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卷二思忆朦胧》

　　如果你看看历史，或者你回想一下自己在现实中的经历，你会发现好的预示常常产生出坏的结果，而坏的预示呢，有时候反而让事情进入了一个好的局面，共同特点就是总是出乎意料的。这中间有个悖论。实际上人类的这个命运哪，这个循环，不是由我们把握的，虽然我们可以加入其中。
　　加入其中的时候，很多人呢，他是想得到一个东西的，或者想保卫一个东西，进而反抗一个东西，这是很清楚的，包括我们要一个最基本的生命权利、言论权利。但这个争取、保卫和反抗呢，就构成了加入之后的力量，强化了整个儿人类命运中的轮回。
　　所以佛教里有一句话呢，我想很有意思，它叫：无念无忆无著；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般若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就是说以一种智慧呀，来看待这个事情，看待的前提是干净的，看待的结果也是干净的，真性自如，你的原本就是你的原本，你看见所有，但是你不拿什么，也不丢掉什么。
　　我觉得呢，这说的是一个为人过程，却也恰似一个艺术的审美过程。当我看《红楼梦》或者契诃夫的小说的时候，我更感到了这一点。这时我们同样看到很强烈的个人反抗表现，也会成为很好的艺术，像梵高，是吧？但是有一点是起码的，就是现实的功利成分是很小的；无论于其中为人还是艺术创作。
　　……　……

　　……　……

　　……利益性质的反抗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到了可以瓜分利益的时候，反抗差不多就沦为同流合污了。我想说的是，我们此时可不可以看看这个利益，比方就是说看看西方的这些名誉、奖什么的，它难道真是我们需要的吗？
　　我们一代代在这个“反抗”的循环中打转，我们所有反抗现实的依据依旧是现实的，反对异化的努力本身也是一种异化，那么我们便逃不出去，无论反抗得多么英勇激烈，还是在这个循环中间；有可能变化的，只是你在一轮轮的循环中担当的角色－－你会不会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那个既成文化、那个社会现实本身了呢？
　　要跳出这个循环也是说容易很容易的事，只要我们稍稍松开一下这个利益，这个我们以为依赖的现实，我们来看它一看，我们也许就有了新的发现。这个“看它一看”就是观照，中国人的本性中间是有着这样的一种能力的。我也别再找陶渊明、王维了，就找两个不为人知的随便的中国人做例子吧。
　　一个人他叫×××，没有上过多少学，从农村到了城市，他写一些诗，有一回拿给我看，记得有一首的题目叫“好人和坏人”。他说世界上原来有三个无赖和一个强盗，他们都说自己是好人，有好人就必须有坏人，三比一无赖就说定强盗是坏人，强盗就打死了个无赖，好人打死坏人还是好人，好人打死好人就是坏人，好人坏人吵个没完爆发了战争，最后剩下一个强盗，不知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就写了一个悖论，可以说写了一个反抗、反反抗的状态，甚至是知识概念此正彼误此高彼下的循环状态。写的人显然不在这个状态中，他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很像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如天观世”。还有一个朋友，……
　　那么我觉得呢，我们看待的可以不仅仅是生活的现状、肉体的苦斗、文化的形式，还可以看到运行在这所有现象之外又是之中的，一个独立的、至纯的、至美的生命的全过程。
　　我们今天讨论诗对现实反抗和斗争的参与，但是也有另外的新诗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另一方面呢，也在那里生长，它们没有参与这些讨论，它们也不过问这些讨论，但是它们生长着；因为它们的独立和洁净，它们并不引我们注意，但是正因为此，它们的反抗才更是彻底的，也更是有效的——令这个得宠的功利世界遭遇多一些的蔑视，它也就逐渐地不那么强大了。

　　我们要小心，在我们谴责的时候，好像我们就站在了正义的立场上，好像我们就是正义，好像被我们谴责的与我们绝然无干。真是这样的吗？他们行恶，我们正义，他们卑下，我们高尚，他们和我们到底怎么就成了如此截然的不一样？我们不是和他们要着利益这同一个东西吗？那凭什么以为他们低而我们高呢？
　　在我们谴责的时候，我们谴责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心里没有疑问吗？……

　　……　……

　　人最初，刚刚出生的婴儿，是一个完全的自我状态，也是一个完全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是自我和自然完全重合的状态，那么也可以说是完全的天人合一的状态。
　　接着长大，自我便渐渐地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分离的程度人人不同，西方哲学可以给分离得一清二楚，所以也就很难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下一个阶段就是复又“天人合一”。
　　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是东方哲学特有的境界。这个境界是通过审视达到的。审视是人在“长大”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与自然分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能力。
　　问题都凸现这第二个阶段上，或者说所有问题都是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今天开会讨论，也是因为我们全都处在这个阶段。逻辑，这种我们讨论必须使用，也是我们思考必须使用的方式，也是这个阶段产生的；人生目的，各个长短宽窄不一的目的，也是这个阶段出现的。
　　当我们在这些目的和逻辑中打转的时候，神明在进行它的创造。神明的万花筒永远以崭新的展示让我们目瞪口呆，神就是这样地向我们显示他的微笑的。在我们讨论诗的目的、诗的创新的时候，神在人世的法则之上，创造我们站在这个狭隘的位置中永远是想像不到的奇迹。
　　我相信的是，艺术是神性的，对艺术形式的破坏和创造是神的特权，决不是我们在这里绕着几个逻辑和目的就可以去做的事－－除非神贯穿我们，令我们越过生死成灭，而将它的意志投射到艺术中间。此时此刻，无论东西方，都会有片刻的天人合一。

　　我讲几句话。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复杂也复杂，简单也简单。要说原则，我现在看诗，看诗人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看是不是真情真意活着的。活着，很简单，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到了你说“我要什么”，那就有了一个目的；有了目的就有了逻辑，有了逻辑活就受到了限制，就不那么活了，是吧？
　　我觉得诗，如果说纯诗，和纯正的诗人，它就是个活，就是这个呼吸，这个心跳；这时，有什么对应物，是文字，是树林，是女孩子，是革命，是死，都是你生命的天地。
　　任何传统的，或现代的，中国的或是西方的，这时你觉得好吃就吃了，吃了就长在身上；人家说这长上去的是牛肉呢是鸡肉呢？就不能这么说－－长你身上就是你。这就是你活着。
　　死了再有什么给它，那牛肉还是牛肉，鸡肉还是鸡肉，就长不上去了。死了可以换件衣服，衣服换什么都可以，活人也可以换衣服，这是外部的；至于是不是呼吸，心跳，消化，生长，这个才是要紧的。
　　大家在说焦虑，那么多的焦虑，我的焦虑要说有呢，就这一个，就是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觉得写作是一个精神现象。在这个现象到来的时候，设计形式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自有形式；任何的设计只会成为对它的干扰。王朔有篇小说说有一个人练气功，练得可以控制血流、呼吸，但是却练丢了性命。精神在你强加给它形式的时候，它便离你而去。
　　精神的到来伴有一种特别的律动，它使呼吸改变，使写作成为呼吸的行为。如同树在自然的律动中长出这样一枝，又长出那样一枝，最后开出花朵一样，我们的一句句话落在纸上。至于哪个枝应该剪，哪句话应该删或添加，依据哪一概念，那全然已是生长以外的事。我们讨论的便是这样的生长以外的事。

　　我觉得所谓诗人呢，无论是徐志摩、戴望舒，还是我们呢，都好像是天上的一个个小洞，将天外的光亮透向人间。你如果从人间这边看呢，光有强有弱，是一束一束的，但是到了那边，就是一片精神的光辉。那里是我们的诗歌之源，也是一切的人间创造之源。而我们则是让光通过的途径，精神通过我们实现创造。所以我并不觉得诗人之间有一个继承关系，我们都是一块天幕上的小洞，透入的是同一光辉，小洞有方有圆，形状不一，大小不同，使诗有了千变万化的光彩。
　　这是我对于诗创作的一个体会，就是诗的到来同文学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