟顾城打官司。顾城说，为了表示他有抚养能力，他要象征性地每年给这毛利人酋长付一点他儿子的抚养费，不然要剥夺他的抚养权利，毛利人就想把这孩子接管。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必须还得付这个钱。所以他说：我在外面参加笔会，跑来跑去，所有的钱我都必须带回家去。
　　我觉得他最可怜了。
　　他做了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力不从心的一个梦。
　　谢烨很苦。所以，后来我看他的文章，我觉得他是要放谢烨走，他是准备谢烨自己生活，他要跟她离婚。
　　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我最想念顾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