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顾城的诗以其童话的纯净折射着民族深厚的文化意蕴。诗中所体现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都来自本民族潜意识，同时它们在诗中又呈现为稳定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诗　顾城　文化　建构　自然观　道德　思维方式

　　继承与创新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生活在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土上的诗人，他的作品必然受到民族潜意识的影响，他的创新必然要扎根于坚实的民族土壤之中。徐敬亚在对朦胧诗的解读中早已体认到“它，是中国的”：“中国社会生活特殊一致的整体化使他们诗中的‘自我’强烈地受到民族潜意识的影响。”⑴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诗同样浸淫着浓厚的民族内蕴。本文所指的民族内蕴并不局限于民族精神的单一层面，而着眼于更为广阔的民族文化内涵 。在顾城诗中，这种民族内蕴不仅体现在“自然的我”（１９６９——１９７４）、“文化的我”（１９７７——１９８２）时期，甚至在“反文化的我”（１９８２——１９８６）、“无我”（１９８６——１９９２）时期的诗中也同样闪耀着绚烂的光辉。⑵

“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西方文化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促成个体的发展。而中国文化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先民把天和人看作是一个圆环上的两点，由于循环运动而彼此过渡，互为因果，这在感情上就表现为对自然的热爱。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顾城“自然的我”时期的诗歌中，人与自然之间正是和谐统一的。
　　“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生命幻想曲》）在自然面前，他一会儿是主宰：“太阳是我的纤夫”。一会儿又感叹“我到哪里去啊？／宇宙是这样的无边。”但这并没有使诗人感到被奴役，反而是那么自由：“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的偏僻的角落。”从而达到了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诗中，没有丑恶，没有忧伤，也没有过多的技巧，呈现的是自语式或对话式的自由与抒情。诗人在《学诗笔记》中写到：“我感谢自然，使我感到了自己，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非生命的历史，我感谢自然，感谢它继续给我的一切——诗和歌。”⑶这种对自然的热爱与我们民族在幼年期对自然的认识是相通的。
　　顾城诗中的自然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也大量地存在，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首先，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成人的眼光来感知自然，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属于人类成年期的理性体悟。而顾城是以孩子的好奇的心态来观察自然，他对自然的感情属于孩童的感性直觉。认识的层面不同，导致自然在他们心中的折射不同，在诗中就表现为所选择的内容以及领悟的侧重点的差异。其次，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描绘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金钱关系的逃避与反抗，自然作为精神寄托而存在。而顾城对自然的热爱则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更为单纯，更为本质：“但银河毕竟是银河，／它的美好并不说明它的意义。”（《银河》）再者，两者的范围不同。浪漫主义诗人诗中的自然指的是没有被工业文明污染的自然界，而顾城诗中的自然即万物。
　　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顾城诗中的自然往往以主体的身份出现。如：
　　烟囱犹如平地耸起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物。
　　　　　　　　　　　——《烟囱》
　　对这首诗，公刘曾在《新的课题》中作了如下的阐释：“它的确说明了一个历史的客观过程：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狂热逐渐冷却了，各地武斗升级，血泪成河，所有佩戴过或者羡慕过红卫兵袖章的孩子们开始进入了生活的新阶段：思索。”⑷虽然对诗的解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公刘的阐释无可非议。但我认为，在这儿诗人仅仅是描摹一种对自然的感受。“烟囱”并不是象征体，它本身具有自足性。顾城曾在《“朦胧诗”问答》中提到在他“热爱小人书的年代”，看不懂鲁迅、屈原、惠特曼的东西。那么这位“从文化的伊甸园中放逐出来”⑸的孩子，又怎么会自觉担负起反映社会的重任呢？而如果说其对社会有所反映，那也是形象大于思维的结果。
　　如果说“自然的我”时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是本民族潜意识不自觉的外化。那么在“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无我”时期，这种自然观则由不自觉走向自觉。
　　在顾城“文化的我”时期，自然一度成为社会的隐喻。除此之外，一些从孩童的心理模式构筑的诗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如：“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安慰》）“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是对社会异化的反抗，也是第一个时期自然情结的延续。
　　在“反文化的我”阶段，顾城一边否定着社会传统文化，一边构建着心中的天国：“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莹莹的鸟／和叶片／所有枯萎的纸币／都在空中飘飞”（《净土》）“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出海》）在这儿，自然的内涵中又增加了因逃避社会而产生的归宿渴望。
　　而到了“无我”时期，则是诗人与自然新的合一。诗人“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⑹这是对本民族潜意识在意识层面的体认。从上可知“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在诗人创作中是贯串始终的，并呈现出从不自觉反映到延续到归宿渴望再到自觉体认的动态发展轨迹。

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把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走出碱滩，返回城市的顾城渐渐进入“文化的我”阶段，诗中的社会意识明显增强，出现了《红卫兵之墓》、《歌乐山组诗》等一系列反映历史、社会的诗作。很显然，诗人已达到道德境界，即儒家所倡导的体认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从而自觉地服务于社会的境界。
　　顾城所处的正是文革这一精神荒漠时期，生存现实对童年自然的不断破坏，促使诗人怀疑、思索、寻找。但与以往“文以载道”的诗不同，他是从人的立场来观照社会的，而不是屈从于集体观念，屈从于权威。“我不是在意识世界，而是在意识人，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和价值 。”⑺
　　如对“就义”这一题材，传统新诗的处理往往是悲痛之后的赞美或誓言，所映的是意识形态上层的主观意志。顾城却是这样写的：
　　风，别躲开，／这是节日，一个开始；／我毕竟生活了，快乐的，／又悄悄收下了／这无边无际的礼物
　　　　　　　　　　　——《就义》
　　首先，诗人以就义者的口吻来写，有别于传统新诗将就义者当作抒情言志客体的习惯。这不仅是表面上人称的差别，更主要的是其间体现的创作主体与客体亲疏关系的不同。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就会因距离而产生体会的偏差，容易被习惯束缚。而第一人称不但显得亲切，并且由于深入对象内心世界进行同步体验，容易把握人物真实的思想，实现从当事人的角度理解人。其次，由于创作主体与客体亲疏不同，其中反映的对就义的理解也就不同。“就义”是个褒义词，传统诗歌反映的往往是人们对就义者的赞美。然而在顾城诗中就义者并不因生命的结束而忧伤，也不因其具有的社会意义而骄傲。“我”的平静是因为曾经真实地生活过，因为死也是一种回归。死的悲恸与死的伟大都被诗人无形地淡化了。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体会、领悟。
　　从人的立场来观照，这只是角度的问题，归根结蒂，这一时期的诗人是为社会、为民族、为自己的责任感而创作的。
　　然而在人所受的奴役中，社会奴役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诗人在营构社会美之后猛然发现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决定“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⑻这是为摆脱奴役迈出的坚定一步。这一时期的诗更多地以荒诞的语言、嘲讽的口吻出现。如这时期的代表作《布林》：“他和布林／在褐煤的裂缝中间／砍来砍去，生生砍坏了／八个小时和一块手表”但只要作为主体的“我”存在一天，反文化就不可能进行彻底。因为反文化实际上也还是在文化的圈子里兜转。于是，“反文化的我”成为顾城试图超越社会束缚的一个努力过程，并且最终走向了“无我”。而当他终于进入“无我”时期（“无我”，我理解为诗人创作时的心态，即消解人的主观努力，不在诗中表现自我。而“无我”恰恰是为了实现真正的“自我”的回归。）才真正地达到天地境界，即道家所倡导的超越私欲、摒弃媚俗，追求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逍遥”之境，也可称之为审美境界。
　　顾城曾多次谈到道家哲学中的“无为”，并强调“无为”的目的在于“无不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水银》组诗，是很难理解的，如：“大地上长麦子／也长诗人／你看周身转动／鸟向前飞／宝石心／地下磨糊的齿纹”（《日晕》）“像杯子一样圆／就在怀里／错了／／轻手轻脚地走／放东西／隔壁说话”（《时》）这两首诗，极为个人化，也许仅仅是某一刹那意识的闪光或者是某一瞬间所感知到的外界的呈现。主题被消解，更不用说技巧了。在“无我”状态下，诗人真正实践了“尽得天下之道而无道，尽得天下之法而无法”的“学诗的最终方法论”。⑼即“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同时，诗人开始注重形式的意味。这主要表现在诗句的排列形式上。如《鬼进城》：
　　　　　　　　　０点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
在这儿，形式成了消解诗句内涵的一种手段，而内涵的消解正是诗摆脱所承担的责任，回归自然的过程。这正是诗人达到天地境界的一个反映。
　　在语言上，诗人重视口语创作。在理论上，诗的语言应当是生活语言的提炼，是更为凝炼、含蓄的诉说。但顾城认为：“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⑽因此，他后期诗作中的语言比前期更为简单、直接。但正是由于语言的太简单反而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如：“我的梦不会太久／她已预备了萤火虫”（《说》）字面的意思谁都理解，但要深入其中却很困难。诗人已达到自动写作阶段，他的诗源于潜意识与灵感。这种“自动”也是天地境界的表现。
　　作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应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顾城正是一个关注着个体生命的诗人，他的诗实现了本质的回归。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的过渡，对诗来说更为本质，然而这样的诗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

　　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
　　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
　　《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Ｘ》：“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
　　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
　　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
　　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
　　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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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⑴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⑵ 张穗子：《无目的的我（代序）——顾城访谈录》，《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页。
　⑶ 顾城：《顾城诗全编》，第896页。
　⑷⑸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文艺报》，1980年第1期。
　⑹ 张穗子：《无目的的我（代序）——顾城访谈录》，《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页。
　⑺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10期。
　⑻张穗子：《无目的的我（代序）——顾城访谈录》，《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页。
　⑼ 顾城：《关于诗的现代技巧》，《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909页。
　⑽ 张穗子：《无目的的我（代序）——顾城访谈录》，《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5页。
　⑾ 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82页。
　⑿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
　⒀ 《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⒁ 顾城：《关于诗的现代技巧》，《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9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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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写作与研究》第2期 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