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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创造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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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是经过这些事儿,你就特别清楚。实际上人为什么活下去,就是哈姆雷特那句话:死还是活,这还真是个问题。--就是你干嘛在这儿耗下去?--我觉得就是,它那个所谓生命的本身中间呵,含有一种期待,于是你不管它,它就活下去了。活下去有时候精神到来,你发现这活大有道理;精神一走,你发现这活纯粹就是一个荒诞。
但是精神到来的时候,你不是一般的精神充沛呵,天地都焕然一新,就跟处在__那个特别的状态下似的,那时候他就不想什么调工资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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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学画,有句话特别让我开窍,就是“至人无法,无法有法,乃为至法”。我觉得这“至人”就是脱开了人世观念的人,“无法”说的是精神的自由不受任何观念的羁绊。说“无法有法”,是说这个自由又是在一个终极力量控制下的,这个力量既是你自性中的,又是冥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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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西方,它把什么都弄得太戏剧化了。《圣经》那给闹的,整个儿特别的戏剧化,给小孩儿讲故事那是比较有意思的,跟过家家似的;再长大一点儿,看着可真是有点儿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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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李煜的看法和对于唐诗的看法,他意识到的那种美呵,他这人我想是领悟到了佛的,他说那种境界那种美呀,那个核心就是佛的东西。
这你看呵,唐代的那个状态之所以那么心定呵,不论它怎么威武,怎么或者说哪儿人食人哪,或者写诗或者征讨呵,“燕山雪花大如席”呵,“马上垂鞭,风吹百草”呵,它这中间那个生气都在,它有一个很定的内核。这很定的内核就是从“采菊东篱下”到“红豆生南国”,它内心的这么一个舒展;舒展、沉静了之后它外部才有那么强大的一个生气显示出来。
但是到后来,只要这人心里一空,这气象立刻就瓦解了。这文化真就是这样,你只要没了这个核心,它倾刻瓦解,瓦解得一塌糊涂,到元曲以后它就直往形而下走,就成了说笑话,说怪话,胡说八道呵,也是种趣味吧。
我写了篇短文最近,我说一直就觉得这个精神没了,结果《红楼梦》大观园门一开呢,哎,发现《春江花月夜》那个境界呵,已经变成一个个清洁的女孩子那样的一个世界了。
精神有来有去,但有时候它潜默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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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写诗是一次性的一样,精神的到来也不再会借以任何相同以往的形式,精神对形式的创造也永远是一次性的。如果说精神的运动有什么规律的话,这就是规律。
精神在人间的旅程是来去无常的旅程,也是创造的旅程,无数生动和质地纯粹的形式因为精神的到来而奇幻地展现给我们。可怜人那么蠢,没有创造力,也没有生命力,他只有等待精神的到来,或者去学习,去模仿精神留在人间的一个个形式标本,去照猫画虎地制作没有内力的“新”形式,或者干脆就毫无生气地使用旧形式;最有理想的莫过于试图在精神曾经创造又留下的形式中力图找到精神的轨迹了,我就干过这个事情;而其实精神创造了这个形式,留下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形式里来了,那是真正的俱往矣。
那么难呵,就难在这儿了,你不能刻意去找。比如我,八五年以后,我下了个决心,如果诗不来,我不写诗。写不写诗,当不当诗人,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我可以干别的许多事情呵。但是当你完全地放弃了之后,是不是,它会来?你怎么可能连同这个期待也放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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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呀,得找到那个大前提去了。西方认为人是重要,甚至是中心的,他是绝对肯定人的存在,和人的所谓价值的。而实际上呵,有一天我看电视,就忽然一愣,它放个小女孩的照片,跟着又放她现在是个老太太的照片,“叭”“叭”两个镜头就那么过去了;后来我想,这个事情,真是有的吗?--你一下想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真是觉得自己就是那么一个虚幻的影像似的,“叭”“叭”两下,一个那么甜的小女孩儿,一个一点儿精神气也找不见了的老太太,你说这两个是一个人吗?跟着你又想:那么重要吗?有必要那么在意吗?这个事儿真是有的吗?--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呵,你跟人世联结的那根弦就断开了;这根弦一断,境界就打开了。实际上这是个生死结。
但是进入这一步特别可怕,因为于是等于你放弃了一切,包括死亡都放弃了,你就完全没有心理依靠了。这个没有依靠特别可怕,好几次都把我给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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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整个往哪走哇?中国的整个精神状态,你看那个王朔也罢,崔健也罢,它等于是往明末那个时候走。你看明末那时的东西,都是嬉笑怒骂,怪言怪语,根本就没个“正格儿”的。
前两天,我碰上一个捷克教授,他说你知道吗?耶稣在《圣经》里边他从来不笑的,你这人怎么老笑呢?我说中国人已经活过了那个不笑的阶段了。你看中国先秦的时候,青铜器,它不笑,它厉害着呢,那会儿严肃得不得了;你看到了魏晋的时候,人发疯,发狂,做怪态;但是到了明末的时候,它就笑。我跟他说冯梦龙有一段话说这个世界呀,不笑不能说话,一说话不能不笑,不说不笑没有笑话就没有了世界。
然后他很醒悟,说,呵,他的老师是布袋和尚,不是耶稣。实际上到了明末,中国人就是他什么都做过了,严肃也严肃过了,精神也精神过了,精神的失败和痛苦全都饱尝过了,它就剩下个笑话的形式了。挺好玩儿的,这方式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方式。
其实外国那个荒诞还是比较严肃的;中国那个笑话真是比较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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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纳入形式,而不是任精神创造形式。西方对精神是有这个限制的,这个限制是内在的,是民族性格中的。
你看,那个唐.吉诃德整个是一个笑话吧?但是他从头到尾煞有介事。老外这个煞有介事特别好玩儿哈?他们不论多么嬉皮多么痞,还是有那么个框,没放松。这中国人要是一彻底,那弄不好可就一彻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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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他对“人”在概念上绝对保有一个想法,任何时候是绝不可能将这“人”等同于无的。你看希特勒那么疯,他也还是完全在人的范围内的,建立一个人种的什么,人种的高贵或低贱。他都不是煞有介事了,他是确有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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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我想表述,当然我就把它概念化、理论化、程式化了。
……这也是个职业病哈?当了两天老师当的。那本都是一些无所谓的、随时来随时去的体验而已的东西,就像花的香气,或者石头的刺鼻味道,天然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是我必须讲课呀,比如这诗呵什么的,那么一讲呢,就给它归纳了,纳进一个或者纳出来一个逻辑,形成了一个说法。但是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得明白这就是个说法而已,它根本不能代替那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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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6,820字) 1992年5月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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