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本真童心还难以建构富丽辉煌的幻型世界，犹如只有基石而缺乏顶梁大柱。探寻这座大厦构成，除了准确把握主体诗人的主导心理机制外，还得深入到他的气质中去。

　　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朋友说我有种堂·吉河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
　　　　　　　　　　　　　——《诗话录》

　　顾城在同王伟明的谈诗纪要中相当准确剖析自己的气质个性，如果把它概括为异想型人格，我想应该不致过分偏离。他从生性敏感的母亲那里承嗣某种遗传基因，不能说没有半点“神经质”过敏的可能；后来特别喜欢西班牙文学，那种浪漫诡奇的风情不能说没有继续发酵着原本就由丹麦国导源的幻想素质。这一古怪癖性的核心是“老想跟一个东西过不去”，几乎成了他动机行为的无形指南。另外种种生存环境的窘迫，如工作、职业、房子、户口，使诗人在上海生活的那一段特殊时期出现了某种抑郁与躁狂的苗头，说是精神濒临分裂，那是太严重了些，不过日益增多的妄想与幻觉的混合露出神经官能症的若干端倪，无疑又加剧了先前频率很高的异想幅度，以致在墙上，地上，门上，我们随时可见诗人信笔的“即兴”速画表演。
　　还是让我们追溯到诗人的少年时代，有那么一个细节，那么不显眼被人忽略的细节，令人心服地证实即使在常态中，诗人也与众不同地显现出异想型人格来。十五六岁那年：

　　我有一次割草时把自己的手割破了，草茎也流出洁白的血来，我看见了自己和青草的血液，我便不觉得痛，我看见每一滴血都像红宝石那样好，一粒粒那么新鲜，这时我觉得我要说话了……
　　　　　　　　　　　　　——摘自顾城致谢烨信，1979年9月中旬

　　在非艺术的神经传导中，一般人的反应必然先产生手指割破的痛感，然后马上联系到现实切身利益，诸如如何迅速止血、包扎、防止感染。我们可爱的小诗人却在刹那间把痛感的传导过程上升为一种审美过程：血滴化为闪光的红宝石。这个“异想”的完成充分显示了顾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先天禀赋，有这种先天禀赋，就常常无视现实生活各种世俗的、实用的、非诗意的东西，而教他一下子抛离现实各种约束规范，忘我地进入非功利境界进入审美与创造中，这也是艺术家与非艺术家，诗人与非诗人创造起点的歧异之所在。
　　再看诗人小时候生日得到一个彩色的钱夹，与别的儿童不同，他想到的不是“我有一个金库”，而是一个“花园”，“钱夹里真的装满花籽／有的黑亮，黑亮／像奇怪的小眼睛／我又说／别怕／我要带你到春天的家里去”，诗人不想要“发芽的分币”而是想要“花的生日”，借此一端，可以窥见诗人不管在常态或非常态中，常常是以超功利、超实用的感觉、幻觉，载着自己的想象到童话世界中遨游，凭着异想，凭着爱，就渴望改变世间的一切：

　　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

　　再没有比这样的异想与幻觉更纯净透明了。现实生活中种种阻距、隔离、倾轧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巨大鸿沟，在诗人的“异想”观照中显得如此轻松单纯和谐。
　　有人把异想型的人分类为诸如“巨人型”“侏儒型”“太阳型”等。我们发现，童心与爱心双重铸造下，诗人倒是经常以“王子型”的高雅身份出现，这当然与其童话世界展开的广阔舞台密不可分。

　　我是一个王子
　　心是我的王国
　　哎，王国哎，我的王国
　　我要在城垛上边
　　转动金属的大炮
　　　　　　　　　　　　—一《春天的谣曲》

　　以为诗人沉醉于自己天生的异想嗜好，自娱式扮演快乐的王子角色，未免有几分曲解。当“王子”发现现实生活中社会心理场那些不可容忍的丑陋时，他的异想不断升级发展到《有时我真想》：整夜整夜去海滨收集瓶子，干什么呢，让它装满“像日光一样白的，象海水一样绿的／还有棕黄色／谁也不注意的愤怒”，然后——一

　　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
　　让红眼睛的上帝的老板们
　　去慢慢打扫

　　犹如重型爆炸，所有的碎片都斑斑点点折射出社会性的光影，天使也有愤怒的时候，其实诗人在对真善美王国憧憬的时候，已对现世人生的假丑恶做出了自己严厉的审判。异想教诗人经常陷入孤独古怪的状态中（例如远离嘈杂的人群独自一人漫无目的行走；几小时一动也不动坐在岸边冥想；喧闹的招待所里，八点钟就早早拉蚊帐把自己严封起来……）一颗檐下的滴水，蟹状星云，一撮蒲公英的绒毛，一对晴蜓的复眼，最神秘的与最平凡的，最具体的与最抽象的，都可能在诗人冥冥异想中成为自足的世界。
　　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和虚无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此在者获得解放，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脱与宁静（23）。
　　顾城在苦闷封闭的孤独中经常与万有对话，一方面要凭藉道家的神秘意识，一方面要充分释放他的异想气质，两者的完全混合，使“超验”成为他的又一个心理特征：

　　我喜欢靠着树静听／听时间在木纹中行走／听水纹渐渐地扩张／……我被雨水涂在树上／听着时间，这些时间／像吐出的树胶／充满晶莹的痛苦／时间，那支会嘘气的枪／就在身后。
　　　　　　　　　　　　　——《倾听时间》

　　艺术的满足常常是由这种陷入孤独中而靠“超验”来获得的，它几乎断绝与任何现实的联系，这种神秘体验赖以存在的基础常常要追溯到感觉机制中的幻觉图式。人被孤独隔离得愈久，他的幻觉就愈丰富，变化频率也就愈快。被压抑者要寻求发泄与平衡，幻觉往往成为他最好的方式。按严格心理学上定义：幻觉是没有外物刺激下就能出现的虚假知觉，变态知觉。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的那篇著名文论中就非常推崇幻觉，他说：
　　我们必须承认，幻觉表现出一种比人类情感更深沉更难忘的经验……我们相信这种幻觉是一种真实而又原始的经验。”（24）
　　有才华的诗人不仅先天具有较好的幻觉素质，而且能在幻觉发生的刹那就转化为创造性的异想能力，甚至也为“超验”的发生提供原始的前提。顾城的奇特就在于：特别发达的幻觉和特别张扬的异想双向递增耦合达到顶峰时，被他凝睇的每一个事物都会发生大大的扭曲、变形，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并迅速分解，化合成一个自足的幻象世界。如果说《暮年》

　　一大群石子／拖着尾巴／在磨擦生铁的容器／有一勺锡水／想变成月亮／绝望地向四面溅开／……你的钢盔油亮／你像甲虫一样／拼命用脚拨土／直到凯旋柱“当啷”一响／打翻了国会和菜盆

　　虽然充满浓郁的梦幻感还容易理解，那么到了实验性作品《布林》则会叫人诧异得目瞪口呆。诗人的幻觉与异想已发展到梦呓的极端。他制造一个“极北极国”和一个外星人物式的布林的奇遇，布林生下来时“蜘蛛正在开舞会”，他一迈步就跨出摇篮，公文包里“包着高度机密的尿布”，他回收鞋子换了潜艇，和好几个总统一起转业去“攻占法兰西银行”；布林曾经发现公路“用细钢缆拴住袜子／一直溜进深深的沼泽”“在那里／拖鞋们兴奋大叫／变成了一群青蛙”；布林曾经遇到强盗，他们砍坏了“八小时和一块手表”，布林曾经报考催眠曲专业并祈祷上帝；保佑他多吃黑蝌蚪，少吃救生圈和鱼，保佑他的耳朵里有钟乳石，将成为旅游胜地，保佑他按时按量把异教徒变成电动玩具。布林后来要衰老，头上撒满面粉，下巴涂满豆芽，死时留下神秘的遗嘱：

　　所有交售悲哀的人／都必须像洋白菜那么团结／都必须用唯一的方法／转一下金字塔／使四面都沾满阳光／和细小的虾皮／然后，再努力／给年老的雅典城／装上／一副假牙

　　在这里，现实与超现实，梦幻与臆想，训诫与谵语，正经与荒诞，严肃与滑稽，嘲谑与幽默交织成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在布林身上，有没有散发着多少躁动不安某种神经质？有没有释放着一以贯之早年延续下来的情结？有没有对现实隐约不满的排遣中巧妙的揶揄？有没有尽情于喜怒哀乐的宣泄夹杂若干隐喻？而这一切都是在不可思议的荒谬中（如同在另一个星球）进行。
　　诗人放纵心理潜流中的各种前意识、潜意识，让推向极端的幻想、妄想左右绾结各种缺乏内在关联的意象。自动写法在这里实行一次重大的实验。但不能不指出：艺术也恰恰在这里出现某种失控。极端的妄想狂热在这里成为呓语谵言的发射机；超现实的故事成了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告白。即使把艺术家视为半个疯子的弗洛依德也早就预言在先：

　　如果幻想变得过于丰富，过分强烈，神经官能症和神经病发作的条件是成熟了。
　　　　　　　　　　　　——《创作家与白日梦》

　　由幻觉（包括幻听、幻视）机制引发的幻想异想以及联想想象——在这几种“合力”地基上所兴建的幻型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导源于艺术家　　的“病态心理”，就更具体的动因而言，有人归结于“期望或定势原理”（如美国詹姆土），有人用格式塔的“心理场”来解释（如考夫卡）。也有人用“内驱力”来探寻。所谓内驱力，是指未经意识到的一种发自本能的心理能量。
　　我们的心境、情感、内驱力和愿望，常常润色和改变着我们周围的所谓客观世界。我们的动作受种种无意识的内驱力所指导，我们把觉察到的那些需要与愿望是加在它们上面的（25）。
　　本能，潜意识，情绪所叠加统合的强大内驱力，以不自觉的无形的方式左右着艺术家各种心理图式，当强大的内驱力触动诗人潜在的情结“窦门”，同时诱发诗人天性中善良真纯的童贞，且加上长期来某种神经官能的亢奋而保持的近乎痴迷的扩张，一种由幻觉直接催化的异想型妄想型观照世界的方式，就逐渐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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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顾城《诗话录》，同（1）第63页。
　　(23)谢选骏《荒漠·甘泉》第19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4)《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第10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生理心理学》第318页，转引《艺术创作变态心理》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