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城一九五六年秋生于北京，一九六三年入学，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间离开学校，随家流放到山东北部，在农村种地放猪。一九七四年回到北京，做翻糖工，油漆工，木工。一九八O年以后失业，专事创作。一九八七年应邀出访欧洲。在德国参加明斯特市国际诗歌节，以及在瑞曲，英国，法国，奥地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一九八八年底应奥克兰大学邀请，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该校聘为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研究员。一九九二年获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德国进行艺术创作。
　　顾城自幼喜爱自然，热爱文学，厌弃刻板的学校生活，十二岁开始写作，作品有《烟囱》(诗)，《冬天的早晨》(散文)等。到山东农村后，为北中国的苍凉辽阔所感动，完成了第一本诗集《无名的小花----生命幻想曲》，表现了作者的少年心态与自然同一的意境，同时开始学画。一九七四年回到北京后，一度陷入迷惘。一九七七年重新恢复写作。一九七九年社会思潮兴起，出版部分解禁，《蒲公英》首次连续发表的《无名的小花》以其独特诗风受到注目。同年参加《今天》文学运动，成为“朦胧诗”主要诗人，创作进入高潮。前后发表了《远和近》、《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永别了，墓地》、《铁铃》、《门前》等，引起社会广泛争论。作品意象奇诡，手法多变，情感单纯，被评论界喻为童话诗人及唯灵的浪漫主义。一九八一年获得《星星》诗歌奖。一九八二年写作《布林》、《颂歌世界》，后因其无政府主义情绪受到批判。一九八八年在国外完成组诗《水银》之后，开始写作以梦境中的北京为题材的组诗《城》。

　　栗子：顾城你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作为朦胧诗人，很多年轻人都知道你，读过你的诗。你和你的诗曾经给人许多幻想，那么在朦胧诗出现以前你的生活状况如何？听说前几年你到了欧洲，后来又去了新西兰，新西兰使每个人感觉都非常遥远，你怎么会选择了那儿，又是怎么进行创作和生活的呢？

　　顾城：我的生活整个来说比较复杂，大概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学校、工作或者说是在社会中；一部分是在荒凉的地方，也就是在自然中间。
　　我觉得后一部分对于我是重要的。
　　我大约只上了五年学，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去农村放猪，放了差不多五年猪，后来回北京作了大约五年木匠，再后来卖文为生，像王朔那样，又是五年就出了国。在欧洲我去了一些国家，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似的，没有真实感，好像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更像看电影，确切地说。
　　可是当我走到新西兰的一个小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走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于是我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开始在那养鸡种地伐木，过我的日子，差不多也是五年。
　　现在到德国来是一个短期的创作活动。
　　对我的写诗和创作比较有意义的是关于我在自然中的那部分生活。
　　我并不是在自然中间吸取灵感，尽管开始我也企图如此，现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在这种宁静中，我自己的本性和灵性使我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艺术的也许不是，但是，是我的。

　　栗子：就是说作为文化人对你的创作会起一种阻碍作用？

　　顾城：有时候是的。1983年以后可以说这种矛盾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像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张列宾的画叫《伏尔加河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观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再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我在岛上打一块石头，把它一点点打碎，用钢钎。黄昏，我非常疲倦地走下山，这时候我才开始醒来，从梦中醒来。
　　岛上没有春天和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明显季节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只有白天和黑夜，我只是睁眼和闭眼，时间就过去了。当然这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间，我要做许多原始的劳动，有蚊子、跳蚤和老鼠的围攻，但是这些东西侵犯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思想，在我获得了这个宁静之后，我忽然看到了我自己，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次我来欧洲，在柏林走来走去，就不那么烦恼了。

　　栗子：这样说来自然环境对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年你从大陆到欧洲又到了新西兰的小岛上，不断地在改换着你的生活环境，你似乎依旧在进行你的创作。这每天都在变化的窗外的声音、表情、语言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呢？

　　顾城：对于我来说创作并不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不是因为外界有什么触动了我，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描模，好像一种反射。对于我来说创作是从我自身不断涌出的泉水和眼泪，一种微笑，这微笑有一个神秘的来源，这个来源是我，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境界。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我所有的花都是从梦里来的”，接着又说：“我所有的梦都是从水里来的”，在这个水的倒影上，我看见晴空的火焰，看见了这个世界和我的秘密。这时候我继续写道：“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创造了我，又通过我创造了我的诗。这是一种气息，它是看不见的，就像春天创造了花朵一样，春天是看不见的，但是她的气息和生命创造了万物。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空空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风吹过来，另一边就出现了花朵。我喜欢这种神秘又富于喜悦的心境。因此，创作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品，而是那个瞬间，它使我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正如李白所说：别有天地非人间。
　　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生命需要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一快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就具有了意味。
　　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的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稽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仅仅是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栗子：你在自然中间生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顾城：我刚到那个小岛的头两年，可以说陷入了一种生活的挣扎中间。自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从度假者的眼里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时候，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在我的体验里自然就是一些嘴巴，不是你吃我，就是你吃他，中间几乎没有别的道路。比如，在我那，老鼠一夜之间可以搬走许多我的粮食，老鼠带来的跳蚤差不多每分种都可以叮我一口，当我到果树上摘果子的时候，大团的蚊子在那里等着我，这种情况下我差不多红得比果子还快。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所需要的木柴，起码得准备五个小时以上。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无暇顾及别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到了自然中就自由了；自由也不仅仅是选择自由，自由还包括放弃自由(对于苦难和死亡的选择)、包括不选择。
　　我在山中打石筑地，直到钢钎冒出火花，天就黑了。
　　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开始了一种新鲜的对世界的感觉，这不是一种思想而是恍惚，我又回到了童年最初的时刻，我知道这是重要的；这，是我的。

　　栗子：在你选择的时候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可以比在那里的生活舒适些，为什么你一定要作这样的选择呢？

　　顾城：舒适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东西，鱼在水里舒适，鸟在天上，那个岛对于我合适，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感觉，也没有人说太多的话，更主要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供选择，不选择多好。
　　我们到岛上的那天晚上，在黑暗里点了一根蜡烛，外头下着雨，屋子里湿气渗进来，我们坐在蜡烛下。我心里想，从十二岁起，我准备了二十年，这回我可得逞了。(我的妻子没说话，她一定恨死了。)
　　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边上围一圈城墙，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
　　我没有后悔，但是我失望过。在我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时候，我知道我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我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安宁了。一切都是必须的。
　　没有落花流水，哪有天上人间。

　　栗子：你想不想家，有没有失落感。是否想过要回中国去？

　　顾城：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是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是一种心境。在新西兰我有这种感觉，离开了新西兰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念我过去的地方，遥远的家。我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北京，回到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醒来，则在一个破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想念很重要。只要你有这种想念就可以安心，四海为家，又可以在家中走遍天下。
　　我最在写一组诗叫《城》，是我的名字也是北京。我想回家，但是我也知道，我所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像所有历史的落叶一样，它们生长过又飘落了，新的叶子正在出现。因此，即使我回到了北京，也依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我童年的梦。当然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有父母家人，我很想回去。

　　栗子：出国以前你写得多吗？

　　顾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也在断断续续地丢掉，一是我没有时间，二是我没有地方放它们。我以为写的过程是重要的。保留，但只能尽力而为。小时候我在农村，一边烧猪食，一边写，写完有的就投进火里烧了，那时候不知道会发表，除了火以外还会其他的读者。在新西兰的情况有点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找到留下来的。今年工作结束回岛上的时候，也许我可以完成五本书，有理论、散文、 诗和画集。

（据录音整理，未经顾城本人审看）
1992年11月
《民主中国》1993年3月号总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