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文史系，湖南长沙410002)

　　摘　要：作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诗歌突出的美学特征是“纯净”。这种“纯净”主要体现在对童心和自然的深情抒写上，这种抒写，在现实层面是为了呼唤本真善良人性的复归，是为了回应当时的思想解放大潮而对人本主义的张扬。在文化层面上是思想启蒙者对未来的寓言描绘，哲性指引，是中国文人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的一脉相承。

　　关键词：纯净美；天国；童话叙述；寓言指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曾经以它独树一帜的美学原则回应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解放大潮，以它迥异于政治写作的诗歌话语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诗艺革新在中国诗歌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作用。这之中，新人迭出，异彩纷呈，让寂寞了许久的中国当代诗坛生气蓬勃，热闹非凡。朦胧诗人们以他们各具风格的宣言，各领风骚的创作，共同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　　
　　作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为至今仍颇具争议的诗人，顾城，曾以其独具一格的诗作睥睨于诗坛，令正统的评论者瞠目结舌，令狂热的读者拍手叫好。今天，虽然斯人已萎，但其诗作如昨夜星辰，依旧星光灿烂，透过对其诗作及审美特质的剖析，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这场诗歌革命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文的自觉”在新时期思想启蒙中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确立的助推作用。　　
　　和热情关注社会、直面惨淡人生的舒婷、北岛、江河不同，顾城的诗歌是以回避丑恶现实的表现为表征的，他说：“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我寻找美，并表现美，这就是我的目的”[1] 在他看来，纷扰的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中，唯有童心和自然依旧璞玉浑金，散发着古朴纯真的气息，所以他格外沉迷于“梦”的制作，津津乐道于童心和自然的歌吟，以干净的意象，单纯的基调，以外冷内热的情感，着意构建了一个独立于自我和现实之外的“纯净美”的艺术世界，让他的灵魂长久栖息其中，抖落痛苦，平静躁动。在他的诗中，他往往以貌似超脱，故作轻松的儿童话语和纯朴的自然包藏起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觉醒者的深哀剧痛和孤独寂寞，而一意地、固执地用一种“成人仿拟童话”的特别格式，表达对“人”生存境况的特别关注，在一个宽广的视域内传达出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意识，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使痛苦光辉”(舒婷话)的理想世界。无疑顾城就“通过作品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北岛语），一个“按照主观的内在逻辑重新创造安排的另一个世界”[2]。
　　顾城曾在他的《学诗笔记》中说：“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对于他的这个“天国”，他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偏执狂般的热情，不厌其烦地从多角度，多侧面以丰富的意象来充实其内涵，使之逐渐清晰、丰满。在这个“天国里”，有的是“欣赏着暴雨的舞蹈”的蓝海洋（《小春天谣曲》），是“干干净净的月光”（《草原》），是“洁净的洋槐花”（《初夏》），是“麦田边新鲜的花朵”（《不要在那里踱步》）是“褐菌的部落”，“花香和雾的涌泉”（《水乡》）。这个世界“没有杂乱的市场／没有众多的居民”，“没有森严的殿堂／没有神圣的坟墓”（《我是一座小城》），有的是“蜷缩在树洞中”的松鼠（《雪后》）是“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的树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隐藏在“百里香和野菊的草间”的蟋蟀，“在我的车中做窝”的黄尾的太平岛（《生命幻想曲》），是“长满了纯银的鳞和羽毛”的鱼和鸟（《梦痕》）。在这个“天国”里“我是一个王子”（《小春天谣曲》）。“我脱去草帽／脱去习惯的外鞘／变成一个绿色的知了”，“所有早起的小女孩／都到田野上去／去采春天留下的／红樱桃／并且微笑”（《初夏》），这众多纯洁而充满童趣的意象，组成了一个优美完整、晶莹洁净的“天国”。它散发着清新恬淡、平和明朗的气息，于自然，明丽，质朴中显现出如雾如银的“纯净”。这个用儿童天真无邪的眼睛作镜鉴而光照着成人世界的“天国”，如“皎皎空中孤月轮”，用一尘不染的童真向荒芜的人心、异化的社会、龌龊的世界洒下柔和的爱之光，“把我们从怀疑，贪婪的罪恶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其中自具有赤条条的真理如象才生下来的婴儿一样”[3]。
　　华兹华斯说过“儿童是成人之父”，席勒在《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也指出“我们的童年是在文明人类中还可遇见的唯一未受摧残的自然形态”。在顾城的诗中，这种未受摧残的纯真童心总如一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其梦的“天国”，闪闪发光，启迪自我迷失、人性丧失的成人反观自己的心路，擦拭自己蒙垢的灵台。在他的诗中，童心是他和外在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是纯真人性的唯一范式：孩子是纯真本初的象征主体，是“死灰般的社会”中鲜活的精灵。他始终以孩子气的眼光关注、打量身边的世界，用纯美的诗行、冲淡的心绪对童年旧梦作着专一而执着的叙述，在“现在”时间的童话叙述里，昭示“应当如此”的未来人性。他的童话诗歌的取材大都停居于和谐、温馨的童年记忆，但又不是简单的自然主义描摹，“此童年”大多是在“彼童年”基础上经过典型择取，渗进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理想而再创造的“童年”。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他以叠加的、色彩缤纷的意象，以美妙奇诡的幻想，抒写了一大堆令人神往的甜甜的“梦”：“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希望“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没有见过阴云”、“眼睛是晴空的颜色”的爱人，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是从最朴质的心灵流出的最洁净的性灵。在唯美主义的抒情性表述里，包含着顾城对人生真谛的独特领悟，展现着美好人性的未来蓝图。可以说，整首诗就是从童话花园里撷取的最美的花朵，是“天国”梦想的最佳诠释。他自己就说过：“我总想，不管多么深刻的哲理，都要以孩子的感觉和语言来说出。”[4]　因为以孩子的感觉和语言表达的哲理轻灵、亲切，能让人长久咀嚼回味，能让哲理闪现“真”和“洁”的纯净光芒。在《生命幻想曲》中他写道：“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用金黄的麦秸／织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装好纽扣的车轮／让时间拖着／去问候世界”。在这种毫无矫饰的原生性的淡泊情韵里，跳动的是他纯真热烈的心。可以说他的童话就是他捧出的一掬蓝色的清澈透明的本真人性之泉。　　
　　和以童心作现实的观照物来抒发对纯净美的追求相随相伴的，是顾城对另一个文学母题的表现，这就是眷念自然和歌吟隐逸。自然和乡村作为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作为人类苦痛的避难所，作为鸟倦飞而知还、人穷则返本的温暖巢穴，曾是中外作家们歌吟不止、依依难舍的主题。在顾城的诗里，自然与乡村是作为城市生活的背面、本真人性的正面来写的，表达的是他返朴归真的形而上的渴望。他说：“我不习惯城市……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中，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不能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类的坩埚，我只能负载着它们前进，希望尽快走出去。”[5] 因为城市给他的是狭窄感、拥挤感、肮脏感，城市里有的是物欲带来的最污秽文明的沉积，给他的是令他头晕目眩的光怪陆离，冲击着他固守的内心虚静，破坏了他的淡、远、洁、静、真的纯净梦想，所以他想逃离城市，逃向农村，此刻乡村就成了他的精神象牙塔。在他的诗中，他很少写城市生活，即使写，也是作为一个厌恶的对象，作为纯净明丽乡村的背景和对照物而出现的，作为乡村应当存在的充足理由而写的。他说：“我习惯了农村……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形的……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地方，候鸟在我头顶上鸣叫，大雁在河岸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5] 虽置身都市，但顾城的心还是久久地留在少年时代随父下放的农村，乡村已经化成一种情感底色渗入其诗中。他幻想借用这种明丽的田园风光来涤除心中的不“净”，来抵制现实的不“净”对他心灵的侵蚀，来超脱尘世的纷扰，让自己的心像那只“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的树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躺在柔软、舒适的精神家园憩息，释放由专制政体、物质文明而导致的人性异化所带来的沉重思想负荷。《水乡》就是他调集所有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以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为色调而绘就的一幅诗意的江南美景图。“水乡”澄净、温润、安宁，这里有“淡紫色的风／颤动着／溶去了繁杂、喧嚷／花台布／和那布满油迹的曲调”，有“鲜黄的油菜花／蒲公英、小鹅”，有栖息的乌篷船，“身边环绕着古老的谣曲／环绕着玩具／笋壳的头盔／砖的印／陶碗中飘着萍花／停着小鱼／甲虫在竹管里／发出一阵躁响”，有“鸟和树叶的赞美／木锯的节拍／橹的歌／拱桥和兰叶弧形的旋律”，有“绿麦的骚动／河流柔软的滑行／托盘般微红的田地上／盈盈的花香……”这是一首揉碎了古典田园诗的精髓而写就的一首田园牧歌。顾城以清幽洁净的审美旨趣，虚静的心态，精美的择取，细腻的描写，描绘了一片清柔幽静的江南乐土，在“万物静观而皆自得”的自我沉迷里，表现出对充满喧嚣、躁动、暴力、血腥、欺诈、阴谋等丑陋的城市的规避、疏离，对沉积着优美人性的乡村的眷顾，所以他坚定地说：“我相信在我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个牧场”[5] 。疏离和歌吟虽是一种逃避，但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拯救、重获新我的有效方式呢？
　　由这种对自然美的强烈眷念而产生的，便是对归隐的渴望。在诗作中，顾城尽情地唱着自己的“回归之歌”，希望回到“史前的寂寞”（《我唱自己的歌》），做着“穷居而野处”、“坐茂树以终日”的精神隐士，以“心斋”、“坐忘”的静悟方式在“非人间”里实现无挂无碍的精神超脱。他说“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5] 古建筑、古铜器令人肃穆的凝重庄严，古圣先贤浓重的忧伤气质，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愤世嫉俗的情怀，不受羁绊、放浪形骸的心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空幻意识，都深深濡染着他，都是他寂寞精神的无声伴侣，都是构筑他与世隔绝的精神象牙塔的秦砖汉瓦，都是象牙塔中营造昏黄、虚静氛围的精美壁挂。他以他的文化偏执、审美嗜好达成了自我和古文化的“魂天归一”，实现了“久在牢笼中，复得返自然”的精神逃亡，灵魂返乡。在《回归》中他这样写道：“撩开透明的暴风雨／我们就到达家乡／一片圆形的绿地／铺在长塔旁……塔的另一方／有许多细小的海浪／悄悄爬上沙岸／收集着颤动的音响”。这是一首运用了象征和暗喻手法的诗歌，“透明的暴风雨”，是现实和梦幻的分界线，“家乡”是渴求的心灵家园，“圆形的绿地”是自然的象征，“古塔”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他渴望自然与传统文明的完美结合，希望回归到宁静的乡村和古典悠然的传统文明中去，让自己在沉迷乡村的宁静、遥想远古的诗情时乐以忘忧，让恬美的乡村、感伤庄严的古文化成为冲刷灵魂的“透明的暴风雨”，让自己在神游四荒、精骛八极的静观默想中完成一次次的精神涅般木，实现“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精神超脱。
　　为了让纯净的自然与归隐的恬淡之心契合，顾城在取景上往往不写令人震惊的崇高物象，大多选取自然界中洁净、平和、优柔之景，如风云、星辰、花鸟、虫鱼、草原、灯光、霜雪等，使诗的意境呈现出宁静淡澹之美，而且其中满蕴着欣欣的生意和怡然自得的淡淡喜悦，散发着一种朦胧的禅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一片为爱驱动的，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5] 。为了长久地摆脱丑恶现实的侵扰，更深地融入自然，他笔下的自然常常是人化的“无我之境”，“自我”有意地被消融，被冲淡于景物描写中，只有雪泥鸿爪般的淡淡痕迹偶尔显露，故而其诗又常常表现出一种“神与物游”，“物我叠合”的意趣与境界。
　　这是在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理想的支配下对自然的一种人格化创造，也是他在“穿越物象才能达到本体，忘其形才能得其魂”[5] 的诗歌理念的支配下所创造的有别于政治写作的诗歌范式。如在《雪的微笑》中，“我”就悄然地退居景物的一隅，“雪”占据着整个画面，“在蓝色磁波中颤动的土地／停住呼吸”，雪“抖动透明的翅膀”，象白鸥般翩然飞来，“像蒲公英一样布满河岸”。于是“没有任何预谋／花朵就开放了／森林就占领了群山”。景是“我”眼中之景，而“我”却并没有出现，“我”以“局外人”的身份在作专心致志的审美观照，就在这观照中，渐忘“自我”，渐忘愁苦，暂得快意。在悠然兴会中，让自己回归于生命和人性本初而根始的“自然”。这种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在《风的梦》、《早晨的花》和《水乡》等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值得注意的是，童心和自然在他的诗中其实也是同质同构的，纯净的童心栖居于纯净的环境之中，纯净的环境衬托着纯净的童心，这样就形成了以冲淡的环境为表，以纯净的童心为里，表里相谐，物我交融，共同构成“纯净美”的光洁“天国”的诗美特征。
　　总之，顾城“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确切地说，他把属于自我世界里的那些东西置入了一个新的为他所喜爱的结构中去”。他把单纯的童心和纯净的乡村景色揉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纯净美”的璀璨高贵的人性天国。在这个“天国”里，他将自己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所作的理性思考以感性形式作了呈现，重塑了一个和在奴性话语中成长起来的“旧我”迥然有别的，有着觉醒的主体意识的“新我”典型，并在潜藏着的童心和俗世、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里，暗示了人性健康发展的未来路径， 昭示了十年动乱过后整个民族性格重建的必要性，从整体上显示了一个由迷惘苦闷走向沉思并最终觉醒的思想启蒙者，对未来的寓言描绘、哲性指引。　　
　　应该要承认的是，“纯净美”的“天国”在现实层面上只是一种人生幻象，是给身陷现实痛苦的人们聊以安慰的生存期待，是一个闪着招引之光的彼岸灯塔。但是如果不是从幸福的顶端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巨大反差的刺激，不是动乱年代灰色社会生活在一代青年心灵上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顾城又怎么会臆造这么丰富的精神大餐来聊以自慰和慰人呢？“幸福的人是决不会幻想的，只有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人才会幻想，得不到满足的愿望是幻想的驱动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一个对不予人满足的社会的矫正”。从本质上说，顾城的幻想来自于对快乐和幸福的追寻，来自于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来自于对主体沦落、人性荒芜的反拔，来自于对人本主义的张扬，为的是“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象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正因如此，顾城的诗歌就因其“纯净美”的“天国”的构建而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成为一个特殊“徽记”。由此也确立了他在新时期文学集体理性重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他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永久镌刻的一个闪光的名字符号，成为时代精神旷原中一棵引人注目的思想之树。

参考文献：
[1] 顾　城.小诗六首[J].诗刊，1980 ，(10).
[2] 孙基林.朦胧诗与现代性[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 ， (2).
[3] 郑振铎.新月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 顾　城.学诗笔记[J].福建文学，1985 ， (5).
[5] 顾　城.诗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林平乔（1964-），男，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文史系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出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