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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顾城的幻型世界·一、“我愿重做一只昆虫”
——诗人的力比多情结
作者:陈仲义 文章来源:《中国朦胧诗人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2-15 17:15:39 | 【字体:

  顾城那双《黑眼睛》、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清澈得没有一点云翳,有时一动不动地盯着一点,入神到仿佛要从哪个缝隙里“盯”出什么,或非要把什么给抠出来不可。是那样痴迷、那样专注,伴随静静的略带平和谦卑的喃喃自语,旷朗而淡远,有小溪淙淙的流响,春草的温馨气息,以及梦的均匀的呼吸。我总觉得,我面对的不是地球上被机械文明所异化的人,而是来自遥远星球的另一种“生灵”。

  由于天性,由干渴望,他确实天然地怀着远离尘世的退避意愿,自觉或不自觉走向社会的边缘,走向绝对的自然。只有草、云、海、绿色、白色和蓝色……才能滋润养育那颗充满原生的灵魂:
  我感谢自然,使我感到了自己,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那生命的历史,我感谢自然,感谢它继续给我的一切——诗和歌。
  这就是为什么现实紧迫的征战中,在机械的轰鸣中、我仍然用最美的声音,低低的说
  我是你的。
                     ——《学诗笔记》(1)

  大自然的安琪儿,每天都躲在母亲的怀抱里阅读那部神奇的百科全书,阅读每一个丰富和变幻莫测的细节:那不同速度流动的云,空气微微荡开的波纹,花被太阳晒开的样子,风弯腰的姿态,悬挂的露水,飞升的烟朵、雷雨,彩虹……每当被自然的魅力震慑住了,他的心里充满虔诚与点栗“只能扑倒在荒地上企图痛哭,我多想写呀,画呀,记下这一切。”(2)无论是相对比较客观,以淡雅的笔调描友谊述《水乡》,还是主观色彩极其浓郁的《我的心爱着世界》,我们发现,从少年时代起,诗人在冥冥之中就在进行自然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自然化的双向建构工程。

    我把我的足迹
    像图章印遍大地
    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

  进入和大自然共溶同体的境界,最早是雨后塔松下挂满晶亮的雨滴,启蒙稚嫩的诗人,而后是在硷滩上长久等待春天的来临,直到17岁某一天:水柱在台阶上摔碎了,碎成晶亮的一片,雪水流出林子,诗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也一点一点溶化了,变成溪流的瀑布,于是“……皮肤再不是我的边界,大地再不能用引力把我捕获……我是那么地自由,随着热的气流在太空中浮动。”(3)诗人终于找到大自然的机心,大自然找到自己的知音,诗人第一次在诗的意义上完成了《生命幻想曲》,这一灵性才情在17岁时总喷发,与其说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毋宁说是诗人长期对自然匍伏,臣服,祈祷的结果,是诗人与大自然神秘契合的首次强烈共振。
  人与大自然处于同价地位,是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一个基本出发点。单就这一精神实质而言,顾城并没有什么异常可论,独异的是,他在自然界的某一生物种属里竟异乎寻常开发了自己灵魂的支点,这一维系他全部生存,冲动,体验的支点,用目下流行的术语来说——即力比多情结。构成诗人赖以生存与创作冲动的原欲动力竟是:昆虫!“昆虫”?是的,是昆虫几乎成了地创作的喷口与源泉。在所有的书籍被抄走之后,他的手本能地在废纸堆里摸索,没料到这一举动竟决定了诗人一生的走向。
  就是这本幸存的《昆虫记》使我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上百万种昆虫,构成了一个无限神奇的世界—一金龟子身上黄金的光辉,知了背上黑陶的色泽,瓢虫和蛱蝶身上怪诞的图案,每夜都在我的梦中浮动……(4)
  分不清是虫学家的愿望成就诗人的梦想,还是诗人的梦想与昆虫学家的夙愿合二而一,每一个生存的瞬间,每一个醒着的梦都闪烁着鳞片,触须和透明的翅翼,法布尔不仅帮助少年的诗人确立人与自然同价,更强烈诱惑地确立人与昆虫平等的地位。昆虫,在“大入国”的眼界里,开始被注入神奇的灵性,他是这样若有所思,真诚地笃信着;“它的生命不是以别人的欢迎或是厌恶为前提的。它为什么要来——以及终有一天要离去?只因为它是生命……它是平凡的,但它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并且不冒失地艳羡别一种属的世界”(5)。
  是不是诗人故作姿态,把“人”降低几个层次,抑或有意放松自己.相对地暂时偶然地让自己做几次“局外人”——以昆虫的眼光来看人与世界中的一切?不,从诗人入托时就经常偷偷躲在角落里,不管身旁的嬉闹,目不转睛盯住蚂蚁搬弄沙土(这使我们联想法布尔趴在地上数小时一动也不动);大一点时喂养小松鼠、黄鹂、野鸽、整窝的小麻雀;经常用手去抠刷了石灰的树皮,企图把“剩下最后一只没被发现的知了”抠出来;到而立之年,也可以数小时像专注古币上的纹饰那样注视掌上贝类的螺纹,这一长年持续不断有据可查的嗜好,表明诗人对小生命热恋到了何等“病人膏肓”的境地。诗人天性中对弱小者本能怜悯、同情、以及被摧残而引起自卑性反应心理,使他自幼年起自发与弱小的生命.动物相伴为伍,其间又以昆虫为甚。不假思索而又有凭有据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诸如;瓢虫、黑蚁、蜘蛛、野蜂、蟑螂、知了、粉蝶等等。仅就生命这一现象而言。诗人确信没有高、低、前、后、左、右、上、下之分,甚至人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一只昆虫呢!不是吗?像那只小小的瓢虫,带着自己的斑点爬着。自由地爬着,不因外界发生动荡或增加或减少什么。它的生命是短暂的又是长久的,它在自己的天地活得多惬意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或许比人类生存得更长久更自由。诗人真诚希望“我们首先应该是一条昆虫”(6),昆虫使诗人发现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发现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昆虫——这充满原欲动力的意象是诗人的俄荻蒲斯情结,是诗人梦牵魂绕的“图腾”。
  需要稍加解释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情结”与弗洛依德的含义略有不同。弗氏是把它建立在泛性欲基础上,我主要是指具象的个体心态而言,它主要是受外在压抑凝结而成的,是人的防卫机制的一种结果。情结凝结着人的生命状态最原初的需求,欲念和想往,而不单指性欲。诗人的力比多情结——昆虫这一意象自幼年起,实际上就凝集着诗人对外部现实世界,自身灵魂的种种撕杀、抗争、逃避及对话。
  崇山峻岭中的神奇穴道/凌海礁石中的奇异孔洞/是无权蔑视昆虫身上一条吸管,一根触须的/因为后者是生命/神奇般的丰富,瞬息万变的美只属于它……(7)
  每一条纤纤触须和微不足道的吸管都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想必诗人的生存是基于这样一种深入血液的泛灵论:即把客观世界的一切视为如自己一样有生命有灵魂的实体,但泛灵论还概括得不准确,因为诗人没有停留于“与万物同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地,而是将自身继续“贬值”、“降格”,降格到“做一条老实的,甘于平凡的昆虫,不该去践踏别人的世界,为我们所陌生,所不懂的世界。”(8)这种“贬值”“降格”在伦理意义上闪耀着诗人的人性光辉:与其做一个主宰践踏他者的万物的灵长,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一条微不足道自生自灭的小虫。
  如果说充满童心爱心的泛灵论是诗人创作的温床,那么在这个温床里生长,作用于诗人整个幻型世界的酵母就是那个力比多情结,那个具体化的昆虫意象,虽然在诗人干首诗作中到处可以看到植物与动物的意象,但就其数量和质量,五彩缤纷的昆虫意象则显得更为活跃、动人、充满生气:“甲虫在细竹管里发出一阵噪响”,“像哲学术语一样的湿知了”,“蚂蚁在花心爬着”,“细钳还在捕捉夜雨”、“嗡嗡的野蜂”、“图案般的粉蝶”、“带斑点的瓢虫”、飞蛾、蝈蝈、黑天牛、金龟子、蟋蟀,千媚百态,应有尽有。
  他的情结实在太突出也太膨胀了,以致成为他人格、灵魂的构成部分,以致使他根本无法面对现实,无法与周围的同类对话,现实狠狠遗弃他,他也狠狠背离现实,这是诗人的悲哀,也是诗人的幸运。“我对自然说,对鸟说,对沉寂的秋天的天地说,可我并不会对人说。我记得有一回我从桥上走过,一些收工的女孩坐在那,我于是看着远处,步子庄严极了,惹得她们笑了半天。”(9)退避与逃离现实是他情结的特有行为方式,他真的坚信有一个法布尔世界,到了那里,就永远不出来。可是强大的现实存在不断粉碎他的幻象。一方面是美好的情感意绪的自然涌动,一方面是环境人际的险恶挤压,一方面是幻想天性的自由挥扬,一方面是种种有形无形绳索的束缚。诗人时时处于宁静与痛苦,封闭与逃逸,思想与不思想,害伯与自得,陷入与超脱,永远纠缠不清的两难境地。结果是天性郁积的情结以更富诱惑的向心力牢牢吸附他,现实的困厄挤压加剧着这一趋势。《初夏》是他最早以自己独特的“情绪方式”来宣泄他的痛苦:

    我脱去草帽
    脱去习惯的外壳
    变成一个
    淡绿色的知了
    是的,我要叫了

  他希望脱去人与非人的习惯外壳,在那个麻木的岁月里,人实际上异化成连昆虫都不如的地步,传统习俗的厚茧,迷信封闭的盲目,造神的狂热,机械的思维方式,筑起沉重的精神狱墙,诗人愤怒地意识到习惯就是停滞就是沼泽就是衰老;一只最简单能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知了”,也比麻木机械永远附着在大机器的零件好,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宣称我要变成知了,我要叫了。
  更有趣的是诗人对异化的抗争是以另一种“异化”形式出现,而另一种异化形式仍旧深深涂着生物“情结”色彩。

    我是鱼,也是鸟,
    长满了纯银的鳞片和羽毛
    黄昏临近时
    把琴弦送给河岸
    把蜜送给花的恋人
              ——《梦痕》

  “我是鱼”突然被当做一种简单的修辞学上的“物化”,其实联系追溯诗人一以贯之的生命基点,灵魂底色,当会发现它绝不是意识表层的浅显的独白,而是来自一种深厚积淀,来自一种先天及后天对昆虫对植物的热恋,这种热恋使诗在宣泄情绪意念,潜意识或展开幻想,并将其外化时,自然而然会“找到”与其生命感情意识体验最密切最关联的“事物”。这些自幼以来已作为深厚的积淀潜入诗人心理场中的动物意象,植物意象,昆虫意象,其实已不是作为具象物,而是化为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生物流”,注入诗人每一次对外晃动的“触须”,贯通诗人每一双向天国震颤的翅翼,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理解”情结”的生成、转化,才不致于停留字面表层的“按图索骥”,而真正洞见它的奥妙。
  就是到了前中期,诗人所竭力讴歌的生命,仍是充满非人类的,来自生物界的那种气息、那种氛围。

  由于蓬松的幸福/我被分散着/变成了/各种颜色,形体,原来/变成了核糖核酸;蛋白/纠缠不清的水藻/轻柔而恐怖的触丝/血和蛙在激动中/渐渐发育的脊背/无数形态的潜伏,冬眠/由于追逐和奔逃/所产生的曲线/血的沸热和冷却……
             ——《大写的“我”》

  明显的情结色彩似乎有所减弱,但还要到《颂歌世界》(自编5本诗集)阶段,充沛的“力比多”才由外显张扬挥发融化到隐蔽的内里,并与之奉行生命体验的微型结构胶合一起。

——————————————
  (1)顾城《学诗笔记》参见《青年诗人谈诗》第33页。老木编,北大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
  (2)顾城《现代诗技巧》同上第57页。
  (3)顾城《剪接的自传》同上第46页。
  (4)同上,第41页。
  (5)(6)(7)(8)《我愿重做一只昆虫》见《当代诗歌》1987年第2期。
  (9)顾城致谢烨信,1979年9月中旬。

文章录入:鹤莲    责任编辑:鹤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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