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曾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种举世瞩目的诗歌代号，那是中国诗坛狂飙突进的季节，一大批令一些老诗人捶胸顿足、令青年人热情奔放的“朦胧”诗分开登上了中国诗坛。同时，人们也记住了这样一些原本陌生的名字：北岛、杨炼、江河、舒婷、顾城……，他们不仅仅是以形式震荡着一代人，代表着一代人，在诗歌以外，融入生命的东西是无法言传的。人们相信，现在那一批老朋友把酒相对时，那种无法言传的情绪在人们心中依然浸润……

他的诗得到新诗评论家的激赏

　　作为令传统黯然失色的崛起的一代诗人，顾城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以他的《一代人》等篇章，赢得人们的称道。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新诗评论家，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评论说：

　　顾城用精约的两行诗对一代人的概括，为我们提供了开启这一代人的心灵的钥匙：经历了黑夜的一代人，有着黑色眼睛的一代人，寻找光明的一代人！出于逆境而不失信念，截然的对立和尖锐的矛盾，却由于对光明的寻求而宣告了和谐。可以认为，这同样是对一代人的诗所作的精约的概括：失去了单纯感的繁复情绪的组合；重视理性的思辩；扬弃了直白的说教的曲折情致的艺术再现。
　　人与人的心灵是易于沟通的，不同年龄的人也是如此。人们之所以不能沟通，乃至于对立，在于其中一方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忘却或是淡漠。他们忘记黑夜，以及黑夜给人们的特殊的眼睛，反过来，他们不指责黑夜而指责这种眼睛。离开了曾经有过的产生病变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所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我们便无法理解这一代人，同样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人的诗。如今反顾那给这一代人留下的心灵的伤痛与沉哀的年代，那只能是一个使一切都失去光热的年代。

《中国最年青的声音》
引自《谢冕文学评论选》P49

他的诗令当代诗歌巨擎困惑

　　然而，顾城也以《弧线》、《远和近》等篇章引发激烈的论争。著名诗人艾青曾表示过他的疑惑，他这样评说：

　　从一首诗说起。
　　这首诗的作者是顾城，一个年轻的诗人，这首诗的题目叫《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这首诗引起了争论。有的人看了之后说：“谁能从这里感受到什么美呢？至于它的含义，看来不过是在慨叹你我之间貌合神离，也不见得‘纯净’。”
　　也有人说：“模棱两可的思绪只能闪进缥缈的境界中。”“这个‘我’是什么情感呢？是恋人失恋的厌倦呢？还是朋友间感情破裂的怨恨呢？或者是‘我’的毫无根据的察言观色而产生错觉和臆断？”
　　最后说：“一首小诗使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得其要领，真是误人子弟。”
　　“崛起论者”的意见则完全相反：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是点明了‘我’的主观感觉和感受，用象征的手法说明了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却存在各种隔膜和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与云，人与大自然却能沟通感情，觉得亲切，融洽。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消除自身的异化，达到复归。短短的六行诗用远和近的象征手法表现了物理距离和感情距离的对立，表达了对包括长期阶段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声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它表达了一种美丽的童话般的‘纯净的美’，表达了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
　　这样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两种理论，究竟哪一种更合乎科学呢？还是两种都不科学呢？
　　这只能说明诗所给人的东西不多，读者只能从它的六句话里去猜想。评论家也只能各人在做各人的文章。不知道作者看了两种文章之后，究竟有什么感想。

海外诗评家则注意到他的诗歌意象
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关系

　　海外诗评家从朦胧诗人的诗作与西方意象派诗作的比较，肯定了诗人的创新。
　　美国加洲大学郑树森副教授当时如此评述顾城等新一代诗人之作：

　　这些青年诗人们的诗给人印象最深的，还不在象征的微妙或没有教条，而是有时意象特别的清晰，例如顾城的《感觉》：

　　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

　　熟悉现代英美诗的人们，很容易从这首诗中色彩的交互作用联想到意象派的试验。在意象派的诗里，与此相似的互相比较、又互相作用的色彩的形象是很容易找到的。例如Ｄ·Ｈ·劳伦斯的《绿》：

　　天是苹果绿，／天是太阳中举着的绿酒，／月亮是中间的金花瓣。

　　她张开眼，是绿的／它们闪着，象开过的花／为了那第一次，现在为了那见过的第一次。

　　又如Ａ·罗威尔的《战时》：

　　围绕着新粉刷过的墙，／红蜻蜓在冲撞，／就象那尖上带血的箭，／在射击。

　　顾城和意象派的相近之处还不止此。他对于一些无关联的意象的蒙太奇式的并列处理，才确确实实是意象派的根本手法。例如《弧线》：

　　鸟儿在寂风中／迅速转向　　少年去拣拾／一枚分币　　／葡萄园藤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一首小诗的四节里用了四个并不明显联系的形象，也不用连接词，就这么并列着。并列的基础就在这四个形象所共有的“弧线”。这种并列的矛盾，使人想起了庞德的《车站》：

　　人群　的脸　的鬼影／湿的、黑色的树枝　上的花瓣

　　庞德曾自称他这首诗是俳句式的，并引用日本诗人荒木田守武的俳句为证：

　　落花飞回枝头／蝴蝶

　　庞德还说这两首诗使用的都是“超位置的”（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形式，后又改称为“会意方法”（ｉｄｅｏｇｒａ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说的都是这种外表上无关联的形象的并列。形象之间的类比不用言传，等待着读者自动地参与完成。顾城《弧线》中对四个形象的处理也正是如此。

原载美国版《毛后中国文学及社会》，转引自
《朦胧诗论争集》p460-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