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一生两度出国，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国外，有三分之一的长篇，成于异域。
　　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毕业，在北京、天津的一些中小学当教员，又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到缸瓦市基督教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学习，义务做一些服务，结识了后来对他具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宝广林。经宝广林推荐，他认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老舍的勤奋好学给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4年夏，老舍已有六七年工作经验，机会来了，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中文讲师，他有意推荐老舍，老舍犹豫再三，放心不下母亲，最后还是答应了，考虑到出国除了收入稳定外，还能考察各国情形，寻求救国道路。
　　最主要的，连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里“有闲”了，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时代，读了大量的书，真正不必为拿学位地、自由率性地读了大量的经典，找到了创作上的“情人”，爱上它、结交它、模仿它，走进世界最前沿的现代作家的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这也是创作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
　　环节似乎是紧紧相扣的，在他写作时，一个重要人物许地山始终在场，为他的小说，找到了能在国内发表的地方。
　　1924年9月14日，老舍坐客轮到达英国。艾温士教授已为他找好房子，是和许地山住在一起。那是个二层小楼。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姐需要人照顾，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给大家洗衣、收拾房子、买东西、做饭，其勤苦和独立精神，深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国社会下层贫民的生活。
　　老友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遵守“为人生而艺术”的“会规”，作品早已蜚声文坛，代表作有小说《命命鸟》等。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的硕士后，又到牛津研究宗教，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了国。
　　现在因为没开学，就在伦敦住了几天，写写小说，是个性格随和，爱说笑话，知道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的人。他有时很厌恶外国人，连英国人喝汤时不准出声，都当作愚蠢可笑。这影响了老舍看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毕竟，他不是出来读大学，无需要由学生向成人期过度，而是做教师的，是一种成年期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其中融合两大文化与生活方式。
　　初到国外的老舍，只觉得一切很新鲜，还来不及进行判断，有许地山带他游览城内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迹”，也能留意到它阴暗的方面。而在东方学院的学生，入学没有任何限制，从十几到六七十岁，老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班级、课程的划分也是按学生的选择决定，他们程度不同，需要学习的功课不同，课时不同，所要的老师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让几位老师忙得团团转，也让老舍接触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国人。这些中等人家子弟，与八旗子弟差不多，学习只为混资格。
　　学生也有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这形成老舍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
　　1925年春，老舍搬到圣詹姆斯广场31号，与艾支顿合租一层小楼。此人曾是牛津大学补习学校教员，颇有才华。老舍遇见时，逢他闹离婚被解职，很落魄，他提议“交换知识”，让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一住三年，建立了深厚友谊，是老舍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
　　通过他，老舍又认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善良、务实、独立、勤苦，都富有才华，懂几国语言，却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远不及他们的人，找个事情做，就更难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镑，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还得寄钱养活老母，有一次多寄了一点，就不够了，只好请朋友代付两周的房钱。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顿广场14号公寓，这里条件很差，租着的都是穷人、苦学生，使他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状况。
　　1929年春，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尔路，度过最后半年异国生活。那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学校需转几次车。
　　好在他能有所超脱，有自己真正所要从事的创作。
　　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老舍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对这个作品，他认为只是充数儿的，不算真的创作。
　　继而在南开，他又翻译了老朋友宝广林的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之义》。
　　到英国教书后，老舍受东方学院之邀，参加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题为《唐代爱情小说》，十分成功，后来就发表在燕京书院学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谈文学的论文。
　　1925年，他和艾支顿合租时，又不遗余力地帮助艾支顿完成《金瓶梅》的翻译，但老舍从来不提这事。
　　上述作品都是额外收获，起码不是他有意进行独立写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自己当劝学员时的一段生活，写一个地痞、高利贷者老张，小学校长，只信仰金钱，以钱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内容从学界深入社会，笔调诙谐，刻画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与世相。
　　写作第一部长篇时，许地山已去牛津上学，老舍孑然一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外消遣，新鲜感已失，便拿了笔写起来，自己和自己讲笑话，借以排解苦闷与寂寞。写出来有好几本文字后，许地山又来玩，没什么题目好谈，他便拿出本子来念了几段，许地山敦促、激励他写下去。
　　老舍又是一向热爱、喜欢文学的，早在师范学校时，就开始有所偏向地进行研习，“偷偷的”写，“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之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这使他得到训练。
　　此后有闲时老舍就写，大约1926年春，他把它写出来了。立即寄给国内的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把它转呈鲁迅，鲁迅批评说地方色彩浓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很想出版，结果《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抢了先，是由于许地山看过后，没提意见，就让老舍寄给他了。
　　老舍自己没抱太大期望，随便那么一卷，扔进邮局，都没挂号。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居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书，畅了销。

[NextPage]

五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诞生了，老舍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国餐馆犒劳自己一顿。
　　可以说，这小说顺利出世，意义非凡。它是老舍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那时候的长篇比一比，也是比较胜出的。其独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语言大师端倪。其中有关北京生活、自然风光和青年人爱情心理的描写，尤为精彩。
　　所缺和写《猫》《围城》之前的钱钟书一样，只在小说的布局与构思；有时“幽默”太过，流于油腔滑调。这在初学者，往往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经历的磨练过程。
　　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要真正当个作家了，对未来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许地山的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一边拼命读外国名著，一边写第二部探索国民性的长篇《赵子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年轻人，学生。
　　阅读名著的经历使老舍感到，并非是个名著，就能给好处，对有的作品，他根本读不进，也有的读得很痛苦，即使歌德与莎士比亚，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发现到自己所爱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让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和文艺能够达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写了一年多时间，《赵子曰》脱稿，老舍先把稿子给朋友看，提提意见，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旧给郑振铎。1927年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最初的创作，在老舍是比较功利的，为了拿一点稿费，解决吃饭问题。
　　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他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切真，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免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按合同，7月31日老舍的任教期满，忙申请到80磅回国旅费，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离开伦敦。花一个多月时间，游览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巴黎住下，想找个工作，适逢经济恐慌，大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巨多，一个多月后离开了。
　　幸亏这里的朋友还拿着老舍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就开路里了。
　　行20余天，到达后，他已身无分文，决定先去商务印书馆。语言不通，他不认路，由着车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务印书馆恰在这条路上，他高兴地下来，找到经理，介绍了自己，说是《小说月报》的作者，说明来意。经理很客气，把他辗转介绍到一家华侨中学做教员。
　　他的学生15、6岁，肤浅，思想上却很激进，让人觉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东方，英国的孩子不会想到这些天下大事。
　　老舍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于写爱情小说了，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从中破坏，他干不下去了，加上母亲不断来信，2月底，他只得离开那个给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而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作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跳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
　　可以说，是伦敦成就了老舍，为他打下了丰厚的、创作所需的能力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加上回国后进一步的生活积累与观察，他才写出了此后一系列的经典篇章《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猫城记》、《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
　　而这一切，都是顾城不能想望的，虽然他像老舍一样，出国也是受了邀请。在国外，他不仅融不进大城市去，需要拖家带口，而且没有最低限度的固定收入与生活保障，还接触不了方方面面的人，与外界进行广泛交流，不知道真实的新西兰人的生活状态等等，他的诗作缺少了早期丰富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写小说也只能是《英儿》这类的自传体了。

[NextPage]

六

　　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很少如顾城、老舍这样，有机会在国外生活、“打工”，他们的谋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老舍二度出国，还拿着洋人的稿费，可在美国时仍捉襟见肘，要是再不回去，大概连吃饭都难了，除非能找到大学去教书，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
　　林语堂在国外的经验大概就能说明其不易。
　　1933年，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想找个中国作家用英文来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要渗透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不为取悦外国人而自惭形秽。林语堂对此很感兴趣，花了十个月时间写成《吾国吾民》，主要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它理想化、人性化的层面，即“把历史文献中许多门面话当作历史的真实”，对中国历史，作了很大程度的歪读。
　　但这是一种可以谅解的歪读——林语堂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只能通过书本，同时也是想寻求其中积极的因素，贡献给世界。
　　1935年9月该书在美国出版，意外成功，四个月间就加印到第七版，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林语堂在美国一举成名。夏威夷大学邀请他去教书，赛珍珠夫妇则不断驱他去美国写作。林语堂觉得今后可以专事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了，经过一番计算后，认为全家生活已不成问题，便于1936年8月10日乘客轮离开上海，在纽约住下来。
　　1937年7月，又写成《生活的艺术》，很快畅销，再次高居1938年的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欧美国家形成一阵“林语堂热”。他则成了一个光靠版税过日子的专业作家。相继又写了《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等名著。
　　不幸的是，打击接踵而至。
　　先是1945年战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与战前相比，通货膨胀了6万倍，林语堂存在银行的14年定期银元13万，等于废纸一堆。再是大女儿婚变，找了个不务正业的男子，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惹他伤心，影响他的情绪。给他致命一击的却是40年代后期，他梦想发明中文打字机，花去全部的10万美元储蓄，样机研究出来了，但因成本太高，无力进行商品化生产，也没有谁肯购买这项新发明，为此他负债累累，到1947年时已经倾家荡产了。
　　为生计，他不得不迁居，离开美国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组组长。一边写《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改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唐人传奇等以偿债。
　　稍有好转后，马上就辞了职——他实在不适应那种每天准时上下班，对付人事问题，开会、讨论等紧张的“官场”俗务。
　　可见得，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等地，谋生难，一直是中国人在外生存的最大困惑与障碍。
　　1998年8月6日，中国旅美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的女儿，给刘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两年你那里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希望你和妈妈到这里和我们一起住。……过两三年，你们就六十岁了，也该放松一些，不要再为谋生而烦恼，可以安心做你们愿意做的事，把心放在你们愿意存放的地方。”
　　也就是说，刘再复自1989年定居美国后，一直没有多少时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得不“为谋生而烦恼”，把心首先放在“谋生”上，未写出什么来。
　　然而，等到可以放松，能够从容写些什么的时候，会不会早已“江郎才尽”了呢？
　　这是多少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回不了国的人士，在海外生活所不得不需要付出的代价。
　　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已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靠读书居留，以打工谋生，而只能凭一点名声，每年找个大学做一年或半年的访问学者，领一份资助。
　　他们几乎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常常今年九月刚到这里住下，就开始为明年九月到哪里而发愁了。数几年下来，转遍了全美国或全法国——毕竟大学是最适合，也最便于他们去的场所。
　　好在国外的大学多，著名的大学去过后，可以到一些不怎么出名的大学去。不过这就影响到了名流们的精神状态。
　　要知道，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一个需要靠外界资助、“施舍”的人，是很难保得住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狷或清高姿态的。
　　刘再复的女儿曾从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读的硕士、博士，顺利获得马里兰大学职位的，照理该上“保险箱”了，其实并不尽然，她有自己的担心：生下孩子后，她的生活整个都改变了，觉睡不好，书读不好，文章没心思写，天天要围着孩子转。“我可怎么办？怎么才能像原来那样又教书又写作？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就算请到合适的保姆，我是否能够专心地搞学术？我若是不好好教书写作，过几年很可能拿不到‘铁饭碗’。美国的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稍有懈怠，便可能滑入深坑。”
　　这一关顾城没有过得去，他的事迹就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