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文革文化命”前二年，毛泽东主席对我国文艺界连续发出几次极为严厉的批评；其中之一是1964年6月27日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稿上的批示。全文如下：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跃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此以前，他还在中宣部的另一报告材料上愤然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他进而又责问道：“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他还几次说：“《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这些指示特别是上引1964年的那个批示，从何而来，因何而发，许多人都追溯到了1964年春节期间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一次“迎春晚会”。据说正是由于有人告了“御状”，向毛主席“揭露”了这个晚会，才使他老人家如此气愤，不仅当时就让文艺界进行全面整风，而且不久又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界特别是文化人的“命”。
　　那么，当初那个“告御状”的到底是谁，他怎样向中央“揭露”了那次晚会，那个“迎春晚会”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近30年来，文艺界许多人都认定这是某一个人所为，以致不少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书、刊、报上，也指名道姓地披露和指责那个“罪魁祸首”似的人物。这个被当作“始作俑者”就是原《解放军报》文化处编辑、著名的诗人兼作家顾工。正好《炎黄春秋》今年因发表他的作品，有些交往，记者就便给他看了一份港、台出版物上有关“迎春晚会”和他的材料。他看了不仅十分生气，并且满腹委屈，不久给《炎黄春秋》写来一份辩解性的“校正和说明”材料。为此记者又听取了也曾参与此文的原军报编辑刘天鸣等提供的情况，特将当年“揭露”那次“迎春晚会事件”的“事件”，如实披露。
　　顾工回忆道：
　　在1964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时，我的身体和心境都极不好。我从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的骑兵部队，刚回军报不久，那次下放，摘下了我的大尉肩章，换上了列兵的领章，骑着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冰山雪海中剿匪。先于我下放的有八一电影厂的导演：严寄洲、张加毅等。宣称我们都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58年春，我作为军报的记者去“大闹共产主义”的徐水作了采访。我对到处没有饭吃的“公共食堂”；把男女老少拆散分类居住的“新型家庭”；还有瞒天过海的“大放卫星”……都作了揭露和抨击）。回京后，看到同窗战友都已擢升为少校、中校，而我依然。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凉感。在我收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发给的“迎春晚会”邀请时，我放到一边，不想去参加。傍晚，军报文化处管体育和文化报导的编辑、记者刘天鸣来找我。他也有张请帖，定要拉我同去看看热闹。我只好懒慵慵地同行。
　　到政协礼堂，门前车水马龙，京城文艺界的名角似乎云集。进那金碧辉煌的大门时，有几位浓妆艳抹的妙龄女郎，为入场的佳宾在胸前插上一支迎春花。我和刘天鸣走进大厅，舞会已经开始，在温馨的气氛中彩裙旋转……我不善跳舞，此时此刻更没有欢乐的心情。我孤独、寂寞地坐在角落里。刘天鸣舞跳得轻盈、潇洒。跳完一曲，就介绍个舞伴向我邀舞。我愧愆地摆手。
　　舞与舞的间隔中，有各种轻松、逗趣的节目插入，如：男女反串的《兄妹开荒》；一位毛胳膊毛腿戴两假乳房的男性“小天鹅”，人扮的木偶《梁祝哀史》，“楼台会”时提线断了，梁、祝长抱一起难分难解……在哄堂大笑中我却笑颜难开。我对刘天鸣说：“我身体不好，先提前回去。”天鸣也不强留，就和我同回军报。那时，军报文化处夜夜加班加点。处里的编辑们听刘天鸣和我谈起“迎春晚会”场景，就都聚拢来。军报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很紧很紧的。编辑们的斗争嗅觉也极灵敏。大家一听这种轻歌曼舞和庸俗节目，便立时激起“革命义愤”。纷纷说应该上书中央。文化处主编章文龙也很同意，便叫我和刘天鸣连夜执笔。我因精神怠倦，写了百十来字就写不下去，全部推给天鸣。天鸣很认真，从头至尾写了一遍又改一遍，由他上送给了章主编，主编上送给报社党委，报社党委又上送……至于署名，是天鸣还是主编加上了我的名字并放在前面，我就不清楚了……不久，中央军委办公厅和中宣部同时发下文件，文件中附有两封信（还有一封信是军报另一编辑宋维化名写的）。文件上有罗瑞卿和陆定一的批语，严厉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化的庸俗不堪的“迎春晚会”。要每个参加晚会的文艺工作者作出检查：你是反感的？是随大流的？还是由衷喜欢的？……很幸运、在人人过关的检查中，我和刘天鸣被列为第一种人：反感的、抵制的。人人检查后，中央又叫全国文联的各个协会作检查。这些检查呈送到毛主席手中后，毛主席于1964年6月27日作了批示。
　　如今回顾这段史实，不是说谁写了“迎春晚会”的情况反映，谁就大错而特错。作为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组织，如实反映下情是完全正常的。至于以后发生的汹涌政治波澜，那确是任何人都难以料及的……
　　记者：
　　上文提到的原军报文化处主编章文龙同志，看了顾工这段回忆，认为“过程如实”。刘天鸣同志的回忆，则证实和补充了上述情况。
　　刘天鸣写道：
　　其实这原是件很普通的事。那个“迎春晚会”是全国剧协组织的，主持人是李超。我作为军报记者，自己又好热闹，就去参加了，同去的还有顾工。晚会是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一进门就有两位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孩走过来，殷勤地笑着在我们胸前别上一朵绢花，说是献给您一朵迎春花。那段时间我常出去看戏、看球和吃饭，这种晚会参加得多了，这样的排场见到不是一次，但这次却感到有些新奇、觉得那献花的女孩有点做作，没有引起什么好感。
　　我和顾工进的主会场是舞会。李超的开场白不是按惯例叫“同志们”，而是称“女士们，先生们！”解放以来我是第一次在“公家”组织的会场上听到这样的称呼。感到主持人是有意效法解放前的那些做法。舞会开始后，我看到不少人在跳“水手舞”和“伦巴”一类的舞。50年代初期我也组织过舞会，但是从来没有跳这样的舞，我还是解放以前在上海和南京看到过这些东西，那主要是国民党政官员和美国大兵、外国妞“吉普女郎”等跳的，互相挑逗，舞姿淫荡，当时我们作为正派的大学生是不跳这种玩意的。所以在晚会上一见这些舞蹈，就感到有人有意在搞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心里有点反感。
　　舞台中间穿插的小节目，就更使我看到不舒服了，有个男演员穿上《天鹅湖》中女角的乳罩和短裙，大跳天鹅舞，主持人还在一旁肉麻地加以赞赏。我觉得这是在追求解放前歌台舞榭中那些庸俗的东西。我本来也爱跳舞，这次只跳了一阵交谊舞就出来了，又到灯谜室猜了几个谜，就和顾工一起回报社了。
　　当时许多同志还在办公室，我和大家谈起刚参加的晚会，发表观感说晚会场的节目把肉麻当有趣，认为这是在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正经人不应该搞这种“下流”的东西。同志们听我说后，竟都很生气，说应该批判这种做法，要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晚会的问题。有同志要我写信给更高层的领导人，我觉得不必要，只给中宣部文艺处写了封信。因为是和顾工一起参加晚会和一块谈的：信写出时我就署了他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文化处的领导和同志都支持我们写这封信。
　　过了不少时间，我碰到总政文化部的邓斌助理员，他见到我时，说“阁下”真不错，思想很敏锐。我有点莫名其妙，他说中央文件上批转了我写的那封信，说这事已引起很大震动。那时我还不是党员，没资格看党内文件，加之有点清高，不想主动去打听这事，更不愿让人以为自己做了点什么事就沾沾自喜，所以一直也没见到那个什么中央文件。不过自那以后，常有人称赞我政治上敏锐等等，我暗自心中也有点得意，只是尽量不表露出来，并且不想通过这事为自己捞什么好处，更未用这个“本钱”捞张党票。直到“文革”以后我才入党，而这时我当年那事就另有说法了。
　　后来我想，那年我写的原是封普通信，是向作为业务部门的中宣部文艺处反映点情况，并没有“告御状”的打算。这封信后来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其实是当时的党内斗争形势造成的，其中的许多错综复杂原因我一直不了解，其后果我确实始料不及。
　　回顾当时我写那信，还有个情况，就是我在1949年参军后，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新大队学习，曾负责全队的俱乐部工作。学习结束时我们俱乐部组织了一次结业晚会，也搞了化妆舞会和一些花样，主要是参军前当学生时常搞的那些。哪知这个晚会受到了政治部的批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回潮”。虽然因为我那时参军不久，没有让我做检查，但这事对我印象很深，所以十几年后的“迎春晚会”，我马上想起自己过去的教训，认为这个晚会气味不对，这就是我写那信的动机和想法。
　　可惜当年我这件“好事”确未为我“保险”，后来的“文革”中我被打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反革命”，主要罪状是我在参加将林彪与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成军报社论时，说了几句悄悄话被人揭发了。我只得来个死不认帐，才免遭灭顶之灾。所以有人把我说成是早就搞极左的“打手”，显然过奖了。
　　记者：
　　刘天鸣同志把写这封信的事揽到了自己身上，基本未说顾工参与此事的情况，另一位同志也写过信的事，他则根本未提。好在这已不是什么好事，不提也罢。不过记者还是找到当年也曾为此“上书”的宋维同志，他除同意上事实外，说自己虽未参加那次晚会，但在听了刘天鸣、顾工同志说的情况后，也觉得很不像话，便用笔名以“读者来信”形式，向《北京日报》反映了晚会问题。后来不知怎么这信也转到了中央，和顾、刘二人的信一起被中央文件转发了，结果引起了比“晚会文件”更大的事件。
　　上述各节，大体一致。这说明了一点：顾工并不是最主要最积极更不是唯一的上书“揭发”者，显然因为在写过的信三个人中，他当时的知名度最高，结果就既荣幸又不幸地成了这一文件的“头号人物”，以致在“文革”以后，文艺界人人都被落实政策和平反昭雪之时，顾工反而背上了新的“黑锅”，并且一直无从申辩。对此……
　　顾工又写道：
　　认为我“告了御状”坑害了“整个文艺界”，显然是个误解。不过这误解的影响确实很不小。比如：七十年代后期，我写了部中篇小说：《情如山水》，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当时《当代》的编辑部主任孟伟哉认为很好，要发头条，韦君宜却恼怒地认为不能发顾工的作品，后主编秦兆阳认为：历史归历史，不能由某一个人承担，顾工的作品还是可以发。
　　不久，还是在《当代》刊出，不过由头条降格为二条。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全国评选各种文学作品时，我那初选入围的诗歌，小说等总被某些评委拉下了马。以后，在围绕我儿子顾城的朦胧诗，全国展开激烈争论时，我的多年诗友公刘，在《文艺报》上发表谈话说我“教子无方”……在我写文作答后，他又在《作品与争鸣》上写道：“我在写信给顾工、顾城二位解释并道歉的同时，……也可以奉告顾工同志，诚然如今不是'三娘教子'的时代了。但同样也不是为'两个批示'和'文艺黑线'之类'立功'的时代了。为人，总还是厚道一点好。”我想：公刘的为人“厚道”不“厚道”，姑且不论，只是直到八十年代他仍抓住我那六十年代的“辫子”，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根“黑辫子”；其实那是一口“黑锅”。有人说“北京文艺界的朋友们多不肯原谅顾工”，不是全无道理。
　　历史就这样被传说的油彩涂抹得大大变了形，史实成了非常可笑的哈哈镜，以致谬误至今还在海内外传播和弥漫……
　　记者：
　　顾工不能不“喊冤”。港台某些出版物，将那次“迎春晚会”说成是“全国文联”举行的“化妆舞会”，说顾工见参加晚会的人个个人模狗样。男男女女，人人戴着假面具，妖魔成群，相互搂着、扭着、放浪形骸……。于是，顾工“出于一个战士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首都文艺界存在着的糜烂风气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问题。”后来又通过一个同康生侄子同学的诗歌爱好者，经过康生将自己的信“呈送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当即在顾工的信上批示”如何如何，因此顾工便在自己所在的“基建工程兵机关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五好干部，立三等功一次。”只是在“文革”中，“他因带头造部队首长的反，被打成'反党分子'，投入监狱三年。”
　　顾工看了这些他啼笑皆非的“史实”后，不得不一一予以校正和驳斥，他说当时“我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从没听说过有个康生侄子的同学”，当然并未通过此人“呈送”过什么，更未因此当过“标兵”立过“功”，并且他从未当过“基建工程兵”，当年还根本没有这个兵种。为此
　　顾工特此写道：
　　“文革”开始，军报贴大字报，标题是：“顾工是中国的叶甫图申科”、“顾工是中国文艺界修正主义的急先锋”……从此我被打入另册。我对“文革”不理解，甘当逍遥派，从未“造部队首长的反”；从未被打成“反党分子”；从未“投入监狱”。只在1969年底下放，从原来的总政调到总后，继续从事专业创作。
　　记者：
　　顾工见港台出版物上说他如何“头脑灵活、想象力丰富”，他说自己怎么也达不到港台某些“文人”那样，“灵活”到仅凭道听途说，全靠捕风捉影就著文写书，那些人的想象力竟“丰富”得完全无中生有、胡编瞎造的地步。因此他对于关于自己的杜撰和臆造，“我也只有能作面对'哈哈镜'付之一笑了。”

洪炉：常用笔名卢弘。1931出生，江苏泰兴人。1944年十三岁时参加新四军。1955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1961年起任《解放军报》美术编辑。自50年代起曾多次参加全军、全国美术展览，是军内外知名的画家。文革中，1969年洪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2年返回《解放军报》社，后平反。 八十年代末离休后曾兼职双月刊《炎黄春秋》主编。并以多年努力著作完成四十万字《军报十年文革史》（于2004年出版，目前为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