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卷二思忆朦胧》

　　西方文明的优势现在是压倒性的，一说现代、后现代就是西方。人们于是也比较愿意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问题，一是比较简易，二是好像也更公允－－西方人听得明白，中国人也觉得新鲜，两全其美。
　　可事情的实质并不从人愿，西方文化这一次对中国的进入，是借助着诱惑和强力因素的－－民主、自由、自我，这些关系到“人”的概念，是和彩色电视机、电脑、汽车一起过来的，中国人接受它并且播扬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在哲学感受上，西方的道理从来也没有替代中国人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法则合中国人的性情，并且在哲学的彻底性上超过西方。
　　东西方的哲学都面对“有”和“无”的问题。西方喜欢化无为有，做形而上的探求；东方却习惯化有为无，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后一方法顺应哲学本性，防止了所有悖论，以取消规则而保持了精神的纯粹。
　　 ……　……

　　说到根本它是一种明白，一种直接的了悟，人不仅可以作为人而且也可以作为自然来看待一切。文载先秦时代即有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生也自然，死也自然－－诸子百家于此似乎没有争论。各执一端的不过是下一个问题：建立什么样的生存秩序。
当儒、墨、法家争论社会制度的时候，庄子站在一边，在道家看来，这样的争论不仅是徒劳、多余的，也是虚伪的，他们看见的是所有制度的反面。
　　无为无不为是一种哲学境界，却也是中国人的潜在心态。人通常需要安全的生存，需要秩序，某些时候却又需要无法无天——超越生死的自由自在。这个钟摆一直在哲学和人类历史间缓缓摆动。
　　……　……

　　以生存为目的，西方能明白；至于天道，孔子是知而不言的。人家问，他回答说：天说了什么？你看四季在运行。因为他明白这个东西是在文化秩序之外的，而人一旦离开了作为人的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人了。
　　中国不少的哲学家往往自觉地和动物平等。庄子的“齐物论”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可以做蝴蝶，做鸟儿，做什么都行。那么出了做人的这个范围，也就是孔子要求的这个范围，就进入到另个范围了，就是老子的无为无不为的这样的范围。人在这个范围里或什么都不做，或什么都做，不再有人世目的，不再受制于做人的观念。
　　 ……　……

　　以佛教进入为界，中国前期的哲学，可以看作是个空空之境，就是什么都没有，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该活就活，该死就死，该杀就杀，该砍就砍。老子说：及我无身，何患之有？而到了佛教传入以后，它忽然发现死亡是没有的，死亡不过是人们对死亡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而已。
　　这样，当人从生死的念头中间解脱出来以后呢，他忽然发现了万物的生生之境－－生命的美丽，所有变化，生灭，聚和散，这些东西都具有了新的意义。这和庄子的逍遥境界很有些像，只是因时而化，少了几分性情，多了几分心境。
　　自由于是不仅是一种独往独来的游戏，也成为一种默契，光辉由此而明。
　　这时我们看唐诗就非常清楚了，就是这种《春江花月夜》呵，“红豆生南国”呀，含着无限自然的生机。“春来发几枝”，生命就是这样，没有这个分别心；不是一生下来就说：“呵，秋天就要来了，我们就要死了，这一切毫无意义。”没有这样的感慨。
　　它没有分别心，也不孤寂；此刻就是此刻，生也是美，灭也是美，－－中间有个很美的韵味。看那个《春江花月夜》，从月升到月落，整个是一个完整美丽的过程；中间“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那样一个寂静的美丽，竟然就留了下来。它这时候，已不取这个美了，也不执于生了，那么它也就没有死了。
　　整个唐代你看那么有生气吧，全在于它的内部有这么寂静而明亮的精神做核心；安详的佛，神像，禅宗，那么自然的神性、人性，自在的性情，那么漂亮的文化，层层叠叠地一一呈现出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完全乌有的东西，但是充满光明。当它成为内核的时候，我们便成为它寂静的影像－－一切皆象，一切自有它的道理；当我们做一件件事的时候，做则已；这只手和那只手，手势之间，配合微妙。
　　……　……

　　……那么这个佛教的传入，它不是跟什么彩色电视，这些诱惑一起传入的，它就是马驮着一袋儿书传进来的。
　　这一袋书，它投进中国的生活的时候，暗淡、柔顺、漫长的岁月流动中，就升起了一重光明。
　　但是“无所驻处是真心”，任何美丽的精神都不会在人间久驻，很显然，到了宋代，这种普照的境界就衰微下去了。人在这时，感觉不到这一境界的照耀，就转向到个人化、生活化、活泼的性情上去了。这个佛教这时起码还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排除去那些使神思混乱的妄念，留下人的性情自在。他辛弃疾，就是一个性情自在的人，直截了当，真心是佛嘛。
　　那么这种东西发展到蒙古人入侵，那一笼罩整个社会的和谐感给破坏得更厉害了，但个人的风格却发展得更好了。
　　……　……

　　佛、道精神渗化到儒学之中，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既为儒学增添了自然的态度，又为神、道增添了形式，这是中和的部分，像是根须集合汇成树木；而同时，分离也在继续，这不光是哲学与哲学的分离，更是精神与形式的分离。
　　任何精神创造的形式最后都要背叛精神。在精神离去的时候，形式而且还会越变越复杂，来企图证明精神还在；它越是没有，就越要证明有，要不老子说“多言术穷”嘛。
　　到了明清，它这时候就发展出两个极端。一方面道理越讲越复杂，对于经书的注释、考证大增；另一方面呢，在通融调和中，也出了一些混蛋，他就是不管这些条条框框，就是自己爱笑就笑，爱哭就哭；“性灵论”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嘛。那么小说里也可以看出出了孙悟空，这天上地下根本就不管你，叫“玉帝流年做，今年到我家”，就是跟你胡说一气。这可不是什么民主思想，这是庄子的“齐物”思想。
　　其实中国哲学一直就有唯理、唯灵的两种倾向，前者如明镜在天，后者如水银泻地，自在得很。其实“心学”“理学”都还是有所牵挂的，要不也不会弄出分别。
　　……　……

　　微妙就在，你还可以看出精神守恒的一方面。一方面它出没不定，另一方面它守恒；在这儿没有了，它就到那儿去了。比如清代的思想是很平庸的，整个地看来；但是出了《红楼梦》，这一个精神量就几乎等于了所有唐诗的精神量。那是很清楚的。
　　……　……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有个潜在的过程，本来以为这种清洁、自在、独断的这种佛教禅宗的精神灭绝了，变成一种笑话了，怪言怪语了，但是忽然从《红楼梦》里就出来了；你看那大观园的女儿心性，一个一个一个，何等清净，何等自在，何等独断，自然而自生；实际上和禅宗的精神是一个特别大的重合。它已经如天观世了，它却又是具体的生活。
　　我感觉就是这样－－像孙悟空那样翻跟头，又能看见这跟头翻在自己手掌上；所有过程都是心之象。《红楼梦》确实是把中国的所有独到的东西，忽然全都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女儿性，是一个创造。唐代还是基本停留在浪漫的诗境和哲理上的，但是到了《红楼梦》，便已成为人性情的一部分了。
　　……　……

　　它是中国特性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实用主义、势利主义的。中国人不是泥土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不是这一头儿就是那一头儿。
　　好像中国的“成为王败为寇”，和“进化论”完全可以吻合嘛。中国可以接受这个东西。
　　佛教的“唯我独尊”和西方的“自我主义”字面上也似吻合，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它那个“我”是什么“我”呀，你这个“我”又是什么“我”呀。
　　……　……

　　实际上佛教精神和庄子精神有一点重合，在这个“无我无不我”上。但是佛教更柔和，更空幻，更朴素，更微妙一些；那个庄子比较强烈地还属于有点儿小孩子脾气。
　　……　……
　　“道”是一个哲学，是知识分子的。佛学亦是。“教”就往往大众化了。
　　道家原本有个身份问题。虽然庄子们说可以当鸟，可以当鼻涕，可以当屎，但这又是他的一种名士风度，有点儿骄傲的，至少在很多人身上体现为一种名士风度。但是佛家的那个就比它要平和得多，你想释迦牟尼，他是个要饭的，他可以生为王子然后要饭去了。
　　……　……

　　所以叫物极必反。天上有多少树枝，地上相应地就有多少树根。这是我一直相信的。而它们本身是一棵树，是同一棵树。它的这边有多少精神量，它的那边也必然有多少聚合力；这边有多少现实量，那边也就有多少虚幻的量。社会这样地平衡着，继续下去。
　　……　……
　　这个毛泽东思想要是作为一个思想、一个教条来看，它是已经过去了。现在一般地把它作为教条来理解。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不拘形式的人，他任性之余常闹得自相矛盾，他又把矛盾当作一种能量，矛和盾都不是他的目的。
　　……　……
　　你看他找杨振宁，找李政道，高能物理学，他谈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太空黑洞，是是不是宇宙就一直膨胀下去了，从大爆炸，或者说，从一个虚子来了，是不是最后就没有了，就灭了？他说，不是，他说一切周而复始，而变化是永恒的。但这又构成了对他的一个矛盾，在毛泽东的性格上，一方面他需要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一方面他又清楚这仍然是个周而复始的东西。那个尼采晚期想到的一些东西，跟他是很像的。尼采也意识到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可能是周而复始的，是他未知的。
　　这使他感到恐怖，是产生他的东西，是观注着他这个游戏的东西，这使他恐怖。就是一切好像都是你自己在选择，但实际上你是它手里的一枝笔，这个他意识到了；但是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愤怒达到了我们不能想像的程度，对这个事物不得已的依赖，令他愤怒到了我们不能想像的程度。这是他晚年所有＿＿＿＿的根由。他实际上对人间的事情都无太所谓了。只有周恩来在替他维持。……
　　我说的毛泽东思想它不是一个思想，它是一个人的性情；而且这个性情确切地说，是他和周恩来两个人，他们之间互补出来的。就是一个人＿＿＿＿到了这个程度，而另一个人拘守礼节、恪守规律到了这个程度；一个人面临生死，珍惜生命和珍惜精神到了这个程度，一个人无所谓个人，无所谓精神，无所谓任何事情，应则已，做则已，一直到底，到了这个程度。
　　……　……
　　要不然萨特为什么喜欢毛泽东呢，萨特去中国见过毛泽东，他喜欢毛泽东。他不一定明白中国的这个精神，但是毛泽东的这种自由性情，无疑就是萨特主义哲学的体现。但是萨特主义再怎么讲哲学，再怎么讲虚无，再怎么讲人面临那永恒盲动的一刻，它是脱离不了人的。西方哲学它脱离不了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把人去掉了。
　　……这个事情显示出来给中国人，和显示出来给中国历史，本来整个只该是一个玄学，是跟中国现实不应该有关系的事；但是居然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不仅是现实，而且是毁灭这个现实和毁灭这个历史的一个全部的事情。而它又是通过周恩来和毛泽东几十年彼此一句个人的话不说，完全靠默契做成的。
　　这到了不可思议的一种程度。……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赞叹，他是赞美了。因为周恩来是个无私无畏的人，他已经超越了生死恐惧的范围了。当然他也有懦弱的时候，这是肯定的，也有极感情化的成份。对毛泽东，作为整个人来讲，他是赞美他的，从“四渡赤水”开始，他就赞赏他了。因为毛泽东实现了他从来就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那种自信，那种抬起头来压倒一切的气概。
　　……　……
　　哎，他就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独立寒秋。他看这个世界就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你看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帽子，这样儿，忽然露出的那个表情，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情。
　　……　……
　　而且老子还说“立乎不测”。周恩来和毛泽东恰恰是立乎不测，而他们又彼此默契。周恩来似乎做得更加无言，立都不立，真无从测起。
　　……　……
　　但是老子也讲兵者是诡道，不，这是孙子说的。老子说“用兵以奇，治国以正”。这两个人呢，毛泽东应了“用兵以奇”，周恩来应了“治国以正”。
　　……　……
　　而西方人明白的困难在哪呢？他们不愿意，也很难抛开“人”的这个观念去想问题。“本来无一物”－－他们也许觉得这对人类是个侮辱，没有办法接受的。
　　……
　　西方人有一点就是他们一直有一个“人”的概念，是先验的、前提性的。这是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他们文化的核心。他们很难离开这个“人”字来考虑问题。就是最现代主义的，他们也无非说我们是“空心人”，但是它不能说“没有”，这他不能接受。什么“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不过是有点儿自艾自怨的这么一种对自身的看法。
它不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它还有文化的优势感，它觉得它可以用西方文化来真正地完全地解释中国的问题。有这个因素。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出来，东方文化它是沿着自己的轨道长成的一棵树，你要从内部看，那脉络就更清楚了。虽然内部是一个空虚，但所有长出的枝杈都是清晰的。就是从毛泽东到林黛玉，到庄子到老子，实际上，都是一只手上不同的手指。
　　……　……

　　我是说人，在其中和不在其中的两重看法。审美是一个艺术行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存领域中的概念。在美国的时候，我谈到过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一个画家，他拿你当墨研，你无疑只有痛苦谈不上审美。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这幅已经完成的画儿，这是一幅前所未有的令人惊讶不已的画儿。你说为什么埃及金字塔令人感动？堆积起它的你说是累累白骨，是残暴、黑暗，但是人们还是在它前边照相，还是印它成为精美的风光图片，这就是因为这时已不在生存层次，累累白骨、深透的人的血泪，饱涵的已经是一种和这个塔、这个历史融为一体的精神了。－－人们所以获得审美上的震撼，我想根本起点在于人的情感对应着的是无情的天，这样一个缘故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儿，它是那个来自天之冥冥的精神，到达一个人时的创作，这个精神如此强大，以致使整个人世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它的创作场地，以致令他自身也无可抵抗地化为颜料而成为了这幅画的中心部分。
　　说到审美和道德的两重性，我提到过生存法则和精神法则，道德只属于生存法则范畴，审美只属于精神法则范畴，两者不能掺和。
　　我们现在看这个瓷瓶，这上面这个人拿把大刀，我们决不会感到恐惧说“哎呀不好，这人拿大刀要杀人了”是吧？我们反而会欣赏你看，他马的漂亮，刀的漂亮，神情姿势。这就是审美的。然后我们下边也许会讲到他的妻子儿女，因为他，这个家庭，那个人，什么的，那就是另件事了。
　　西方也有这两重性，《哈姆雷特》一方面，哈姆雷特生了死了，这是个问题，另一方面，它让你看他整个的痛苦和毁灭的全过程，这个宿命的优美。
　　……　……

　　如果我们说林黛玉体现了毛泽东的这种固执，那么薛宝钗体现的就是另一种周恩来的无我之境。薛宝钗根本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她的屋子里一片雪白，什么都没有。贾母一进去就说：你什么也没有？
　　……
　　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国哲学在他们的心性，在女儿性上的体现，是那么自然微妙——它不是一个思想的结果，它是天然就在的。
　　中国哲学它变成了一种性情的体现之后呢，它真正达到了浑一之境。这你就根本不用再去说什么“不二心”，说什么“真心是佛”了，因为已经一体了。
　　……
　　所以你从这儿来看毛泽东、周恩来，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哲学和他们的本性成为了一体，他们就跟化身一样，使这样的哲学通过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不可遏制地，也是不可动摇地体现出来。
　　西方的东西是“有”。孙中山受了西方的影响，那么他被袁世凯代替了，袁世凯是中国的路数。王明受了苏联影响，但是他被毛泽东代替了。西方的东西没用，一到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
　　……
　　毛泽东，说实在的，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除了他给了人民这种政治狂欢的感觉，和各种幻觉以外，它给了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西方文明面前，他给了中国人信心；而且在他光辉所及的范围内，他真的把西方文化打退了，无论是西方的现代工业，还是直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他都给打退了。……
　　……你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么实际的一个民族，这么愿意生存和繁衍的一个民族，但是居然在这个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知道中国人历来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
　　……在这种精神下就变了，它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苏联打上来，在珍宝岛，那么大个儿推那么小个儿，中国兵就跟他拼，拿木棍子就打坦克，就疯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因为人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种比生存更重要的东西－－生存重要，但完美更重要。完美的生包括死。
　　……革命到来的时候，你就特别清楚了。精神到来的时候，你别无选择，生和死成了次要的事情。但是当革命离去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咱们怎么活下去？是按原来那个路数活下去，还是按照别的路数活下去？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可以照西方的路数活，但是它满足不了中国人的一种根本的心理需要。
　　……
　　所以人到底是什么？人真是这些泥土吗？人真是这些物质吗？像中国这么实际的一个民族，最后它的历史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它不强调精神和现实的冲突，这个讲什么爱情、灵魂，跟中国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人也会由泥土忽然变成太阳！
　　这个事很奇怪，它物极必反。它这一端走到什么极限，那一端就也能走到什么极限。
　　……　……

　　基督教给中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错乱。因为这个体系和中国的体系太不一样了。
　　……
　　我觉得中国人可以接受基督教，但只是接受而已。它同广大中国人的感觉，其实是不融的。说到根本上就是，中国，它对万物人生的感受早已彻底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西方的思想，则基本上还是一个处在中间地带的东西，它是以人为核心的。在现在的中国，你要建立以人为核心的这种思维方式，嗯，虽然现在一直在讲人道主义呵，但我总觉得嘴上说的多，从心里感悟的少。
　　……　……
　　中国人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好汉，他就能原谅你。如果你这个人做得彻底，像周恩来好像一辈子做好事，毛泽东一辈子做怪事，都可以原谅。因为两者都不是说想自己占有什么。
　　中国人为什么给和尚捐钱？和尚没后代。你如果是一个大家庭，你说你有什么信仰，你要人捐钱给你，中国人不会为你捐钱的。
　　这就在于这个人比较彻底。这种彻底恰恰实现了中国人另外一极的人格理想。现在老说中国人是佩服人格的，只有人治没有法制；但是，其实是，只有这种人格的力量才能动员起中国人来，没有任何其它道理，改变制度也没用。……
　　……　……
　　所以人有两重生活。一重是他的生存，对于生存秩序的要求；因为生存一旦失去秩序这世界就崩溃了，哪都一样。这个中产阶级的民主跟中国的中庸之道是大同小异，都是含含糊糊的一个东西。另一重就是完全属于人的精神的，对无限自由的、旖旎无限的要求。
　　这体现的也是人性的两重性。但是这个两重性在西方表现为精神和现实的冲突，在中国呢，则表现为从最实际的循规蹈矩到最空幻的无法无天意识，它们的这样一个同一的状态。
　　……　……

　　现在大家被精神折磨得痛苦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个很悲观的看法，一般认为，可以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讲一讲，然后带到中国去。而且香港、新加坡等等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这个制度。但实际上，在中国的本土，这是很困难的。它有待另一个伟大精神的出现。一旦再次被照耀，那么中国还会因为虚无，或许发展得很好。
　　……　……
　　好像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他们要么不发生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只要一发生关系就是这样，天无二日。
　　……　……
　　就是中国人你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对人权有一个好像现在很流行的看法，但是到了骨子里，只要一有机会，它完全是讲个“个人性情”的东西，而不是讲人权的东西。
　　……　……
　　中国的原则就是李逵的原则，你得是条好汉，要不然你就是个鸟人，见你的鬼去吧。甭管你什么出身，讲什么道理，都是个鸟人。要不你得是条好汉。中国人就服这个，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但这也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辙了。你看日本，日本它有日本精神，它是靠着日本精神拿住了西方的生产方式的，它一样能够运转。新加坡是有中国精神的，它也跟现代经济构成了一个和谐，一样能运转。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就是非得用西方的制度不可，它首先落定在这个制度上了，认为制度产生了新人。我们这些人不行，是被制度闹的。这个完全不对。
　　西方的所有制度源于它的宗教，而宗教源于它对人生本质的一个感觉和理解，这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中国人要想拿住现代经济的话，首先决定于他自己的精神，从自己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然后用这种精神，来跟西方较量。实际上中国掌握这种现代操作方式可以是非常快的，我觉得中国人脑子灵得不得了，无论是掌握商业还是掌握数学、科学都快，出大的形而上家咱不敢说，但是要仅仅掌握个技术，还是不难的。
　　……　……
　　你不让它发展，它就陷入异常的状态之中了。就像核能，可以建立一个核反应堆，去发电，也可以变成一个爆炸。
　　如果你顺应这个精神的话，你可以使它处于一个寂静的状态。中国历史上唐代的时候，就是内部有这样一个像核反应堆一样，一个寂静的禅宗这样的东西在运转，那么外部它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可行可不行，都可以的，这样一个坦荡磊落的丈夫气概。有“花间一壶酒”，才有“醉卧沙场君莫笑”，有“绕床弄青梅”，才有“不教胡马过阴山”。在精神强大的时候，相对的东西之间从不矛盾，它相反相成，融会贯通，跟内部的一个真性情的精神相和谐；就是你进，你也灭不了我，你退呢，我也可以攻。
我觉得所有献身，都是对精神的一种享受。这种选择是精神到达时身不由己的。
　　……　……

　　人必须有个依靠才能做事情，要不然中国人多明白干这些事情干嘛？现在把祖坟都刨了；世世代代的不管怎么着过，本来你还能上祖坟烧点儿香祭祭祖，还有这么一个寄托。你把祖坟一刨，大家这边没了根，那边又没了靠，就像猪、鸡，养鸡场那么活着，人不能这么活下去，人得有个依靠；这依靠不管多虚幻，但一定是重要的。
　　中国人的精神它既是空无的，但是也是无限的。不像西方到达上帝、天国、彼岸，或者一个自我赎罪的那样的感觉，他就满足了。中国，实际上那个精神是漫漫无边的。
　　＿＿的时候，我没参加；“四.五”的时候，我参加了。我看见一张张钱贴在碑上、柱子上，都是最大面值十块一张的。那会儿一个月就三十块钱养家。我一个月挣十六块钱。
　　所以对人性的本质的理解，是一个……
　　……　……
　　《战争与和平》里边有个人，被拿破仑军队捉住，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又走了，每天都站不起来，可是每天他都走了；而且最高的幸福和最深的苦难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实际上是非常镇定的。
　　人在大的恐惧和幸福中间，他有一个特别寂静的一个“看”，一个观照。
　　……　……

　　比如越南海面上漂着很多难民，这是他们都知道的。他们怎么不把他们都捞起来呢？
　　他们说的人权、平等也就是一个含含糊糊的东西，跟中庸之道一样，只能是含含糊糊的，既是为了一个心理安慰，又是为了生存法则，所以它成了不过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说说而已的事情罢了。
　　中国人接受死亡，比西方人要少好多浪漫情绪，天道无情嘛。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就是一个变化；他打过长江时说的这话，没说自己是正义之师，就是：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轮到你亡你奈何不亡。
　　他又说：“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　……
　那是，中国人不想死。真死来了，他也没辙，他从命了。平常他可不找这麻烦，不预先想死的事。
　　那时候，我在考虑死亡的问题，好几个人劝我说：你不要自己找麻烦，在别人没找你麻烦的时候，你千万别自己找自己的麻烦，而且这些问题你想也没用。他们好几个孔子之徒，不言鬼神－－因为这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这是天机，你怎么知道？人不知死，车不知翻么！你怎么知道？甭想。
　　……　……

　　我讲过一些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体味。所谓空灵之美是同唐诗的读音，同它平白、无形无言的意味一起的，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我喜欢《长干行》、《春江花月夜》。
　　我觉得确实，最高的美就是和谐。这和谐就是完美的同义语。和谐不是一个平衡，就跟中庸之道不是一个折中主义一样。它是一个你离开了这些分别，回到创造本源去的状态。一般人老把和谐理解成半斤八两，这有点儿荒唐。
　　……
　　在中国就是出神入化。出神，你离开了那个僵滞的精神状态；入化，入了个大精神。这大概就安宁下来了。精神在人间永远像个幽灵一样地游来游去。
　　中国的“无所谓”、“不在乎”、“出神入化”、“灵机一动”，都是很简单的词，普通经常用的词，可是却显现着，或者本就是一个精神背景和境界；包括那个最最常用的“知道”“不知道”。
　　中国古代语言跟西方语言比，一个大的特征就是它涵意指向的非单一性，它的涵意指向甚至可以是无限的。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你怎么理解都行。
　　中国的东西妙就妙在哪呢？妙在光而不耀。它的光不是亮，不是一种强烈的外在显现。你的光芒只要一显示出来，就有方向性了，就有投影了。它的光整个是含盈在里边的，它根本就没有出来，但同时这光的显耀可能性就增加到了无限。又因为它引而不发，它便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永远是个未知。
　　“若有”，这个词不绝吗？“未知”，知，是个未知－－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百应百有，百说百有理。语言到了这个程度，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实体的生命状态。这个字好像是活的，它活在历史中间，它可能发展成任何意思。……
　　……当我理解到这一点以后，我真爱中文，它对于写诗真好。那么未知，又那么具体丰富。汉字，不仅是一种表意的工具和零件，而且它有着自己的面貌和性情，有着自己未知的生活。活，是美丽的，而活又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一切灵机而生。
　　……　……

　　……重要的不是摧毁东西，而是摧毁观念，金银财宝顿时毫无价值。我们后来的木匠店里，红木家具都锯了做刨子，或者就烧了火了。看着那东西挺好的，但是那个时代所有的价值观都变了，全被粉碎了。那时候历史就真的颠倒过来了。所谓知识、文化，真的好像变成过去的东西了，再也没有用处了。
　　……
　　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深刻的，而且难言。
　　我觉得范围这个东西对于人真是奇怪，有价值的东西一出这个范围就都变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说了：我不仅不相信中国这个世界，而且我不相信西方这个世界，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历史，一阵风来了，一切就都没了，好像吹过一页书一样简单。
他们西方现在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可是我的幻觉感很强。
其实就是这样，在这个范围内，一切都是有的，超出这个范围，一切便是无的。
　　我本来对人也有一个理想，那是直到大概八二年左右；后来我的这个理想幻灭了，因为我觉到没有办法过高地估计人性，正像不可过低地估计人性一样。
　　我原来想人可以过一种真性情的很朴素的生活，好像就够了，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那样，大家有的吃，然后说说话。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人，我发现了，他只有抓住个东西，在对增值的不断想法中间才能过下去，要他离开这个老鼠踩的飞轮，他真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
　　中国离开了那场运动以后，好多人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西方也一样，离开了增值这场活动也不行。这是唯一能够抵销掉他的生命能量和消耗掉他的生存时光的一个东西，没有这个怎么办？人面对着一片完全的未知和虚无，没有办法生活，低下头来踩这个轮子才能有感觉。
　　……
　　我是沿着西方现代主义的路子走过的，真走进了一个可怕的境地。那回中国报纸上登了一个文章批判我，叫“寻找自我是一条死胡同”，我还真发现这句话还就说对了，真的是条死胡同，钻进去以后差点儿神经了。
　　中国现在有一个自卑心理，于是就匆匆忙忙地加入世界的事务，加入它想像的世界文化，就好像整个这个事务和奥运会一样。
　　……
　　毛泽东那时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现在那个西方的价值观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误解。这几年所以很多东西就有些乱。比如对世界文化的看法，中国人认为世界文学好像中国作家协会似的，是一个团体；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是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情况下的自身状态和相互关系。它并没有一个共识的标准，那个所谓主流价值观也完全不必当它是个文学标准。
　　但是现在大家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比较世界文学的差距。那么他们非常明显地就是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人。
　　他们从来也没有要求过西方向东方的改变。
　　……　……
　　我们在纽西兰看了一个讲中国的戏，里边儿一半儿中国人，一半儿日本人，后来还拿出一个阿拉伯神灯擦了擦，唱着 Tea time, tea time，特神。
　　我教唐诗的时候，那书上有白话译诗，把“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给译成：汉朝有个皇帝想找女人，找了好多年没有找到。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声音和一个优美故事的影像，结果变成现代白话就给糟蹋成了这样，这还是中文变中文，若是中文变成外文怎么办？所以我就教他们原文。他们理解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困难程度是一样的，没有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