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言文字作为物质传达媒介的文学难于摆脱事实、概念等再现的成分，这就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的惯性：较之以色彩、线条、音符、声响为传达材料的绘画、音乐等艺术种类来说。文学就象耶稣驮着十字架一样，理应更多地，甚至完全地负载着思想、概念等与理智有关的内容。
　　在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涵盖下，一切文学，都被要求具有明确的概念内涵，否则便是不可思议之作。循此，势必带来一种在总体趋向上是正确的，但在面对个别、特殊的文学现象前，则变为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于此，似乎有必实来段诗坛的旧案重提，因为不管于论争的哪一方，都尚未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顾城的《弧线》一诗的辩论。
　　峭石同志最早提出批评：“不知道用这些形象说明‘弧线’是何用意。如果认为‘弧线’是一种美。那生活中的‘弧线’太多了，蛇的爬行是弧线。苍蝇绕着碗口飞也是弧线。美吗！说是别的意思，这‘谜’不太好猜了，仅仅写出‘弧线’，思想岂不浅薄？这象不象一种文学游戏？……故弄玄虚而无病呻吟！”①弧线美不美，连笔者劳舌都是多余的，英国美学家威廉·荷加斯早就说过：“如果在可能想象得出来的大更多种多样的波状线中只有一种线条真正称得上是美的线条，那末，也只有一种准确的蛇形线，我把它叫做富有吸引力的线条。”②看来矛盾在于“思想浅薄”与“无病呻吟”了。
　　斥之者说无，辨之者说有。石天河同志则发微索隐得更为“透彻”：《孤线》所隐寓的诗意：“把诗人在某一时期所接触到的，社会上的‘转向’、‘退缩’、‘向上爬的幻’，与‘一枚分币’的价值及少年去捡拾它的卑屈形象，并列起来作比较，暗示着诗人对生活中某些现象的见解与评价。”③这真是，你不说人们倒明白，你越说人们越“朦胧”。试站在反驳者的基点分析；难道“因幻想而延伸”，就必定“向上爬”吗？如果少年拾分币是交给民警，这是“卑屈”吗？海浪“退缩”、“耸起”也可能是为着积聚能量，来一次更壮观的冲击……该打住了，双方象是各自振振有词，但实质上是一种无聊的争辩。以这种肯定性的诠释来反驳否定性的“无病呻吟”，只能授于对方以语柄，造成审美鉴赏上真正的朦胧。
　　论辩的双方，形似背离相异，实则殊途同归。即出于同一审美心理层次，崇奉同一批评原则，一切文学作品都必须负载思想，概念。
　　文艺的成立是否绝对要基于思想意义？文艺作品的表象是否完全要依赖于社会功用价值？在普遍性的状态中，究竟有没有个别的特殊与例外的文艺现象，即有没有一种以接近于自身形式美而独立的趋向“纯粹美”的作品呢？这便是顾城的《弧线》及与它相类似的一批作品，在文艺实践中向今天的文艺批评界提出的严肃的美学课题。
　　又一位年青的诗人车前子以他的诗作形象地传达了这个疑问。
　　“什么？三条直线，象征三条道路。”“我听懂，讲些什么啊？”④至于类似峭石同志一类的指斥，他们似乎连听都不想听，依然我行我素地沉醉在“三只最圆最圆的圆圈”的创造中。
　　历史仿佛也在走着一个圆圈（当然是螺旋式的圆圈），对这类趋向纯粹形式美的艺术，人们的思考并非始于今日。柏拉图在《斐利布斯篇》中就指出有种能产生真正快感的美的事物。缺乏它时人们并不感到欠缺，但它的出现却使感官满足，引起快感，他“说的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或绘画的美，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来用直线和圆形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形状的美不象别的事物是相对的，而是按照它们的本质的永远是绝对美的。”⑤极端功利主义者的柏拉图都能平心静气地对待这种美，那么我们这些能允许抒情诗人在“理想国”里讴歌的批评家，却不能容忍表现这类形式美的文艺作品的存在，岂非怪事？面对着顾城以文字为物质材料描画出的形象的“弧线”，难道我们连柏拉图那种少得可怜的“宽容”的度量都没有吗？
　　这类事物和文艺作品，康德称这为“纯粹美”。康德认为美有两种，一种是自由美，即纯粹美，它“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说该对象应该是什么。”另一种是附庸美，即依存美，它“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并以按照这概念的对象底完满性为前提。”⑥属于纯粹美的，康德举出鹦鹉，贝壳、花卉、自由的素描，框缘或壁纸上无任何意图地相互缠绕的、被人称做簇叶筛的纹线，无标题的幻想曲，以至缺歌词的音乐等等。因为“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依据任何一定的概念，却令人愉快满意。”人们对它们的审美，“以感觉为其基础”，单纯地由它的形式产生愉快，因此人们的“鉴赏判断是纯粹的”，不必“假定任何一目的概念为前提”，而在静观一个形象中让自娱的想象力自由地飞翔、驰骋。再者，由于这种美的感受“已经是一个唯一能够确定地普遍传达的”，所以这类“纯粹美”的事物与作品能契合人们最一般的审美心理层次，从而产生超时代、超民族等的普遍性的美感特质。
　　柏拉图、康德等在这一侧向上的理论思考渐渐化为西方艺术家的实践呈现。十九世纪后期西欧出现的印象画派就沿着这个方向突进，如莫奈等人的作品就从表现思想性的意义中获得解脱，也从寓意性的内容暗示上得到超越，绘画在光、色纯粹形式因素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以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派音乐也侧重于音乐对内心印象及感官的微妙感受的展现，而不主张对内容的叙述或理性思考幻化的传达。在这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便诞生了克乃夫·贝尔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理论，他认为：由线条和色彩等构建的关系和组合所形成的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是艺术和美的创造的目的。⑦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文学领域里的意象诗派的诞生，他们厌倦了当时诗坛上毫无掩饰的、赤裸裸的主观情感直抒的浪漫主义诗作，认为一首好诗的先决条件是“从情感的过剩到情感的约束”。从而要求以光、色、声等感觉因素创造出生动、凝练的情绪“对应”的意，“诗中不要片喻，要表达，不说教，不反映人的经验，不追求精神的什么……”，也就是说诗人主体的价值判断要在作品中隐匿，诗作仅是一个清新的画面或形象，乃至形象的形式，诗不再是概念，意义等“超越势力”的侍从了。例如，桑德堡的短诗《雾》：

　　　　雾来了
　　　　缩着小猫的脚爪
　　　　撑着沉默的腰
　　　　它坐望着
　　　　海港和城
　　　　而又向前移进。（邹荻帆 译）

　　除了由湿漉漉、毛茸茸的，弥漫空间又静谧无声地移进的海上浓雾所导致的美感之外，我们还能从诗中寻觅到什么微言大义呢？
　　在国内的今天，我们可以允许那笔触细腻、细节入微，不包含明显内容蕴义的工笔山水花鸟画的存在，（当然，国画中还有类似八大山人那种把国破家亡的满腔悲愤倾泻于枯枝秃笔上的写意流派）有时还对这传统的画艺极力推崇；我们也允许如刘天华那类《空山鸟语》式空负的音乐存在，甚而备加赞赏；但我们却不愿，也不能承认与之相类似的，具有纯形式倾向的一些诗作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这司空见惯的文艺现象，一经抉出，难道不会令人愕然与深思吗？
　　二千多年来，“文以载道的原则已深深锲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在逝去的特殊历史阶段，文学甚至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工具，文学配合政治任务，演绎政治概念，成了不可更改的准则。在这样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学批评观念当然易于产生极端性、绝对性的偏颇，即文学必定要包容一定的政治概念或道德训诫。而这种概念与训诫往往又与某个阶级的政治目的相纠结，以至陷入狭隘的社会功利主义的泥淖，导致了文学批评标准的僵化与庸俗化。拿着这样的批评标尺，怎能衡量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之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顾城《感觉》）

　　这一类纯感觉的意象诗？因为尺上没有有关的刻度，没有既定的准则，但这类诗又不是倾向性错误或庸俗、黄色之作，在陷入困惑之际，有的批评家只好把僵硬的批评准尺藏于身后，随手抛出个极不负理论责任的、本身概念内涵就十分朦胧的“朦胧诗”的兜网，把他们所不理解的，不愿理解的、越出旧轨的诗作，一古脑儿装在一块，让人们戴上“朦胧”这个预先制作的色镜，去捕捉在正常的审美力下是十分清晰的、而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变得朦朦胧胧的诗境。正如梁宗岱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谈诗》一文所论及的：“中国今日的批评家却太聪明了。看不不懂或领会不到的时候，只下一个简单严厉的判词：‘捣鬼！弄玄虚！’这样做自然省事得多了。”⑧
　　但是，文学批评的任务并不在于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要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解答新问题，不断地总结新动向，并给予理论的升华。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理论才不至于变成灰色，才有可能保持常青。实际上，远在一九八０年前，刘再复同志就提出了廓大我们的文艺批评标准视界的问题，他指出：“艺求追求的功利价值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有助于人类与恶势力进行斗争，推动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２）有助于提高人类知识水平，推动人类征服自然和增进社会文明。（３）有助于陶冶人的灵魂，丰富人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类自身的尊严感和精神世界及道德素养。”⑨就是说，文学批评的功利标准必须从单一的社会改革的政治目的中解脱出来，促进人类理性（包括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发展的目的，也应成为艺术功利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艺术美中的善的内涵。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批评界虽然接纳了刘再复同志的理论，却尚未能把它完满地溶化于具体的文艺批评的实践中。
　　葛赛尔有次与罗丹一块从停息在水池面上的天鹅旁走过，由于人的惊扰，天鹅伸长颈向他们发出忿怒的叫声，天鹅的野性使葛赛尔脱口说出：这类鸟儿是缺乏智慧的但罗丹笑着回答：“它们有线条的智慧，这就够了！”⑩“线条的智慧，”这是多么神妙的艺术大师的语音！在真正雕塑家的眼中，任何具体的形象都可抽象为线条；而在真正的诗人眼中，任何抽象的线条也都可幻化为生活的形象。顾城就是这样地进入“一种美的艺术模界，把那里的一切，笨拙地摹画下来，献给人民，献给人类。”（顾城语）我们要感谢顾城献出的美的艺术，《孤线》在形式美方面启发了人们的美的审视力，也促使人们在一侧向上重新构建审美心理图式。单调、枯燥，人所可以为常的几何线条之一一弧线，在我们的眼前奇妙地幻化成种种情趣盎然、气韵生动的物象。鸟的盘旋、少年柔软的躯体、葡萄藤蔓的触丝，海浪起伏的背脊……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数理逻辑思维象着了魔法一样融为一体，使人们的审美感受升入一种奇妙的超脱境界。显然它符合于刘再复同志的艺术功利价值标准的第二、第三方面：“有助于提高人类知识水平”，“有助于陶冶人的灵魂”，读着这类诗作，人的认知能力与审美感受力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可以设想，连一道平常到再也不能平常的线条，都会引发、发生如此神奇美妙的艺术形象，那么我们所居住、生活的大千世界，有哪一种景物不能触发美的情思呢？人的审美能力的形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之一，《弧线》等作品所欲完成的美学任务便在于此！
　　《弧线》等所描绘的符合人的知觉规律、具有审美意味的形式，是一种自由的形式，它展示出人和宇宙易汇的力的变化式样，它唤起感受得到这种形式意味的人的审美感情，从而进入寻觅终极形式本体的纯粹境界。克乃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言及：一位专心致志学习的纯粹数学家，会对自己的演算产生一种摆脱了演算与人生实用关系的超人的审美感情，而一位面对着以一定纯粹形式组合成的艺术品的艺术鉴赏家，难道不能产生相似的审美感情吗？这种艺术形式的本身会使我们从人类实践活动领域进入审美的高级领域。“此时此刻，我们与人类的利益暂时隔绝了，我们的期望和记忆被抑制了，从而被提升到高于生活的高度。”应该承认这种相对超越的“高级”审美境界存在的现实性。顾城的“弧线”，郭风“繁星”所创造的美的氛围不正是如此吗？当然，克莱夫·贝尔是过分抽象地推崇纯粹的形式美，这是他在理论上的偏颇。在肯定这种特殊的美的形式时，我们必须同时指出，任何纯粹的美的形式的深层都潜藏着，积淀着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的功利感，这种功利感是以曲折、隐蔽、间接的途径传示的，人们必须从它与社会生活长久普遍的概括联系中来考察之。列宁曾高度地肯定黑格尔的这段话：“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片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拨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的。”⑾形式美，如色彩、线条，或形式美规律，如平衡、对称等，正是伴随着人类运用工具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而保存下来的“高贵的手段”，当它对人们生活实践有用、有利、有益之后，才逐渐演化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于外在的客体自然创造出美的形式，于内在主体自然塑造了与前者“同构”的审美心理结构，人们的形式美感便是其二者契合之际产生的特殊效应。因此任何艺术形式美的永恒意味与魅力，都是人类伟大的历史实践的心理确证。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来看待，来肯定纯粹的艺术形式美，才不至于使我们误入唯美主义的歧路。
　　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常常会为自己缺少罗丹所说的发现美的目力感到苦恼，而象顾城他们呢？他“总是长久地凝望着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深深感到一种净化的愉快，”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纯粹的美。若对这种由童稚、纯真的审美力利造出来的艺术境界横加指斥的活，难道能心安理得吗？难道不会有所内疚吗？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呆得太久的人，正需要进入这种美的净化的境界来荡涤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情感。这里也就包含着康德、席勒等提倡的通过审美教育，使感性自然的人上升为具有道德本体的人的意义。当然，康德等把审美教育当成改造人与社会的唯一途径，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美学观的偏误，但把审美教育做为改造人的途径之一，应该不会有错误吧。
　　我在这篇文章中，仅仅只是论证了一种趋向“纯粹美”诗作存在的现实性及其内蕴的美学价值，而丝毫没有倡导它应该成为今天诗歌的主流的意思。顾城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象《永别了，墓地》一类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与社会功利价值的诗作，仍是顾城诗作主流为。虽然在当前艺术创造中，社会功利价值淡化的现象有所出现，但趋向于纯粹美的文艺作品永远不可能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面，这是人类艺术史早已做出的结论。

一九八五、七、十五稿
一九八六、一、十五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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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从＜两代人＞谈起》。
②《美的分析》56页。
③见《关于朦胧的三昧、三度及三品》。
④摘自《三原色》。
⑤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⑥《判断力批判》上卷。
⑦《艺术》第6页。
⑧《诗与真》第96页。
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第516页。
⑩《罗丹艺术史》第11页。
⑾《哲学笔记》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