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卷二思忆朦胧》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我今天想讲的呢，属于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关于中国现代诗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别关系，这样一个问题。说被人们忽略了，是说我这里说的这个文化传统只是传统中的一支，而至今于理论界它似乎还是一个研究冷门儿。这一支传统便是与“无为”意识相辅相成的“无不为”意识。它一直偶有彰显地潜行于中国文化史中，及至对现代诗的诞生产生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人很早就离开了神，屈原大概是最后一个有着神巫信仰的诗人了，所以他才会对它充满疑问，对它提出很多的问题。自他之后，很少中国人继续发问了。于是问天的历史在中国看起来早早地就结束了。
　　天不回答人的问题，天对人的哀乐生死置之不理，天视人一同宇宙间的一星灰尘－－中国人知道了这个现实，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李贺写诗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更变千年如走马－－他这显然是从天的角度看世界的，神州大地不过是几缕烟尘，汪洋大海仅一杯水而已，人世在哪里？眨巴眨巴眼千万年就过去了，并不在宇宙中留下痕迹。李贺很年轻便知道，事物近看就大，远看就小。你以人看，人世就大得不得了；而中国人早早地就学会了“以道观”。

　　“以道观”之下，老子说过无为无不为，就是在这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人世间其实你是随便的，死活没什么管你。儒家则明确地选择生活下去，不再追究生活的目的，它于是要求以伦理为核心建立严密而和谐的生存秩序，目标只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延续。那么这两者就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它们交织起落，演绎出了中国三千年的沉闷又时而明亮的不时被“突变”惊撼的独特历史。
　　所谓“突变”像发生战争、朝代更替，虽然都贯穿着“无为无不为”意识的潜在影响，但这一意识还从来没有成为过运动的实质，也就是说还一概是通常情形之下的“有为”行为，即有具体目的的行为。“无为无不为”意识制造的突变还一直没有越出个人的艺术表现、思想表达的范围，同人间的生存秩序还始终幸运地保持着一个距离。这一意识最早制造的突变可以看见的是庄子。最近的就是毛泽东。只是到了毛泽东，他的表现已不限于草书、“不须放屁”，或者随口讲讲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麻将牌、中草药和《红楼梦》；他已经将整个社会作为这一意识的表现场地了。
　　庄子梦蝶之后，物我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人就从狭隘中间进入到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宽广状态，即现在大家常说的泛我状态。庄子他捣这个乱呢，他并不是为了与万物混同一起就算完了，他是为了得到一个大自由－－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这个自由没有目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他接着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厉害之端乎？－－在这个自由之下生死无所谓，人间利害更不是个什么了；那这就是纯粹的无不为行为，它没有目的。

　　毛泽东呢，他也很有些庄子的气度：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直上羊角；年轻的时候是“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他走进社会，做着看起来非常有目的的事情，但是其实更多的因素是因为这个事情合他的性子；所以可以看出，在他的现实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他保持了他的风格。早期他奔波集资帮着朋友出国留学，送走他们，自己就回老家睡一大觉，干自己国内的事。他不信外国，他也不出国，他并不受时髦影响。所以能够如此，也说明他的行为是相当程度上的精神行为，不是孜孜求利的，不是以成败计的。
　　他就可以不听苏联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他反正就可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跟孙子兵法差不多，但是他那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所以这应该看作是，是中国人的血液使他们不谋而合。
　　老子说：立于不测。中国哲学里，如果你可以以天观世，你就可以立于不测，就是说人们依世俗观念是抓不住你的。那么这时呢，像毛泽东呢，“你打你的”，你打我打不着，而“我打我的”，我打你一打一个准儿。他就像孙悟空似的，一会儿桃，一会儿树，并不限在一般人的套路里，所以以世人的眼光就抓他不住。所以他就能够“用兵以奇”，在赤水河跑来跑去，就跑了出去。

　　他走的路充满了中国色彩，简直可以说把中国的故事整个地实演了一遍：
　　故事的第一章：《水浒传》，井冈山英雄聚义。
　　第二章：《三国演义》，抗日战争，国共关系，同美苏周旋。
　　第三章就到了《西游记》，大闹天宫，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
　　这最后一章呢，他还喜欢一本书，就是《红楼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寻常的事。……

　　……　……

　　佛教讲的这个真性情呵，往往是应人间而生的，但是它对人间是封闭的，就是说，它可以同人间事务没什么关系，它到了水里是鱼，但是也可以飞起来是鸟，就是说不是非要这个水不可，对水它可以是封闭的。但是对于上天呢，照佛教的看法它是开放的，是通达一体的，是不隔膜不对抗的，这就像个船一样，这一面对水、对人间是闭的，而另面它是彻底打开的。但是在毛泽东呢，他不仅这面是封闭的，那面也是封闭的。他要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他要反抗这个天命，他对这个虚无提出了无言的却是强烈过屈原万万倍的天问。
　　中国人历来是顺天知命的，哪怕造反呢，也要说替天行道；到了孙悟空，有了“齐天大圣”，也还是要他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西方精神它如果冲出了宗教范围，它就决不冲出科学范围，冲出科学范围，那进入的就是宗教范围，它总是至少以一方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它决不同根本定律作对。这就是人类精神的极限，也可以视作为人类精神的法则之一。

　　到了毛泽东，他说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这不是一句狂话或者只为吓唬人的话，而实实在在是他的精神将他推到了这一步的。我想他这样表达的时候甚至是克制的。因为他并不是个不明慧的人。
　　他当然让许多人插队，像让我们去战天斗地，那是他给我们找一个事儿干，省得给他找麻烦，或者说就是将我们的青春能量给消耗掉。而作为他自己呢，他有他谁也不知道的精神集中的地方，他就像向他的对手派出去一支支队伍一样，将我们送上他的对天作战的战场。他的话既是真话也是假话，是对别人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件事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呢，那就又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中国文化虚无的那一极呵，本以为早已被务实的这一极彻底地挡在社会生活以外了，甚至被社会生活遗忘了，却竟然会在某一天直入现实，同样给予运行千年的严密的传统文化秩序以强烈的影响和破坏。而且当这种破坏到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
　　中国人，无论儒道，他的状态让你看见的总是在两极里，不是泥土就是青天——那么当泥土失去水分的时候，让这天上的风一吹，整个儿就变成了沙漠。

　　……　……

　　另个影响呢，就是影响到了文字。毛泽东对中国文字的直接影响大家说了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它对我的特别影响吧。我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文化秩序瞬间即被破坏掉的经验吧，造成了我对文字的一种奇特的感觉，就是说文字并不是那么肯定的，那么必要的，文字你可以用它也可以丢掉它，你可以承认它也可以否认它。当一个强大外力到来的时候，文字一同千万事物一样，会说变就变，质会变，形也会变，并不是像语文课上讲给我们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