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远在广州的朋友突然来电话，告之诗人顾城在新西兰岛自缢身亡。当时我心中格噔了一下，这种“格噔”在我的一生中没有过几次，而这次是那样的清晰与明确，就像一座山峰訇然崩缺掉了一角，是那样的显而易见，不容置疑。
　　记得那年听说诗人海子卧轨而去的消息时，我的心里也曾有过这么一格噔，但那时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和迅猛。我的心整个被压迫着，一如天山以北降雪前阴不阴白不白的天空，而同时有一句话在心中上下反复翻腾着：为什么死的都是真诗人，诗人为什么就这么难以成活？
　　我们的诗人不是一遍遍地歌颂阳光、鲜花、大量的诗行泛滥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泡沫吗？他们在诗中，不是将生命的价值提升到了绝无仅有的高度吗？而最先摒弃生命的却是诗人，最早和自己过不去的是诗人，最终向自己开刀的也是诗人。这些诗人仿佛要证明什么，尝尝自己的血是什么滋味，它究竟与水、与牛奶、与酒、与汽油有什么不同？于是便操刀在生命最薄弱的地方璞哧就扎那么一下，大量涌出些红色，然后用指蘸着，放在舌尖上……而这时诗人的肉身訇然后倒，像完成某种仪式一样，自然而充满悲壮、平淡而全是震惊。
　　想一想从屈原开始，到马雅可夫斯基，再到海子、顾城们，古往今来，匆匆百代，诗人们选择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或一川浩大的江水，或一根纤细的绳索，或文明的手枪，或粗野的车轮，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世上可以要诗人命的东西太多了，而诗人的生命能与之对抗的部分似乎又太少了。
　　夸西莫多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写下：每个人孤立在大地心上／被一线阳光刺穿／转瞬就是夜晚。这是诗人最精彩地概括了人类生存的三个阶段，也流露出生命短暂，时光不再的哀伤。但诗人们似乎等不到夜晚的到来，或者不屑看到将临的黑夜便匆匆离去了。这多少有些像伟大的先知已经预知了地球的寿限，人类的灾变就在明天，活着和死去已经没有更大的区别，与其闭着眼活着，不如睁着眼到地府走一遭。
　　你会惊奇地发现，现在的芸芸众生，比诗人更知道生命之可贵。那些天不亮就在马路上一路小跑的白须老者，那些在公园挥甩双臂，将肥臀拍打得山响的老太太，那些从鹿茸到牛鞭、从醋蛋到人尿什么都用来滋阴壮阳的哥们，哪个不知道命是最宝贵的？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再不会有别的。你说他们活得窝囊，他们觉得那才现实，你说他们活得冤枉，他们却感到活着就是幸福。
　　诗人你愿意死就死去，这世界不会因为一个诗人的死而阳光暗淡，也不会因为一个诗人的谢世而百花凋零，火葬场的大烟囱终日向天空倾诉着黑色烟雾，难道燃烧诗人的烟雾就会变成白色吗？诗人呵，活着让人难以理解。死去恐怕就更难了!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不怕死，一是神志错乱的精神病人，再就是诗人。至于战场上的军人，那基本上是集体意志的规定和屈从于自己的誓言，而表现出的暂时忘却一切可怕的英勇；但离开了那群人，离开了那个特定的时间和氛围，军人和农民一样，也是怕见流血的。
　　精神错乱者和诗人的唯一差别就在于，诗人往往混淆生与死的界线，而精神病患者却不清楚死去也是一种解脱。
　　因此世人在咒诅诗人时总是用神经病、疯子之类的话，而不用精神病院里的牛皮带去捆绑他们。这些肉体上自由、精神上无羁的半疯半癫的人，以为那些分行排列的文字，便是直上苍天的云梯，登堂入室、攀月摘星亦不为难事。然而，从诗歌摔下去的人，非九死一生，也已脏器受损，除非诗歌灭绝，再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拯救了。
　　这些整天在自己的梦幻中活着的人，想象成了他们最随心所欲也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实际上这是群最没用的人，没用到不敢大声对别人说自己是诗人。
　　在他们的诗中，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可以是盖世的英豪，仗义行侠；可以无所不能、号令三军、一呼百应，甚至英雄救美。而现实中他们却四处碰壁，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安排他们的生活，随便一件事便可以令他们坐卧不安。如何统一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成了这一代诗人最苦恼的事，且不论在他们的前面有大师们的堵截，后面有新秀们的围追。单单理清这一堆恼人的事实，就够这些苍白的诗人们大喘一阵了。艾略特认为：诗歌不是放纵，而是逃避感情。这虽然是在论诗创作的方法，但实际上也切中了诗人们致命的要害。
　　有人可以为爱情而死，有人可以为金钱而亡。有人可以为权位而殒命。诗人为什么？是为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不断膨胀而又不断缈小下去的感觉，为活着的人们和死去的自我。因此，逃避感情几乎是不可能的，顶多是如何控制而已。
　　这是项光荣与梦想纠缠在一起的事，不必怀疑自己的虚假，也不必肯定别人的真实，那全是内在的意绪不停编织和裁剪的结果。“关于死的梦不过是浓烟似墨／浓烟下熊熊燃烧着生命之火”(黑塞语)，这大概是最好的注释。实际上没有谁生来就想去死，只不过对死的理解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更理性化了而已。对诗人来说，死是一种变化的方式，是一种对自己的肯定，是另一种活法，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打量自己。生命之火一旦被诗歌点燃，就再不会熄灭，熄灭的只是外在的附着物、而本质是发光的恒体。
　　内心的冲突，是诗人们最普遍、也最艰难的遭遇，他们甚至用终生的精力平衡由于死亡和伤感而带来的灵魂倾斜。人世间的事。原本就是虚假的雪，以洁白掩盖着恶臭冲天的粪便。你在寻求温馨的人情，到处打听哪儿有友情可供购买，你爱的女人，也许正通过你去结识新的男人。于是诗歌的灰烬下那一星不眠的蓝色文火，在僵木的指尖渐渐扩散开来，温热缘着血流走遍全身。你用不着防备什么了，一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和松驰，使你渐入佳境。实际上你进入了未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优郁如青藤爬满你内心的老屋，世界仿佛已不复存在，星光齐鸣，飓风飞旋，移动的群山切开火色的天空，那么人呢？那些大悲大喜、大彻大悟的人呢？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诗人通过他们的诗——这唯一连接未来的媒体，预知了这遥远的一切。而唯独无法确认，人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干些什么？那么诗人的忧虑，实际上是以整个人类的未来生活为出发点的，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忧虑，带有普遍而特殊的人文精神。
　　人间是痛苦的，因了这种痛苦的广大无边，它才显得那么不可捉摸，诗人都具有一颗隐忍的心。即使在爆发的时候也显得那样理性和节制，含蓄而隐晦几乎成了他们与这个世界共存的唯一接触点。死亡自然成了诗歌中与爱情同等重要的永恒的命题。死亡的恐惧，死亡的坦然，死亡的苦涩和甜蜜，在诗人的那一份关注中，便显得多少有些不同凡响。人类的命运最终是以肉身的寂灭而达到一个相对的高潮，而灵魂和精神的幻影则在那一刻，成为绝对自由永恒的东西，在大气中弥漫，在天空里逡巡，散发着全人类共有情感方式的芬芳。
　　因而诗人之死，就不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和民族性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将死亡当成不可推诿的荣耀而加以继承。那顶死亡的桂冠戴在诗人头上，才显得那么神气、华彩四溢。这是世界性的疾病，认定自己的命运，只有在太阳爆炸的那一瞬间，才得以与黑暗一同被上帝重新安排归宿。
　　为了寻求片刻的宁静——犹如鱼潜入水底，宁静回归内心，他们为了找回原本的自我，发掘灵魂中的另一个我，诗人们在死亡之外，采取了种种的“自虐”方式来拯救自己日渐疲软的灵魂。他们或独行沙漠，或江河漂流，或攀越死亡之山谷，或登临绝世的高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蓄出最长的头发胡须，割掉自己的耳朵，砍下自己的手指。他们以为这种体验足以抵抗古训，也足以证明现代的精神。唯有死亡在远远地诱惑着他们，以不动声色的窃笑，蔑视着诗人们自以为了不起的创举。你什么都敢：敢想、敢爱、敢恨、敢冒险、敢诋毁自己、敢抨击对手，敢梦想、也敢粉碎美梦，而你敢死吗？诗歌中渴望的辉煌的殒命，与现实中的死亡，毕竟有着天壤之别。
　　歌德在《浮士德》中，传达给我们的是：浮士德为了追求生存、生命的知识，不惜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靡菲斯特。这昂贵的代价是为什么？我们的诗人们，不仅是将灵魂抵押上了，几乎身上所有可以抵押的东西都用上了，唯有死亡不放过他们，像入教的佛徒，必须抛却了一切尘世的牵挂，六根清静了方能入室。诗人们的一切原罪，原欲、皆来自于生活这个载体，只要生命存活一天，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得以拯救。
　　死亡，似乎成了诗人唯一伟大、崇高的选择。那么，生命对于诗人，则显得尤其宝贵和重要了。唯其太珍惜了，才不忍心让人去糟踏作践；唯其太重要了，才不愿去和一般的势力作较量。保存珍珠不让海浪击碎、不被海兽吞噬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其死亡。由死亡而保留下来的光芒，是永远不会凋敝的，其价值就在于一种艺术化的新生命而诞生的永恒。
　　至于那假的、恶的、丑的东西，在死亡面前就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了。因为虚假的东西，从来就没有过生命，而死亡对其又何从谈起？它几乎处于根本不存在的不死不活的状态；而恶的东西，面对的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让所有的生命消亡，进而取消自己；那么丑的东西，充其量只是沉淀于人的眼底的渣滓，它不配谈论生命或死亡这样神圣的话题。只有大爱的人具有诗心的人，才在死亡这一最简单的事情上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迹。死亡是一种殊荣，一份不可替代的荣耀。
　　该死的诗人们，用死亡的翅膀，设法让自己离开了地球；不死的诗歌们，用生命的根须，躜行到岩层的最深处，在接近岩浆的地方，首先唱起蓝色的荧火。

出处：《新疆艺术》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