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我认识你吗？从你桔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你的惊讶。我从前和你一起玩儿过吗？别以为我是故意的，我是个没有记忆的人。刚才那个厨娘把我领进漂亮的厨房，叫我喝麦片粥，你又把我叫出来，我的记忆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推开门，对我叫我的名字，我才知道那是我的名字。我正在看茶缸上的小猫。厨娘叫我别走远。“别走远”是什么意思？在墙的包围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在走远吗？我走出来，和你，斜着走下绿台阶，有人看我。我不知道我认识谁，谁都好像认识我。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都摸摸我的脑袋，说我小时候多好。我现在怎么了？我只能想起刚才。我是个没有记忆的人，我头脑里的东西都没法联接起来，刚刚向一个点集中，一松气就又都散了。
　　我是个没有记忆的人，这里边一定有一个安排。
　　刚才我就在想了，接近了边缘，但那边是空的。我现在明白了，你眼睛里有一种酒的颜色，是很好看的。我什么也没法判定，所有东西都是不认识的，都不应该是不认识的，我不能根据它们去判定我是不是认识它们，它们是安排好的，判定也是安排好的。我想，我应该相信一个人，让他告诉我，我是不是落到一堆建筑中了，一个没有完工的房间，砖还露在外边，一个人拿着长扫帚在那儿笑我。
　　我是不是在高压线上挣扎，是不是有一群人要打我，我爬不起来，我在漫坡上极慢极慢地爬着，极慢极慢，根本不可能逃走，我逃得吃力极了。
　　我还是在那个房间中间，砖都露在外边，他们向我笑，让我爬不起来，让一个鸡爪在我背上深深地踩出字来。我快要死了，叫不出来。这时，人群一松，我知道是妈妈来了。
　　我抓着她灰呢的大衣角想哭，不能说什么，得等他们走，得等他们走！他们走了，我站起来，我说：“妈妈，你好。”她说：“这不像你说的话，孩子。”我说：“别苛求我，妈妈。”我好像病了，一个人在海边发烧。
　　我不能说得很清楚，房子没有修好，砖里有空眼，得把一个球偶然地丢到楼下，警官才会送上楼来。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我知道他们只是走开一会儿——我们是不是很有钱呢？有一个大屋子在黑夜里张灯结彩，等着我归来？我们是不是继承了一大笔让他们妒恨的财产，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结过婚没有。
　　“他们是我们的亲戚，兄弟和子孙，他们要成立什么母子公司!”妈妈在发脾气。
　　全世界都有人口问题。一个人走了，他的兄弟姐妹就在窗口观看，走了好远，树叶还没能遮住他的金发。一个妈妈生下了那么多自相残杀的孩子，杀了还不够，杀了又杀。有好多本书证明杀人是合理的。关键是要按部就班地去杀。
　　他们彼此扭住骨头，喝的水在肋骨上流着，他们爬起来在桌上悲哀一会儿，就去参加那个葬礼。哀乐响着，哀乐在死人的肋骨上流着，没有比死人更容易支配的了，死人是乖孩子。
　　他们让死人在另一个世界上复活，那里没有直通电话。
　　他们穿漂亮衣服在街上走着，他们用阴森森的眼睛看我，他们知道我是唯一能接上木棍的人。我写小说，我能让折断的木棍重新长出青青的枝叶，我能让那些被破破烂烂踩在地下烂布片一样的人开始唱歌；从那个乌有的世界里长出的黑色的向日葵，每天看着他们的脸。
　　说谎！说吧说吧，听众在这呢，那扭坏的向日葵，黑色的、扭坏的脖子，每天看着他们的脸。说谎，说吧，说呀！对着墙说，对着脑汁说，对着雨水中张开的嘴说，全世界活着的凶手们!
　　他们总算哭够了，我要夺去他们最好的享受；他们哭够了，对死人说谎，对自己说谎，然后干干净净走到街上。他们对自己说谎，把血洗掉了，他们用泪水淹没自己，使自己逃脱；他们用泪水也淹没了惟一能使他们痛苦的天责——那日夜燃烧的灵魂之火。
　　现在，他们不用哭了。
　　人只能相信一个人——就是在大煤堆边和他一起玩儿过的小孩儿。
　　他们说：“我们一起玩儿吧!”就一直疯到晚上，他们的手上拿着大铁环……
　　——“爱玛”领他出来走了许多步以后，让他继续走，就进了又一扇金属舱门，“咔哒”门一响合上，絮絮叨叨声她就听不见了。

　　她在半球形小厅里打开送话器，屏幕上有珊瑚鱼群和半人马星座，然后就是他继续走在过道里的迷茫脚步和恍惚神色；“爱玛”侧目看着开口道：
　　“工作顺利，A-E50号的大脑神经元已清洗完毕，所有事实已洗去，只剩下哲学、梦、悲剧。情绪还在活动，不时聚为若干兴奋点。这些因素我判断是无害的，没有一个国度的法律承认它们，没有一个法院受理以梦幻为依据的诉讼。”
　　“上帝也不受理吗？”
　　“噢，上帝！”“爱玛”笑起来：“当然不会，他最光荣的终审权，值不过二十五打金边股票吧。”
　　“好吧。要不也确实有些单调。”

　　　　　　　　　　　　　　　　　　　　　　《花地》1985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