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道者……杀人自杀，无为无不为。”①
　　　　　　　　　　　　——顾城

一

　　这是朦胧诗历史上最朦胧的一章。是是非非，长长短短，将是文学史上又一无法说清的题目。
　　仔细读一下顾城十多年的创作，一个比他的结局更荒诞的结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一直在营造一个诗学的死胡同——只通向死亡的胡同，而且他的诗学和哲学的精心准备只能引向最狂暴的死。
　　或许，一个五十岁的顾城，戴一截裤腿帽，还在宣讲自然，还在诗法童心——别的还让他做什么？——反不如现在打个句号。
　　不幸的只是殉葬者。

二

　　对诗，对自己，对世界，顾城可以说十多年一以贯之。如果有个别前后不一之处，也只是越来越剔净别人的影响或世俗之见。
　　他生就该写诗，不用七步，出口成章。八六年时据说他的诗就有上万首之多，不少人对早已成名的顾城在任何地方小刊上都投稿迷惑不解。顾城自己说：“只要有稿费，能让我到上海去看谢烨，诗发在哪儿不一样？”诗的出名得利并非预设目的。
　　他的名利心可能是当代中国文人中最淡薄的。
　　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到荒岛上去隐居？他要躲避什么呢？既然在俗世俗务中照样任情率性，有什么必要到荒岛上去“正本心”，“从根儿上纯起”？②在市嚣之中，在盛名之下，顾城心无旁鹜，有什么必要真去砍柴养鸡？
　　隐居本身是面临困境的表征。
　　他离开了，怕回去，磨蹭了一年半，还是得回去。回去不到二个星期，路走到绝处。

三

　　这一代诗人有好几个很有演讲才能，但恐怕没人比顾城更会讲，更喜欢讲。少至一二朋友，多至成千上百，只要有听众，他就能滔滔不绝，娓娓动听，迷住一屋子人。他倒没有垄断讲台的意思，但在他京味十足的生动叙述前，其他人只有听得两眼发光的份。
　　要他的题目不重复不太可能，不能要求和尚每次念不同的经。
　　他并不是不需要听众或读者，只为未来而写作的狂士。听众越入神，他讲得越生动——关于他的儿童时期，关于他如何开始写诗，关于荒岛上的生活，最多的当然是他的诗学观。
　　参加过一九八五年四川巡回朗诵的十位诗人，恐怕谁也忘不了只有今天名歌星才受得到的狂热包围，以及此种群体狂热引起的心灵震撼。顾城一样没有忘记。
　　“北京市作协的头儿开始看不上我，”顾城笑着说，“后来发现只要带上我，买票住宿就不成问题，才明白过来。”

四

　　九二年夏天我和虹影去中欧闲逛。顾城从柏林写信来，告诉我们从机场下来到他住处的路线，搭哪个车，转哪条线。详图注满准确的德文地名。当时我们就纳闷：这就是那个口口声声离开妻子立即迷路的顾城？
　　顾城的崇拜者很多，但在有一个圈子中崇拜者的比例相对来说很少，那就是同代的男性诗人——非朦胧诗人，朦胧诗人，后朦胧诗人。倒不一事实上是同行相轻，不少诗人认为他的长不大像是矫情。
　　或许他们是对的。或许顾城“任性的孩子”是一种角色，或许贾宝玉的任性也是一种角色，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压力下，可以放弃这角色，“接受改造”。贾宝玉不也能出家做和尚？
　　但是如果顾城只能演某种角色，而无法顺应局势改弦易辙，怎能说这是假装的呢？

五

　　在柏林，每晚长谈至深夜，基本上是听。虹影听得入迷，可能使长谈者越觉得可谈。谢烨同样健谈，如果有她在场，二人抢着谈的多半是使满桌哄笑的往事——学演员朗诵不三不四，讲名士风流怪相百出，说荒岛异人奇事无穷……
　　但谢烨常晚归，说是夜以继日在学电脑，学德语。谢烨无所不学的胃口当时就让我们惊奇。她不在时，顾城照样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但却常常进入意识中更深藏一些的人和事。

六

　　那个女孩叫李素华。华裔越南人，从海上漂出，遇海盗，遇暴风，居难民营，最后到德国。一九八七年顾城访德，李素华在特利尔大学学中文，来做导游。李明慧清雅，性情淡泊，宿舍里贴着自己画的床幅“半为给人半是佛……”。问她读中文将来做什么工作？“没有目的，还不是嫁人生孩子。”一个女孩，历经生死之劫，却能从容述之；聪颖过人，却又无欲无求。
　　这女孩使顾城难以忘怀，虽只见过一面。九一年顾城重到德国，托人打听，李果真已不知去向，无踪可求。
　　讲了这女孩的事，顾城久久黯然。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顾城后来写在《英儿》中的事。虹影与有关人是旧相识，知由顾谢之助去新岛，曾问过二句，不得要领，自然不再提。那个夏天，“英儿”还没有与人出走，风暴尚未来临。

七

　　顾城的散文诗组《激流岛话画本》，全是妙趣横生的稚语。最后一篇献给李素华这女孩，严肃沉重，与全组完全不称：“吾久而后契于南海红楼，方觉女儿性乃天之净土，可知、可见、可明、可断。”
　　天之净土，自然哲学的最高境界，在一个只见过一面而永远断了联系的甘为平淡的女子身上。在“南海红楼”，在《英儿》所写不无夸张的三角艳情之中，女人各有可爱之处，也各有俗气之态。那个引导诗人的“永恒女性”，只是个神话？或只是一瞥即逝的幻影？无怪乎顾城要在“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之间作劈发折毫式的区分。
　　他黯然地说：“谢烨从来就没有，哪怕一次，说‘我爱你’。”
　　这能怪谢烨吗？一个女人要扮演母亲角色，又如何扮演爱人？
　　顾城自己恨不生为女儿身。作为女儿的顾城将是天之净土，不然何必为之？
　　虹影与谢烨在厨房中说些话，顾城忽然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看我画了个小仙女。”谢烨作嗔：“去！去！”

八

　　据说他十二岁就写诗了。这么说，写了二十五年。
　　读不到他的全部作品，就几个选本来看，一直到一九八三年，顾城诗作一直处于少年期：天然明丽，顺情直遂，有评者称之为“唯灵浪漫主义”。某些诗，如“黑眼睛”，被读出政治含义；“近的云”，被读出哲学含义。如果不是选家有意挑出（所以说文学史是选家写的），怕不是顾城的典型作品。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我个人认为是顾城诗歌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作品，流畅但极富幽韵，平易却几乎无法索解，高度凝练，但几乎每首都包含着让人只窥到一二眼的故事。尤其是以“颂歌世界”为题但从未单独结集的一批诗，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神秘。
　　虹影九十年代初读到自杀的德国诗人保罗·泽兰，兴奋地叫道：就是！这就是！
　　一九八三年是朦胧诗人纷纷转向的一年：江河杨炼转向寻根，北岛转向哲理的深沉……顾城的转向却从未有人提起。实际上顾城这阶段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朦胧诗。除此外的朦胧诗，只是一个误称。

九

　　一九八七年顾城应邀出国，在欧洲各国游历近半年之久返京，不久又去国远游，定居于新西兰，次年迁居奥克兰福海湾中的瓦西基岛。从这时起，顾城的诗风忽然又往回变，回向孩童心绪，稚儿语言，浅淡心境。
　　我这分析并非绝对，一九九０年的集子《水银》尚有一些诗似为“颂歌世界”的遗迹，但风格的变化是明显的。请看这二首：

　　　　　　狼群

　　　　那些容易打开的罐子
　　　　里边有光
　　　　内壁有光的痕迹
　　　　忽明忽暗的走廊
　　　　有人披着头发

　　　　　　鸟

　　　　村子里鸟不多了
　　　　是不多了
　　　　出来走走
　　　　村里有
　　　　村外也有

　　前一首的底蕴是智性的，虽然语言形象而感性。深意作浅语，只靠“道能为一”③。语言和意义的自由是相对的。后一首，几乎是取消内涵、削平深度的范例。真所谓“常德不变，复归于婴儿”④。
　　顾城最后几年的诗充满了象声词，非文之词，前语言。
　　对这样一种回归，顾城不是不自辩。最近几年也是他一生最热衷于玄谈的几年。

十

　　“自然”，是顾城的上帝。他有个独特的解释：“‘自’是本体，‘然’是哲学态度。”顾城的“自然哲学”是本体论，是同一的“超越有无之上的……最初最终的和谐”⑤。
　　诗学不一定需要本体论的支持？为什么顾城要找这样一个本体？恰是因为顾城的诗学拒绝讨论方法论。
　　在《老子》中，“自然”虽然是一个最高存在，它的提出却是作为方法论的指归而出现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心努力皈依的方向，而并非其本态。日后的禅学家、理学家，虽纷纷宣扬本心皆佛、本心即道，但都认为要去蔽障、除伪饰，需要修炼或修养。在诗中，取得“自然”，则靠锤炼。总之，它是过程的目标，而非起点。
　　而顾城的诗学是不需要方法或进程的。“无依无傍，无牵无挂，无遮无拦，乃至无心，合乎自然。”⑥“艺术美丑都是自然生成的。”⑦
　　作为美学原则，这实是过于简单化的说法。

十一

　　从“自然哲学”高度，顾城可以重新肯定他早年的命题：“诗的语言是自然的语言。”⑧像燕子飞来飞去，像乡下的猪叫，就是不像城里人说话，“太有条有理”。城里的文学批评家更招厌，“说树是怎么晃了绿了，就不去感觉风”，“花果山变成了炼丹炉”。“太专业”，“考状元”。⑨
　　可以想象听顾城连篇累牍说这类话时我的心情。幸好我尚有观察者的心境。
　　不过“城里”诗人写的诗呢？诗不可能是自然的语言，语言本身就是非自然，“可言”是破坏自然之道的第一罪魁。
　　顾城对这个悖论倒也明白。“我在城里十几年的生活，非常可怜，就像被针扎住的一个标本，手脚无可奈何地舞动。就是说，我勉强地想做一个诗人。”⑩
　　写诗本身是个不“自然”的行为。
　　顾地太张“给文学以自由，让他们虫子般爬”。⑾文学并不比虫子自由。

十二

　　一九八七年顾城不无骄傲地画出他离开朦胧诗的轨迹：“他们中有些人重新归于文化，有人却留于文化之外的自然”。⑿后一个“有人”是单数。
　　朦胧诗从来不是“非文化”的，谈不上“归”于文化。顾城也不是一直留在“文化之外”。在一九八四年他尚在谈读惠特曼时，“痛苦的电流熔化了铅皮”，自豪地说在他的呼吸中，“那横贯先秦、西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始终吹着”⒀顾城应当说，“有人归于文化外的自然”——如果我们承认他的确是从“童心诗人”出发的。
　　这是一个回归。回归点在一九八六年。为什么是一九八六年？我至今尚不清楚。但他把朦胧诗的兴起看作“用爆炸击退文化浪潮”，而哀叹“在刚得到水的时候，又面临没顶之灾”。⒁
　　正当顾城处于创作最高峰时，他要转回去。别人的思辨可厌，自己的思辨更可怕。“为道者所要做的事，不是要增加知识，而是要减少概念。”⒂既然诗的本源与生俱来，不学而知，甚至不需要道家和佛家所提倡的修炼，如果自然就在本心，当然文化只能离开本心越来越远。

十三

　　顾地提出与“无为”相对的“无不为”作为直达“自然”本心之路。近年来顾城每有机会就会谈一番“无不为”。
　　早先顾城说“无不为”是指诗歌想象的自由。庄子式的想象，在他看来是早已取得的妙境。既是“好多年前的事”，又是“好多在诗中幻想经历的事”。⒂
　　近几年来顾城说的“无不为”，却成了一种实践的非理性，一种无原则的偏理。“我道即天道”，既然我生而自然，我做什么都是替天行道。
　　本来对文化充满恐惧，现在有了反击的武器。“齐物者齐天冥冥之中忽然发展为无法无天。”⒃他有二个榜样，时时津津乐道。一是孙悟空；顾城自称属猴，七十二变无不可；二是毛泽东，用“文化革命”彻底击碎文化。
　　可是在新西兰的荒岛上，如何实践“无不为”？
　　或许正是落到荒岛谋生，才需要“无不为”。
　　《老子》中明显把“无为”作为“无不为”的条件，前者为实践原则，后者是其效果评价。在荒岛上已被迫“无为”，“无不为”就成了一个心理屏障。
　　这很容易理解：在似乎无所不能时（例如被崇拜者包围时），顾城这样性格的人，恐怕首先会想想如何“无为”以静心。

十四

　　那晚，要柏林库达姆大街西端幽静的寓所，顾城聊了几个小时，突然转过话题：“我有时真忍不住，想放火！想杀人！”
　　虹影拍手叫好，我也莞尔而笑。诗人酒后狂言（顾城不喝酒，但独处之后，有神聊的机会，似乎有点“言醉”）。但看他的眼神，我明白他的确有股抑制不住的狂躁。
　　真人一切无不可为。“中国的真人，换一个角度也可被视作魔鬼。”⒄
　　如果人心都有真情，那么人心都有魔鬼。而以人心为自然者，也就是魔鬼崇拜者。
　　既如此，又何必狂躁？顾城面对的，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要设法赚钱（诗卖不了钱），要学开车不然无法出门，要学外语不然税单支票都无法对付。母语都不自然，外语更不自然。一九八八年起顾城拒绝继续学外语，就是这种对强迫异化的破坏式反抗，一种绝望的抗议。
　　他在诗中写道：“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⒅
　　这个对抗太尖锐。他总有一天会失手。

十五

　　他很早就为一些作准备。他的诗中，“死”是一个贯穿主题，而且“死”与“童心”互相渗合。儿童期之可爱，就在于它不会堕落为成人，它向夭亡前进。万物有灵，死亡是转入更新鲜生命的升华。
　　“生存与否不是哲学问题”。⒆顾城拒绝做哈姆雷特，他是中国式的真人，死亡对他来说是美丽的：闭上眼世界就不复存在；进入梦，无为就转成无不为。死亡解决了一切生之悖论。
　　　　凶
　　　　爱
　　　　把鲜艳的死亡带来。⒇
　　“爱”单列一行，语义歧出，可谓自然而妙，谁知竞成谶语？
　　他一直在预习死亡。
　　他没想到的是，生之悖论，世俗强有力的复杂性，一直紧追着他，一步没放过他，最后给他一个最狂躁的死。
　　太史公云：“非孔者难也，处死者难。”

十六

　　这篇文字一直避免说谢烨，是因为谢烨和我们一样正常而不“自然”：她是一个热情的好朋友，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操劳一切的妻子。谢烨极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既诚恳又有心计，既善于持家又善于与人周旋，既倾慕顾城之才又明白嫁非所人——总之，她正是“非顾城”的一切。
　　她是一个维护自己利益追求幸福的女人。
　　是谢烨推动顾城有所为。没有谢烨，顾城恐怕宁愿述而不作，诗成即弃。顾城坚持任何会议必须同时请谢烨，恐怕不仅是“带路”、“翻译”。不是谢烨有意，顾城怕也无心绪。
　　现在有人说从“英儿”其事，到《英儿》小说之写成出版，都是谢烨的金蝉脱壳计；十八个月的周游世界，是谢烨逃离小岛的成功尝试。
　　陈若曦说，看谢烨对顾城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是一对“金童玉女”。
　　二者可能都是真的。
　　我们可是亲眼见过：顾城滔滔不绝说到什么时，谢烨突然沉下脸：“离就离，什么可希罕的？”说实话，我总觉得女人最可怕的是敢于当客人面向丈夫甩脸。但谁都有权偶尔做一次“真”。

十七

　　这是个神仙也得发愁的局面：作为诗人，强迫自己不信任语言；作为文化人，满怀与文化对抗的情绪；不屑世俗者，不得不处理包括儿女情的世间杂事；鄙弃名利者，不得不接受奖金周游欧美繁华世界；遁世归隐者，迟疑踌躇不归荒岛山居；女儿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对付追求尘世俗福的女人们；本用来“正本心”的地方，成了无法化解悲剧的绝地；力主清心纯本者落入妒火的吞噬。
　　这一连串可怕的悖论，螺旋般绞在一起，越旋越紧，像绞索。最后的破坏性解决，已经注定。

十八

　　这不是中国古典哲学、道家或佛家所本有的困境。
　　悖论是存在的，但它们各有一套解决的方法。佛家的体用说，分隔彼岸与此岸，以“悟”为超越之桥，以出家或静修为隔离之法。而禅宗“即心为佛”式的悟，降低要求，把超越的迫切性无限推迟了。
　　《老子》贵“知足”，要求“安其居，乐其俗”；《庄子》主张作适当适就；“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且对人生各种难事必须“无情”到“不以好恶内伤其身”。(21)
　　可以说，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区分思辨哲学（包括诗学）与实践哲学。思辩哲学是精神的、个体的、自省的、不计利害的。它可以自由到“出入六合，游乎九洲，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要保持这种自由，就不能用来“指导实践”。
　　顾城不区分二者。诗是他的唯一生命方式，唯一逻辑，唯一人际关系处理原则，这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纯粹诗人——以诗学为伦理哲学的人。
　　他明白这代价。他一直在写死亡、歌颂死亡，就是在想象中释放积储的危险。他也感觉到他只能用死亡来完成他的诗学。然而，在最后一刻，他没有能逃脱，现实抓住了他的神经，血腥地点爆了死亡诗学。
　　远远地，是谁在说：夫吹万不同，而伎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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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九三年七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②“给编辑的信”，《今天》一九九二年第三期，251页。
③《庄子·齐物篇》
④《老子·四十八章》
⑤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⑥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⑦“给编辑的信”，《今天》一九九二年第三期，250页。
⑧《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出版，交流材料，49页。
⑨“给编辑的信”，《今天》一九九二年第三期，250页。
⑩一九八六年六月“新潮诗编会上的发言”，《北京作协通信》，一九八六年二期。
⑾一九八六年六月伦敦大学“中国现代诗国际讨论会”发言。
⑿“一九八七年英国汉学会发言提纲。”
⒀“谈话录”，《黑眼睛》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203页，205页。
⒁“在'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上的评述记要”，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
⒂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⒂一九八六年六月“新诗潮讨论会”上的发言。
⒃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⒄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⒅《水银》，一九九0年波鸿版，35页。
⒆一九九三年七月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哲学讨论会”讲话。
⒇《水银》，一九九0年波鸿版，35页。
(21)《庄子·德充符》
(22)《庄子·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