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
　　　　　　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顾城：《星月的来由》

　　顾城的父亲顾工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和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四军。顾工所在的那个班后来还有一个人成为著名作家，那人便是从小看着顾城长大，视顾城似侄辈一般的邓友梅。
　　在诗人家庭里长大，顾城应该感觉到诗的氛围、诗的气息。难怪有的作家对顾工说：“顾城是顾工最得意的杰作。”蒋子龙为顾工在纪念册上题词：“父子诗人令天下人为之瞠目”。当然，成为一个诗人不仅仅靠家传，还应该靠自己对诗的敏锐感应和慧悟。
　　顾城对诗是敏感的。
　　他很小的时候就爱读童话诗。他的父亲有很多藏书，他识字之后便常常自己去读诗，像普希金的童话诗《小飞马》，给他带来了乐趣，也使他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憧憬之中。他读过不少的童话诗，这也许是顾城后来写童话寓言诗的渊源吧？顾城出版过一本《顾城童话寓言诗选》（海燕出版社出版），这本童话寓言诗选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昆虫和动物。顾城在诗集的“后记”中谈到：“那时，我读《昆虫记》，知道小虫子很忙，和人一样，有许多事，有一份生活。它们要过完自己的生活，很努力，可时常有意外发生——鸡一啄，蜘蛛网一动，一阵雨，都可能中断他们的生计；或仅仅是小学生放学蹦蹦跳跳，都有可能。虫子太小，不能抵抗外界万物的变动，倒霉的可能性就无限多。看蝉唱完歌，从树上掉下来，就为它庆幸，到底唱完了；秋天，蚂蚁把它抬走，一点一点……这就是我对昆虫世界最不美丽的看法。”
　　顾城自幼就对昆虫和动物产生了兴趣，他似乎在用诗人的怜悯之心去看那些昆虫和小动物。他注意过每一阵秋风把许多的蜉蝣吹到水面上去，他开始写诗的时候描述的就是这些小昆虫。那时他的诗是想出来的。他“想出来”这些诗的时候才８岁。
　　顾城童年时代住在北京西直门马相胡同《解放军报》社的宿舍大院里，他所上学的学校叫西直门小学，离家不远，每天放学回家，他奔跑着回到宿舍大院，跑上曲曲折折的楼梯，跑过长长的甬道，先推开爸爸房间的门，如果看到爸爸在家，他会喘着气大喊：“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小脸红红的顾城会大喘着气把他“想出来”的诗背给爸爸听。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诗呢？
　　有蚂蚁和瓢虫的私语，有地和云彩的对话，还有塔松和雨珠的故事……
　　顾工很惊喜，但有时也很担忧——他看到儿子背完诗后，常常会凝视——凝视着雨云下忙于搬家的小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顾工发现，他在凝视这些小昆虫和小动物时，瞳仁里深藏着梦幻——顾工是诗人，诗人的敏感使他发现那纯静无邪的瞳仁里，似乎还有若隐若现的忧患。一个８岁的孩子有什么忧患？他是在忧患那些小精灵未来的命运吗？
　　小孩子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他们在看到小动物、小昆虫的时候，总是非常激动、兴奋，充满着喜悦。然而，顾城不是，他也喜悦，但更忧患。似乎在他那个年龄的思维里，就异常关心着小昆虫、小动物的未来命运。所以，他会常久的凝视着那些看似无忧无虑的小生命，他会用他自己“想出来”的诗抒发着他对那些小生命的热爱，对那些小生命赖以生存的空间的热爱。小生命们和雨珠、云霞、塔松、水波、阳光……在顾城小小的脑海里构成了一幅永不磨灭的图画。
　　顾城小时候不大爱理人，尤其不爱和小女孩说话。顾城有时间回家或出去，常常会借邻居家的那两个门走出去。长大以后顾城还记得那家的大人每天都把地板擦得十分光洁，有时顾城看着那光可照人、一尘不染的地板，竟有些不忍心走过，他就会脱下鞋子拎在手里，赤脚走过去，有时那家大人拎着给地板打腊的布，或者开始擦，或者已经擦完，眼睁睁看着小小的顾城拘谨地走过去。那神态顾城记得非常清晰。那一家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有时也会看着顾城从地板上走过，他们看着顾城，顾城却从来不和他们说话。
　　他只对读书和观察小生命们最感兴趣，当然，他不是对所有的书都感兴趣。尽管他那时喜欢读童话诗，但他并不是为了以后当诗人才读诗的。他只是喜欢小昆虫、小动物才去读童话诗的。顾城成名之后就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我不关心什么是诗，只想多知道些故事，另外再翻到几页彩色插图。”顾城在成为诗人之前，受外国诗人的影响很深。他最喜欢的是洛尔迦和惠特曼。但在童年时代，他恰恰没有读过他们的诗。父亲的书柜里都有，顾城都发现过，洛尔迦的诗集是放在书柜的最下层，顾城抽出来时，看见封面上有一个死硬的大拳头，他马上又把这本诗集塞回去，他认为封面上的这个大拳头太没有意思了。
　　惠特曼的诗后来他也发现了，他觉得惠特曼的诗很好笑，觉得他是“胡言乱语”——当然，顾城是把惠特曼的诗与他所喜欢的童话诗相比较了。
　　顾城谢烨在柏林时，有一次托朋友虹影从柏林带到北京一盘磁带请姜娜交给姑姑，那时姑姑病重，顾城很想念她，就和谢烨讲了许多话录在带子上。其中也有顾城对小时候的回忆。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很懒；不爱洗碗，不爱洗袜子、洗衣服，也不爱上学，不爱做作业……放假的时候，姑姑有时到北京来，就会逼着小顾城做作业，还有很多次去上海姑姑家，尤其使他不能忘怀。身在异域的顾城，“闭着眼睛就能看见”上海姑姑家的地板是那样干净，早晨的早点常常是油条、酱瓜条、叉烧肉……
　　其实，顾城小时候岂止是不爱上学、不爱做作业，他在童年时连幼儿园也是不愿意去的。顾工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他的家庭也非常有民主气氛，他对顾城从来不喝斥打骂，完全不像顾城死后有的报纸上所说：“父子俩曾在一起扭打”。顾工看到这样的报道很气愤，他回忆说：只有一次顾城不愿上幼儿园，非但不听爸爸的话，还把爸爸的眼镜抓了下来。顾工这次是真生气了，然而也只是打了顾城一下——当然，这件事顾城也未必记得起来，父亲却还记得。
　　顾城从小就不愿受束缚，他喜欢无拘无束，喜欢小生命，喜欢幻想；这种性格铸就了他的人、他的诗，同时也酿造了悲剧的毒鸩……

　　　　它只有微小的花，
　　　　和瘦弱的叶片，
　　　　把淡淡的芬芳，
　　　　溶进美好的春天。
　　　　　　　——顾城：《无名的小花》

　　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顾城或许仍然可能成为一个诗人，然而那只能是无忧无虑的诗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顾城刚刚１０岁。顾城眼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扭曲和残暴的，完全不是他所憧憬的童话王国那样的天籁世界。
　　那时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不上课了。满街都是喧嚣的喊叫声，各种各样的大标语、大字报，触目可见，顾城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人“打倒”、“砸烂”，“再踏上一万只脚”？在顾城看来，人是强大的，有时是不讲道理的，常常会“压制了飞禽走兽，不许它们开口”，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人也会互相压制。
　　有一天，他在楼上看到有人在马路对面的墙上贴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围看的人们汹涌起来，死死围住贴标语的人，将他揪住，把头拼命往下按，接着是拳打脚踢。顾工也看到了，他发现儿子从窗扇的缝隙中偷偷的看着，越看越恐惧，脸色惨白。后来顾城终于不敢再看了。
　　后来顾工发现，顾城变了，越来越想躲开人，躲开人们那种狂热凶暴的眼睛，躲开狂热喧嚣的呼喊。只有看书的时候，他的眼睛才不再恐惧，才会重新出现温和、憧憬和凝视……少年的顾城极力想回到他那童话般的天籁世界，重新幻想着与雨珠、燕子、小鱼、云朵、松树……对话。
　　但是，顾城再也回不到童话世界中去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是一个充满着火药味的世界。顾城的父亲顾工因为在单位（《解放军报》社）不肯违心的“揭发”和在“运动”中使用武力威胁同事们，他被勒令“下放改造”。那年顾城只有１２岁。他们全家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山东的一片荒滩——流入渤海的潍河之畔。那时的顾城还不懂得“红色风暴”的淫威，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迷茫，也流露出欣喜——他那个年龄还不会想到前途、悲哀，他只想到大概会去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顾城全家驶向另一个地方，一个顾城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破旧的卡车上没有书，只有少量的家具。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显露端倪、正在漫延的时候，顾城下学回来，又喘着气推开门向爸爸报告：“爸爸、爸爸，我又想了一首诗”，当顾工静听着顾城喘着气背下来的那首诗后，不仅使他感到寒冷，当然也使他感动。这是一首孩子“想”出来的诗吗？

　　　　枯叶在街道上奔跑，
　　　　枯枝在寒风中哀嚎，
　　　　大地脱下彩色的秋衣，
　　　　换上银白色的雪袍。

　　小小的顾城是怎样“想”的呢？他那样幼小，能懂得暗示和隐喻吗？如果不是，他怎么会写出这样令人感到寒冷和萧杀的诗句呢？顾工可是产生了联想，联想到了“山雨欲来”的疾风；很长时间，他都沉浸在联想的感慨中……
　　联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当他们一家来到河滩边的村落附近时，看到了栖落在荒滩上的大群的水鸟，在顾工的眼里充满了荒凉，但在儿子的眼里，这是一片他所从未见到过的景色。这里也有人，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虽然穿着像泥土一样颜色深暗的衣服，但却向顾工一家伸出了温暖的手。这里的人淳朴，不像城里人那样互相争斗、残杀；这里的人的眼睛，也不像城里人的眼睛那样狂热凶狠。顾城甚至觉得，夜晚的荒滩上绿莹莹的狼的眼睛，也不像童话里描述得那样凶狠。
　　顾城第一次感受到了乡野的气息，尽管这气息带着丝丝的苍凉。
　　顾工不再拿笔写诗，他被分配去养猪。顾城呢？每天也不再看书——那里也无书可看，他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在流放生涯中，喂猪成了父子俩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乐趣。那时，劳动是被用来作为惩罚手段的，但往往被惩罚者却会因此感受到莫大的快乐。顾工、顾城父子也是这样，每当他们在晨雾中将一桶桶热腾腾的猪食倒进猪槽中，看着那些饥饿的猪群蜂拥争食，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尤其是顾城，还给这些猪起了一个一个的名字：“老祖宗”、“老病号”、“八百罗汉”、“饿死鬼”……给猪起名字带有浓郁的童话色彩，但这些名字却充满了不太吉祥的预兆。
　　果然，后来由于缺粮缺饲料，顾城所喜欢的那些猪都饿得脊骨突出，毛长嘴尖，渐渐由于饥饿难忍，便开始互相撕咬、互相噬啃耳朵、尾巴……顾城看了感到难过，但也没有办法。后来，顾城就和父亲打开猪圈，赶着去放牧，寻觅野食。父子俩把几十头猪赶到河滩上，让它们去咀嚼野草和农民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
　　在盛夏的阳光照耀下，当猪群在忙乱的低头觅食时，顾城和父亲会扑进河流中游水。这时没有人，父子俩可以在水中尽情嬉戏。上岸后，他们会赤裸着伏在沙滩上晒着黝黑的躯体。天上飞翔的鸟和碧绿的草地已经引不起顾工的诗意，但顾城却没有忘记写诗。有一次他用手指在沙砾中写出了一首：《生命幻想曲》。
　　顾城用柔弱、细小的手指在沙砾上划出了这样的诗句：

　　　　让阳光的瀑布，
　　　　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太阳烘着地球，
　　　　像烤着一块面包……

　　顾工为儿子能写出这样美妙甚至有些宏丽、壮美的诗句感到惊喜。
　　闲暇的时候，顾城会一个人钻到草丛中去采集昆虫标本，那些蜻蜓、蝴蝶、甲虫……使他感到愉快。田野中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无名的小花，更使他感到欣喜，那首著名的《无名的小花》，就是这样写成的：

　　　　野花，
　　　　星星，点点，
　　　　像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它没有秋菊
　　　　卷曲的金发，
　　　　也没有牡丹
　　　　娇艳的容颜，
　　　　它只有微小的花
　　　　和瘦弱的叶片，
　　　　把淡淡的芬芳
　　　　溶进美好的春天。

　　　　我的诗
　　　　像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

　　这是一幅多么淡雅而清丽的图画。当然，顾城不会永远欣喜，他仍然有寂寞，他爱书，却不能读书。如果他发现一本书，他会惊喜莫名，有一次，他找到一本破旧的唐诗，很是爱读。在清晨烧猪食的时候，他会坐在土灶前，借着灶口闪烁跳跃的火光，翻看这本已经残破不堪的唐诗。火焰映红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有星云流动，有彩虹飘舞。有一次他兴奋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他的眼睛流光溢彩，闪烁着渴望、激动的光芒。父亲望着他，他又急切的对父亲说：“你有首诗叫《黄浦上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枪弹的雁》……”父亲深深地感动了：那个时候谁还记得自己的诗呢？可儿子还记得。他久久地望着儿子的眼睛：儿子长大了吗？还是那个整个心被昆虫们占据、热爱昆虫发出的声音的小男孩吗？
　　顾工清楚地记得，“文革”开始后，他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人们拥进他的家拿走了所有的书——被当成所谓的“罪证”，他看到顾城的眼睛里有恐惧。顾城感到害怕，他和一个叫胡克峰的同学，一次又一次从家里出走，后来一次又一次回来……
　　“爸爸，我们对诗吧！”儿子的乞求打断了父亲的回忆。于是，父子俩认真的对起诗来……但是，他们的诗不但不能发表，也绝不能被人知道，只能丢进灶里，化成了跳动的火焰……有一次顾城凝视着那跳动的火焰，低声对父亲说：“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因为有时他随便在纸上写下的几行字，都会被父亲用这些纸片点火去煮猪食。后来，顾城把那句话刻在了炉台上。
　　“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首使人回味、痛楚的诗。
　　顾城和父亲在荒滩村落上的家，条件极差，住的那间房子是用泥做的砖坯建造的，冬天几乎没有可供取暖用的燃料。就是这样仅能蔽风雨的泥屋，在一场大雨中也有一堵墙倒塌了。顾城清楚地记得，村里的狗都表示震惊，纷纷跑来围着这间倒塌了一面墙的破屋子，不停的狂叫。
　　有一篇外国记者的报道，记述顾城那时的生活时，宣称他“懂得了鸟语”。我不知道顾城是否真的懂得了鸟的语言，但我想，他一定有最敏感的诗人的感应，他幻想着、感觉着鸟的欢乐。他第一次坐着破卡车来到这杳无人迹的荒滩，看到那一群群的水鸟拍打着翅膀嬉戏，他就微笑了。诗人的心总是多愁善感的，顾城一直认为，他能清晰的听到整个大自然对他说话的声音，包括那些可爱的小生命们。诗人的敏感、多情或许再加丝丝缕缕的忧郁，使他向往大自然、向往一个美丽的国度……

　　　　风吹起晨雾的帆
　　　　我开航了
　　　　　　　——顾城：《生命幻想曲》

　　１９７２年。
　　在山东的荒滩度过了几年隔绝世间生活的顾城，已长成为一位英俊的少年。
　　随着“接班人”林彪在温都尔汗被烧成了僵尸，众多的被迫害者开始有了光明的希望。顾城和他的一家结束了寂寥的苦难煎熬，终于又回到了北京——那个挤满了许多人的城。顾城的名字里就有一个“城”，他是不是永远离不开住满了人的“城”？
　　顾城从荒滩上带回了什么呢？
　　他带回了诗：一本自由体，叫《无名的小花》的诗集，一本格律体，名《白云梦》的诗集。此外，还有几盒在草丛中采集到的昆虫标本。这就是顾城在几年耕耘中的收获。
　　那时，“文革”中被废除的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青年人除了上山下乡，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
　　１７岁的顾城也不得不为工作而奔忙。他在街道办的一个服务性的临时单位里干活，这是一个具有木工性质的小集体，那里大多是身体较差的人。但所要干的活却无所不有，掏阴沟、在楼顶上刮顶棚铁锈、筛石灰、拉大锯锯木料、刨树根、油漆家具、修理门窗、篮球板、乒乓球台……顾城还在高温熔炉旁拌过糖浆，因为这个木工班真正的木工活不是很多，他们以天数计工资，所以还必须尽可能的去找活干。
　　顾城仍然没有忘记写诗。
　　那时，朱小平和顾城一同参加了北京西城文化馆业余文学创作组。虽然朱小骨干也写诗，但与顾城不在一个小组，因为那时朱小平更醉心写文学评论。有时一起活动，最初互相并不熟悉，只是知道名字而已。有一天，文化馆请来了顾工为组员作报告，谈创作问题，从此朱小平才知道顾工是顾城的父亲，顾工那次讲了些什么，朱小平全然不复记得。但从此就和顾城有了接触，不是因为他的父亲，而是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爱好——诗。朱小平喜欢外国诗史上那些浪漫的诗人和中国的近代诗人徐志摩、戴望舒等。顾城除了喜欢洛尔迦、聂鲁达、惠特曼、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鲁……朱小平不记得他喜欢哪一个中国诗人。
　　在朱小平的印象中，顾城彬彬有礼，有教养，似乎还有一丝温柔。在组员活动轮到他发言时，他总是慢慢的、清晰的、很有条理的发言，很少见他激动，有一次，组员之间在讨论诗歌风格与传统继承的问题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朱小平也慷慨地发了言，但顾城没有说话。有时候活动完了，要好的朋友们会一起去杯酒小酌，但从来不见顾城去，据说他不善饮酒。
　　西城文化馆有自己的刊物，“四人帮”被粉碎后，还办起了一个小报，取名《蒲公英》，公开在社会上出售，这个小报在当时北京很有些名气。因为《北京晚报》直到１９８０年才复刊，北京各区的文化馆大多办起了小报，公开在街上出售，我们不仅在小报上发表文章，也亲自去卖，当作是一种极大的乐趣。顾城的《无名的小花》等不少诗首先是在《蒲公英》上发表的。
　　１９７９年，顾城还和几个朋友办过一个诗歌刊物，办了几期就停刊了。
　　这一时期，顾城还读了大量的书。
　　父亲当年被抄走的书籍，开始零零散散的发还了。但是，这些收回的书仍然不够原藏书量的三十分之一。顾城开始读所有能读到的书，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看书很快，顾工很不相信。有一次，顾工看顾城的床头放着一本《悲惨世界》，便问睡眼曚眬的顾城：“你看完了这本书？”“昨夜全看完了。”顾城睡意未足的回答。顾工实在不相信，他随手翻开一页，指着问儿子：“你既然都看完了，就说说，这一章‘往往寄托就是断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小珂赛特寄养在坏蛋家之后……”“唔，一点不错。”顾工点头默认。以后顾工若干次这样考问过自己的儿子，终于使他明白：这许许多多的书儿子都看过了……
　　顾工还发现，顾城白天似乎朦朦胧胧，入夜后精神焕发。读书、写诗，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总是彻夜不熄。
　　１９８０年，顾城所在的那个木工班被解散了，因为没有许多活干，谁有钱养活这么多闲人呢？顾城索性回到家中写起了诗。顾工发现儿子写诗几乎很少伏在桌子上，他曾这样回忆：“梦幻，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萦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顾城）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将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他那后来被传诵一时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诗句，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放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
　　顾城似乎走出了童话王国，似乎又没有走出他自幼就喜欢的那个童话王国。
　　他成熟了吗？
　　他那双黑色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他所幻想的那种光明、灿烂、明媚，他寻找到了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中国五十年代后的诗人，几乎都是有固定的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或者干脆就是专业的、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诗人。不写诗也可以活下去。
　　顾城从来就没有正式而固定的工作，他在那个木工班是临时工性质的。木工班解散之后，顾城等于就是失业了。这以后他干过翻砂工、搬运工、借调编辑等。
　　有一段时间，顾城曾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后来，他平静了，开始了职业诗人的生涯。
　　顾城不断给报刊投搞。他从来不研究每一家刊物和报纸的用稿标准，把他所能知道的刊物、报纸的名字都事先写在信封上，然后把诗稿由上而下顺序装进去，从《人民文学》到县办刊物，一律平等。
　　顾城诗出现在刊物、报纸上，渐渐引起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注意。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引起了轰动，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直到前不久（顾城还未逝世），上海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的学生在新加坡举行辩论比赛时，获冠军的复旦大学在作总结时还引用了顾城的这首成名作作为结束语。
　　顾城是在七十年代末成名的，他的这首成名作写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八十年代仍然流传不衰，到了九十年代，年龄比他小了将近一半的大学生们还在引用他的诗句。１９７９年以来，他在国处报刊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一千余首（篇）。自１９８６年出版他的诗集《黑眼睛》之后（他与舒婷还出了一本诗集，与北岛、芒克、杨炼合出的四人诗集是由瑞典出版的），直到１９９３年３月，他的《顾城童话寓言诗选》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名为《海篮》的诗集，也同时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顾城的诗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吟诵？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放了五年猪几乎不说话、自称是“笨拙的木匠”的青年，他的诗何以能感动那么多人？
　　顾城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青年朦胧诗人之后，他的诗引起了众多的争议，特别是写嘉陵江的那首诗，争议更大——

　　　　崩溃停止了，
　　　　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

　　　　戴孝的帆船，
　　　　缓缓走过，
　　　　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这是顾城与父亲同游长江时写下的。顾工对长江、山城及那长江边上的群峰、石壁是熟悉的。他背着背包行军，走进刚解放的山城时，城外的白公馆、渣滓洞还横尸累累，硝烟缭绕……当年的军旅生涯引起顾工的思绪，他引导顾城登上歌乐山，俯看嘉陵江，想使儿子的思维纳入他的思绪轨道。
　　但是，当顾工看见顾城倚在江轮栏杆写的诗时，却震惊了。他想不到在儿子的眼中，山城是这样的——

　　　　这是一片未展平的土地，
　　　　这是一封过时的遗书？

　　他写嶙峋的石壁——

　　　　是多么灼热的仇恨，
　　　　烧弯了铁黑的躯体。

　　他写过去就义的人——

　　　　是的，我不用走了，
　　　　路已到尽头，
　　　　虽然我的头发还很乌黑，
　　　　生命的白昼还没有开始。

　　还有那首写长江的诗……
　　顾工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江边高垒的巨石，他不想象成天鹅蛋，而要想象成头颅？
　　在江轮上，父子俩爆发了一场论战。
　　顾工质问儿子：“你是用什么样的眼睛观察生活？”“你写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诗是美学，还是丑学？”……
　　顾城则为他及他这一代人的诗针锋相对的展开激烈的反击：
　　“我是用我的眼睛，人的眼睛来看，来观察。”
　　“我所感觉的世界，在艺术的范畴内，要比物质的表象更真实。艺术的感觉，不是皮尺，不是光谱分析仪，更不是带镁光的镜头。”
　　“我不是在意识世界，而是在意识人、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和价值。”
　　“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你们那一代有时也写‘我’，但总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我’，是人吗？不，只是机械！”
　　“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产生浩瀚的流派，产生美的行星和银河……”
　　……
　　顾工说服不了顾城，他似乎觉得自己在“节节败退”……
　　顾工觉得，儿子越来越能讲，但有时也越来越沉默。而且，儿子讲的和想的与他想的、讲的并不一样。
　　父子俩都是诗人，也常常被邀请去一起讲课。有一次，父子俩同时应邀去周口店为文学爱好者讲课。顾工讲到了过去：战争、行军、烽火、枪声，布满尸体的山谷和哭泣的孩子；顾城也讲了过去的事情，他讲的却是“文化大革命”，那寂寞而危险的岁月，那孤寂而漫长的流放生涯，还有他所爱的鸟，他所梦想的人，童话世界和昆虫的故事……
　　在家里，父子俩也常常发生争论的探讨。而且，经常有一些与顾城同龄的青年人，带着理解，有时也带着迷惑，与顾城热烈、兴奋的讨论他的朦胧诗……
　　顾城还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大部分是青年人写的，他们热情的欢迎顾城的诗，他们认为，顾城的诗“更新了他们的感觉”，“表现了他们的需要和思索”，并诚恳的希望顾城“继续走自己的路，为振兴中华而献身”……
　　顾城的诗也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有人痛心疾首，但更多的人则表示理解。诗人公刘在复刊的《星星》杂志上发表题为《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的文章，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文艺报》予以转载。公刘说顾城的有些诗“表露了积郁在这颗年幼的心灵中的对祖国对人类的无尽的爱。它使我惊异，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顾城的诗“跳荡着激昂的音符”……诗人柯岩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她认为顾城的《一代人》“在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青年们感到它概括了他们‘十年浩劫’中的典型心情。这两句诗同样打动了我们这些成年人……”柯岩后来还给顾工写了一封挚诚的信，其中谈到：“顾城这孩子还是很有诗的感觉的。他比较单纯，问题是怎样引导。”柯岩信中的这段话，很可以代表一些老诗人的观点。
　　１９８０年７月，顾城在《长安地》杂志上发表了《结束》这首诗，同样引起了争论。连顾工都公开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参加争论，顾工认为：顾城这首诗写的长江是被“废水污染了的、也是被‘四人帮’玷污了的嘉陵江”，顾城的诗句“崩溃停止了”是喻“十年浩劫”的结束，“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暗黄的尸布”、“秀美的绿树”、“……把勇士哭抚”，是在悼念“十年浩劫”中受“四人帮”迫害、同“四人帮”斗争的“勇士”。
　　通过读儿子的诗，争论、思索，顾工开始觉得：“随着历史的运行、时代的发展，诗也应该有所变化发展，自己过去的一套，并非是千古不能变的。”
　　而且，顾工感到奇怪的是，当他顺着年轻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去读他们的诗时，他已经能读懂，甚至还常常能激起他新的创作灵感。这常常使顾工很激动。
　　顾工在理解儿子的过程中理解着儿子的诗，他又在理解诗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理解着儿子。
　　顾城成为了一个诗人，一个在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的诗人。
　　他写朦胧诗，也喜欢读中国的古诗，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但他不喜欢格律的束缚，他认为：“形式只应当是道路，而不应当是墙。伟大灵魂的前进本身就是创造了最好的诗的形式。”他常对朋友们说，“至人无法、大象无形，李白、屈原又在多大程度上仰仗了格律呢？”顾城喜欢绘画，他常常临摹一些画送给朋友。他后来画的一些抽象的、灵动的线条所组成的画（也有一些具象的速写），常使父亲和朋友们感到惊异，顾工承认儿子是无师自通，对美术有聪慧的理解力。顾城和妻子谢烨的遗著《英儿》已经出版了，我们从顾城亲手设计的封面和数十幅插图，可以窥见顾城在美术领域中的潜力。
　　顾城首先是一个诗人。我们应该承认他有所成就，他才３７岁，他本应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就。
　　他在中国诗歌史和世界诗歌史上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应该留给时间和后人去评价，因为时间和后人是最公正的裁判。
　　顾城是不是一个大诗人？
　　有人曾问过他，他这样回答：“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片为爱驱动、闪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景中前进。
　　“他无所知又全知，他无所求又尽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尽求所以痛苦。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使他永远临近那个聚变，那个可能的工作，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万物之中。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除了这个最重要的条件外，无疑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使灵魂生长和显示。需要土壤、历史、道路、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需要语言，没有一种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的语言，成功是不可能的。”
　　顾城成功了吗？
　　诗人在他青春的第一章诗篇没有结束时已经死去了。留给后人的是他那朦胧诡谲的诗篇，有的可知，有的竟不可知。
　　诗人，有时本身就是朦胧和不可知的。
　　谁让顾城是一个诗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