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中国诗歌的信徒们都记住这个黑色日子，远在纽西兰激流岛的顾城“杀妻自缢”，宣告“天国”的毁灭。消息传来，令人震惊，但细想下去，倒感慨命运的劫数，任你如何挣扎，都抵不过它早先埋下的结局，可谓在劫难逃。国内外推测评断，纷争不已，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意见。
　　第一种，从法律道德角度出发，认为“在他举刀的时候，作为一个诗人顾城就已经结束了”，无可争辩应定性他为“杀人犯”，不容任何同情宽恕。
　　第二种，从人性角度出发，如香港犁青，从顾城作品挖掘出其长期潜伏的邪恶本性和杀人动机，由此基本否定顾城其人其诗在当代诗坛的地位，要求“重新裁决”。
　　第三种，从生存环境和文化出发，认为主要是诗人离开母语土壤，灵感枯竭，不幸患上“灵魂失语症”，其恶作是现代人陷入多重困境而无法逃离的悲剧。
　　第四种，从心理、生理学出发，认为诗人多少患有神经障碍，１０月８日不过是总爆发导向精神全面崩溃，至少处于崩溃边缘。允许“赦免”。
　　这依然是一个历史之谜。１０月７日晚上顾城夫妇还在合作写作。１０月８日中午，谁能知道在他直筒帽下的大脑壳内，究竟汹涌着什么？岩浆？泥石流？浓浓炊烟？还是轻飘飘的云团？１０月８日，谁能定量出他的理性意识思维一团迷糊，一片空白？还是高度清醒？谁能清楚，他举起利斧的刹那，人的恶魔本性和自私突然咬住善的天使，只剩一片血淋淋的绝望？谁又知道，他洗手走向山村，心境一片“兴奋”？是最后一次诗歌写作最疯狂的投入，抑或自伐兼他虐的自觉完成？谁能明了，那是一场旷日持久、自幼年就精心策划的预谋，抑或只属于转身式的一念之差？在他妄想型思维里，上帝怎么放纵他走到顶点，再也分不清现实与梦的“三八线”？而在他的白日“梦游症”里，犹似童年一起漫不经心的砍伐游戏，且“演绎”成今日信手抓来的一次“杀鸡”？这依然是一个历史之谜，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医生鉴定，他的神经传导究竟在哪里发生打结，或者完好无恙？现在，只能凭着各种回忆、文本、谈话、书信，作出各种推理推测。而这一切的一切，又与１０月８日本来的真实差距多远？与那顶直筒帽下脑电波的异形，究竟又有多少吻合呢？笔者倾向于从心理生理学角度再做一次分析。
　　美国著名精神病理学家Ｌ·索普和Ｂ·卡兹在《变态行为心理学》指出：精神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失调，患者表现出周期性的，或长期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的特征，通常有妄想、幻觉、木僵、思维散漫和暴力反应（１）。据此理论，笔者虽然没有资格判定顾城长期患有精神失调，但至少可以从中推出诗人带有某些精神障碍倾向。精神障碍倾向表现为：
　　（－）妄想。患者拥有的妄想，在本质上是某种非常固执的思想或虚伪信仰。尽管这些思想信仰的现实依据十分荒谬，可患者始终维护它的绝对正确其实，相信这种信仰对他本人具有特殊意义。顾城的异想妄想一向十分突出，中国诗坛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唐·吉诃德。“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尝起”（王安忆）。怪异、荒诞、谵妄的想法犬牙般充塞在生活与文本之间。如果说前期的妄想，在文本中获得某种精神代偿，“布林王国”是一个重要标本，那么后期妄想的文本对应转移，则主要是在激流岛共建“女儿国”。他无时不耽于这种白日梦情境：“我不是在爱，我是在梦想一个女儿世界”（《英儿》Ｐ１１０）“我怕世界把她们拿走，女孩被碰，我的心就发抖……我终身与世为仇就在于此。我与自己为仇就在于此”(同上)。原本对爱情极为严肃专一的顾城妄想“相安无事地三人同居”，这种惊世骇俗，实质是一种男性主义的非分之想，它的极端自恋的满足，以致最终难以返回意识的正常状态。糟糕的是，这种自恋妄想合法地披上一种诗意的光环，形成所谓纯洁无瑕的“女儿性”氛围、境界，并作为信仰供奉起来。当诗意的妄想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击碎，诗人赖以生存的“理想”支柱肯定要发生迸裂。印度心理学家Ｓ·Ｋ曼格尔指出：妄想有如下两种特质：１、患者出现高度系统和稳定的有关迫害和伟大的妄想。２、患者运用巧妙的、富有逻辑的幻想方式（２）。他继而分析道：“其偏执反应的过程可能始发于一个过大的雄心勃勃计划失败以后所造成的挫折。它引起怨恨和敌意。”（３）顾城的怨恨和敌意能消解在宽恕的情怀中吗？或许自卑和忏悔多少会冲淡暴怒的情绪，但稍有细小的冲突重新升起，本来脆弱的失调机制可能瞬间扣动暴力的扳机？
　　（二）幻觉。幻觉是知觉紊乱的障碍，它代表一种虚假知觉，患者所知觉的对象没有任何实在性，只是想象与假定的图影。例如没有食物，他能体会到味觉，没有花朵，他能闻到香味。顾城高度发达的幻觉机制，包括白日梦、梦游症、幻视幻听，木僵式出神状态，长时间倾听，使之在充满嘈杂的现实境遇上能够顺利建起他的超现实幻象天堂，从“王子”到“布林”，从“墓床”到“天国”，从“海盗”到“天使”，从“木头”到“房屋”，这是他艺术最成功之处，也恰恰是这种高度发达的幻觉混淆了现实与非现实的疆域，抹杀了生与死、人与物、自然与社会、想象与存在、个我行为与公众准则的界限，诱使诗人在自制的幻象里，只能和自己的灵魂对话——梦一样的生活，生活一样地作梦。当他尚清醒的时候，入世的欲望无数次怂恿他逃脱“我是在作梦吗？”当他沉湎时又无数次庆幸自得“我活在梦里”。在长期这种梦幻生活的浓浓氛围里，生与死，我与物已分不出什么界限了。妄想的偏执，梦幻的当真，经常交缠一起，相辅相生，相得益彰，使意识的屏幕一直处于超现实的磁场中。再强大的存在真实，也难以抵抗这种消解性“振荡”，纷纷化成虚无或虚空。所以我推测，在诗人走向地狱之时，既带有某种义无反顾、偏执的决绝，又保持某种茫然、梦幻的姿态。
　　（三）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强迫观念是患者为一种持续反复的观念所萦绕纠缠，无法摆脱，并由此引发相应的失调行为。强迫观念是不符合公认原则的欲望、动机，它常常由潜意识转换为有意识，只不过患者没有意识到它代表自身欲望的满足。在顾城一生中，可以说强烈死亡观念（意识）贯穿其间，特别是到后来愈演愈烈，“英儿可以杀我，我爱的人都可以杀我”（《英儿》Ｐ２０ ）；“她不让我活，我就不活了，这是上帝的安排”（《英儿》Ｐ２１）；“死不是空虚的死是实在的，太密集了”；“我很惊讶人为什么愿意活，而活就是生活”（《英儿》Ｐ９８ ）；“我需要死，因为这事对于我，是真切的”（《英儿》Ｐ９９ ）。到处可以读到诗人关于死亡的表白，经常涌起死之念头不计其数，这种强迫观念的发展肯定总有一天要付诸行动，仅仅有据可查的自杀，在顾城身上就发生过几次，而接近死亡行动边缘的又有多少次不被觉察。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无法使顾城与自己的肉身和解，肉身成为他的叛逆，成为他不愈的伤口，和相当厌恶鄙薄的对象，死亡情结紧紧地攫住了他。死亡是生命哲学的根本底色，正常人无不表现出本能的自卫性退避，敢于超越本能、直面而上的人肯定不太正常。难怪加缪会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自杀的行动只在内心默默酝酿着，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艺术品（４）。只有极少数非常态的人，才能超越常规，真知或无知地面对大限。对于“患者”而言，要么是冷静彻底透彻死亡真面目，把死亡看作是美与生命的最高境界和归宿，要么是强迫观念推之极点，最后根本不知死亡为何物。我们不清楚顾城究竟属于前者？后者？还是不那么纯粹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后者，那么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强迫行为中的基本要素是，个体在完成动作本身所衍生出来的满足感。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解除了自身直接的焦虑的紧张或压力。他感到自身欲望得以完成的满足。随后，这种满足进一步加强了强迫动作，逐渐地发展成为强迫观念与行为的神经症的反应模式。这时，一个人就被固定在某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中行动了，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行动是非理性的（５）。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至少是在边线性的紊乱中，诗人采取了暴力，其客观结果是以他人生命做为“满足”代偿。正是在这一点上，顾城遭到最大的谴责。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开出证明，说他神经完全错乱分裂。笔者只能在这里继续坚持：愈演愈烈的精神障碍可能导致诗人的人格分离、解体。
　　（四）人格分离。人格分离的实质是“自我破碎”，严重时，“患者没有真实感或只感觉到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游戏，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件”（６），“他可能在几个小时到几年的时间里，从一种人格变为另一种人格。而这不同的人格特征，经常是极为对立的。”（７）
　　人格分离会产生一种颇为矛盾的生命景象，例如诗人一方面以无比真诚的爱心歌唱生命歌唱创造（可举数百首）另一方面却自渎自贱施虐施暴；一方面诗人高度怜悯珍惜同族同类，甚至非同类的“物”，另一方面却放逐自己的亲生骨肉，“在深爱妻子的同时又不断伤害她”；一方面诗人以宗教般情怀推崇“永恒女性的光辉”，“这种光辉使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有了生命，就像春天使万物有了生机一样。”（《英儿》Ｐ１５３）另一方面却难容女性的自主自立和新的选择。这种人格分离的“面具症候”，可以说是精神发育不全的严重结果。我们发现，顾城的精神发育，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儿童阶段，诚如他自己表白：

　　我的秉性太极端了，我的最深度从没过８岁。
　　　　　　　　　　　　　　　——《英儿》

　　著名人格心理学家哈尔曾经做过实验，测试人格分离患者与正常儿童两组脑电波（大脑颞部位），发现两组脑电波型式十分相似，它在相当程度表明，人格分离患者和儿童大脑结构与机能同处于发育不全的水平上。由此实验，引起我的感叹：许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八岁孩子：任性、异想、梦幻、偏执。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正常的一部分，还要看到不正常，发疯的另一部分：

　　我知道我在某一层已经全发疯了，我只能拿不病的部分给人看。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没有一点理智，我只有薄薄一层壳，一个灵魂，一些话，对人说话，就好像坐在卖票的窗口上，其它的部分已经都疯了。
　　　　　　　　　　　　　　　——《英儿》

　　上述种种妄想、幻觉、偏执、强迫观念、人格分离看来还应追溯到诗人一生中的自恋。自恋是儿童期必经的阶段，因为自恋乃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不少人终生都无法脱离这个阶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恋完全符合人性要求，“它是一种高度强调、高度评价个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态度。”（８）然而，失控的自恋则肯定是出现变态了：以自我为唯一的支撑中心生活在自制的幻影里；只能与自己对话；很难做出自我牺牲；无法与旁人相处；拒绝与自己无关的事物。自恋发展到极端，常常会发生反向运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消灭和放弃原来沉醉迷恋的自我。例如表现为离家出走，表现为甘愿受虐，表现为对生病、疯狂的渴望，表现为自毁自绝的策划。弗洛依德非常恰当把这种综合症定性为“自恋神经症”：“这是自在幻想中的膨胀，是作为最终防御机制完全恶性的狂妄自大，是作为在缺乏可依赖的生理力量时想达到彻底的符号力量的企图”，“它把人对自身二元性处境的反抗投到了极限。它代表了极端脆弱的神经症的开放性。”（９）
　　自恋如朝好的方面发展，本可以升华为崇高的“个人主义”，如早期惠特曼：“我溺爱自己，世上有我存在一切甘美如饴。”到以后升华为“啊，我的肉体！我不敢唾弃别人身上你的同类，也不敢唾弃局部的你。”不幸的是，顾城的自恋，在抵达极点时，和某些艺术家一样滑向反面，尤其是在后期死亡意识这一强迫观念推动下，终于坠向深渊。而弥漫其间的妄想、幻觉、偏执、意念飘忽、思维散漫，都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催化作用。加上外部环境压力，诸如母语失却的孤独感、紧张重负的焦虑、深在的无定漂泊、先天孤弱的依赖性、连同后期负罪感、忏海意识，还有人们谈论不少的“斧头情绪”……（尚未涉及遗传因素、家族史、童年脑部受伤等）多种精神窒息障碍的合力结果，使原本十分“暴躁”的火药库，处于引燃的临界，在自我调节机制的抑制与放纵之间，来回徘徊，时好时坏。一旦自身某一障碍加重，或外部一颗小小火星，都可窜出熊熊大火。脆弱而接近失控的神经官能，会敏感到这样的地步：有时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手势一种暗示，就可以挽回一场灾难。反之，嘴角一撇，眼珠一瞪，也可以迅速推向悬崖。我们已无法推测当时冲突的情景，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对于潜在失衡和显在障碍的边缘性患者，命运早已先在地埋下惨案的优笔。笔者在这里反复强调边缘性，它是悲剧难以避开的必然性前提与基础；我同时也强调命运的劫数，它貌似偶然，却是一种更深刻的必然。边缘性障碍和间歇性发作，在命运手中“偶然”地撮合，一旦“歇斯底里”起来，能逃出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８日，还能逃出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吗？！
　　由此，再引伸出与此密切相关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精神障碍在创造力旺盛者身上的表现呢？美国心理学家 S·阿端提认为：“创造者的神经官能症可以被看成为一种重要的动机因素，也可以看成为一部创造作品的内容当中的一个重要成份。”（１０）日本病迹学家岩井宽博士也认为：“歇斯底里的病理是超现实主义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艺术中主观和客观价值颠倒的动。”（１１）专家们发现，众多变态心理能量在生活与艺术上会同时产生正负不同效应：如果它有效释放于艺术上，常常因其悖于常态而获致非凡的创造。如果浪费于世俗，常常因其错位而导致灾难不幸。因此，艺术上的“王者”不少是生活中的“白痴”；生活中的“疯子”，很多是艺术上的巨富。某些疾病，人格发育不全，异端思维，反常心理，变态，变性，精神紊乱，在“转化”为异常创造力时，往往有着不可忽视的创新功能。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一个伟大的夭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柏拉图说：“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叔本华也认为：“天才的性能和疯癫有着相互为邻的一条边界，甚至相互交错。”可以不假思索开出一大串极端者名单：迦尔洵的精神分裂、凡·高的躁狂错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荷尔德林的抑郁、爱伦坡变态的恋母情结、海明威的父氏遗传躁郁、王尔德的同性恋、海涅的卟啉病，普拉斯的歇斯底里、塞克斯顿的梦魇、乌斯宾斯基的失语、马雅可夫斯基的癔病性人格。更有甚者，英国著名文学家兰姆的姐姐碧姬·伊利亚，他们姐弟合作写诗与小说，结果在一次神经失常中，她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患有强迫妄想症的表现主义画家蒙克，也在与挪威画家卡尔斯基决斗中，“误杀”他人，温克勒曾指出他的心底肯定深埋着病理性因子。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扼死自己的妻子，同样地源于精神病发作。列举这些，并非表明笔者鼓吹艺术家、精英们，享有特权可以伤害自己毁灭他人，而旨在说明，先在心理与生理失衡所导致的进行性或间歇性精神失常乃至疯狂，如何用理性与道德的准绳来评判？！法律至高无上，法律严密的尺度能度量出边缘性患者的精神畸变吗？！
　　设若退十步说，顾城的心理卫生十分健康，精神系统发育得十分健全，没有那些异想幻觉自恋偏执以及某种人格分离所构成的特有“天份”，那么当代诗坛肯定无法显现那个“童话世界”，那个天赋不低名叫顾城的诗人肯定还没出生。历史就是这样残酷而可爱地绘出一个两难命题：生活需要遵守游戏规则的孩子，而艺术却青睐哪怕发疯的天才。
　　是的，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十分复杂而又残酷地指向：远远走在公众面前的极少数艺术家诗人，他们怪异的创造力与影子般相伴相生的人格障碍，在世俗生活与艺术活动面前所面临的悖论。这个悖论几乎是先在的、命定的、无法克服的宿命。必须承认，有一部分天才艺术家诗人的人格、精神发育得十分健全完美，这当然得感谢造物主，但也必须看到，少数天赋性较高的艺术家诗人其人格、精神，严重变态、分离，颇多缺陷（包括重大道德沦丧），艺术史依然容纳了他们。犁青等人忽略了顾城的精神畸变和人格障碍在其艺术活动中正负两方面作用，忽略了这一悖论在其身上长期潜伏、无法调和的特殊矛盾，因而得出“杀人犯”“取消诗人”“重新裁决”的结论，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一般来讲，艺术史不会面对生活事件，它主要是面对文本，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审判目光不会盯着被告的人格分裂，而专注于艺术自在体的裁决。人格和文本最好是能够统一，但有时亦可以相对独立。文本是作为“这一个”独特的精神财富穿越年代和人心，而人格缺陷仅仅作为一种人生经验教训告诫于世，未来艺术史一般都会将它淡化甚至弃置于审美评判之外的。
　　犁青等人又判定顾城接受太多西方现代派的负面影响，这是导致悲剧的主因之一。笔者重新翻阅《顾城新诗自选集》后，看法恰恰相反。从整体上看，顾城的骨子里仍是中国化的。第一，他的整个哲学观世界观集中体现在他少有的万字文章《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从头到尾充满对老庄、禅宗的独特领悟、充满对中国文化思维的推崇，谁读过这篇文章，谁就会感叹，只有小学学历的诗人对生死、物我、天人、自然、无为无不为等重大生存课题，有着与常人完全不同的体认，这种体认是母体文化与诗人个体灵性结合的产物，是根深蒂固深入血液的。贯穿他一生的“齐物观”和“合一观”就是最深刻的佐证。那种外来文化最多只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因为死亡结局的近似，就得出总体文化倾向的西化，这恐怕又是一次“误读”。第二，顾城的思维与话语仍旧是中体的，其诗歌思维特色，前期一般是清纯明洁，拙稚灵动，是属于触悟灵感型一路的，完全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中国语法；后期部分“微型结构——关系诗”，有的则走向超常跳脱、断裂、飘忽、零碎，是不足取的（这也可能提示诗人思维散漫的某种畸变？）。但顾城总体的话语空间，我以为是自然本真的。我深深感到有一种自如洁净、简短直捷、心性自现的气色。这种气色可以一直追溯到王维、陶潜，不是简单一句西方现代派影响所能包容的，而恰恰是在与之抗衡中坚持下来，留在骨髓里的东西，恰恰是老庄文化浸润参化诗人灵性的体现。
　　顾城，毕竟留下了一千多首诗作，不用说，他所建构的童话王国在当代诗坛留下一种怎样的模型，单是其中两首诗《一代人》、《远和近》，笔者就肯定可以传之后世。前者的意义在于高度概括文革一代的精神走向，极具历史标志性，后者的出色在于，提供一种主客体互相转换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一个诗人如若有两首诗作传世，这就够了，何况幻旬模式的建立，在新诗史上，能有几人？
————————
　　（1）L·索普B·卡兹《变态行为心理学》第449页，纽约1948年版。
　　（2）（3）S·K曼格尔《变态人格心理分析》第156页、第15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4）加缪《西西弗斯神话》。
　　（5）S·K曼格尔《变态人格心理分析》第1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6）（7）同（2）第123、第117页。
　　（8）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2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E·贝克尔《反抗死亡》第3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S·阿端提《创造的秘密》第3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岩井宽《境界线的美学——从异常到正常的记号》第19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