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顾城与谢烨去世十周年，我必须写文纪念他们。
　　有怀念才有痛苦、有梦想才有破灭、有眼睛才能看到黑暗、有船才能远航。一个朋友去世了，又一个朋友去世了，像森林你周围的同伴被人伐走了只有你孑然兀立，混迹于红尘之间。人生也是一只只小船只见出海不见回来。
　　人性是这么难以改变，再生一次还是如前生一样，这就是命运。他们的结局自有他们的历史来做注解。能自尽的人多半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所以我们只有纪念死者的义务而没有指责他们的权力。
　　1993年10月20日，我正在与一些朋友聊天，忽然接到横舟一个电话，他简短地说：“顾城自杀了，你知道吗？”我说：“不可能。”他说：“顾城真是自杀了，法新社已经报了。”我无语，我不相信，但又不得不信，于是马上给马建国（伟岸）打电话，伟岸说：“现在只知道这么多，更多的细节还不清楚，但他肯定是不在了，我也听到法国台的广播。”伟岸是学法语的，他常听法国台，所以我认为他说的基本印证了这个凶信，跟着我又马上给顾家打电话，顾城的妈妈接的电话，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问，呆了半天才说：“是不是家里有事呀，需要我帮忙吗？”顾妈妈的嗓音沙哑而无力，她说：“没事了，有空你就过来。”我从她的语气中得到了证实，我的好兄弟与她的好媳妇真的走了，走得那么惊心动魄，走得那么了无踪迹，走得那么义无返顾，走得那么令人悲怆。每当看到他的油印的小诗集，每当听到人们谈起他的名字，每当看到人们拿着各种古老的钱币，每当小雨沙沙打在树叶上，怎么不让人想起他的眼睛，——那双清澈、童真、率直的眼睛，那双在黑夜中仍在寻找光明的大眼睛。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我与顾城相识于1982年至他1993年去世，但在他去世后我没有写过一个字来纪念他。由于我不在写作的圈子里，所以纪念他的集会也没有参加过一回，倒是伟岸组织过一次纪念他的小聚会，我也是只坐了一会而没有一字写出。这次有友人热情相邀，再者对他的思念之情却是越来越醇厚，不写点什么就总觉得他的黑眼睛总在盯着……

神秘之旅殊途同归

　　那一夜我看见七个人魂散蓝天。
　　1984年1月18日，晚七点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由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39B发射台上起飞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后随即爆炸的消息，七个宇航员魂散蓝天。正好这一晚我在与顾、谢一起吃晚饭。看着二团飞烟向两个方向飞窜，我们呆住了。我们意识到人类探索太空的努力又付出了七条鲜活的生命。半天无语。对神秘太空的向往，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是人类的本能活动，可以说此时的顾城也在努力使自己处在这种飘忽不定或类似于太空悬垂的状态。顾说过，他想尽可能的使自己处于这种状态。但是你又是现实中的人，不得不常在地上。事情就是这么巧合，仿佛冥冥中有了上帝的安排，当我正在写本文时美国的航天飞机又一次在冲入大气层时焚毁，又是七条生命，所不同的只是挑战者号上的宇航员还没有冲出大气层而哥伦比亚号则是刚刚进入大气层。
　　悲剧总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出现，但是更大的悲剧又总是在人们经意时也无法避免。就像生命终归要走，而你自己永远无法断定生命结束的方式与时间，一个小的悲剧的后面总有一个更大一点的悲剧作为这出戏剧的幕布，层层叠叠。
    黑夜中你的黑色的眼睛看到了他们吗？

他的家

　　我认识他时他的家在北京万寿路的一个军队大院里，我第一次去他家时，家里的家具都是部队统一配发的那种，外间有一张旧桌，桌子上印有一幅全国地图，靠近桌子的一面墙上是顾城画的粉笔画，他学过画，有些绘画功底，线条流畅，充满动感，他非常推崇米罗的作品，只是他的画比米罗的线条更多一些。另一面墙靠着一个书架。由于住在一楼，所以阳台的外面的大约有两、三个平米的空地被他种上了豆角、瓜果之类，我每次去他家，他总是走到他的“菜园子”里翻看一下，“今天还不能吃，你看，不是不让你吃，是太小了，只有几个。”在我的记忆中还真的吃上了几次扁豆。他与谢烨的做饭方式也与众不同，顾城喜欢将豆角、面条、粉条、盐等一齐放入锅里煮，之后就盛出来可以吃了，这样既省事也好吃，现在的人们称之为“乱炖”，由于我与顾城在口味方面相同，所以如果没有别的客人就这么吃，同时有别的客人谢烨就正式地炒一个菜。里面的屋子是他们的卧室，一个大大的双人床，两个书架，书不是很多，大部份是各地寄来的刊物。记的有一次有人从国外给他们寄了一本有关动物的画报，他很高兴地说：“这是一本多么好的书，你看这狮子”。他也常骑车到处转，“其实我也很想我过去的平房，有机会我带你去看看。”在我刚结婚过后的一天，他与谢烨和我从我家中出发，我们骑车一起走到西直门北边三四百米的路的东边，现在叫索家坟，它的北面是“木材大厦”。那个时候这儿还没有大规模搬迁，整片的小平房中只有几百平米大的地方被拆了，拆掉的小房子像战后的废墟，我们走上高高的土堆，迎面一个小门楼，门锁着，但是门楼两边的墙却拆了，于是我们绕过门楼直接来到院中，院中的土有一人高，四周的房顶也已拆去，只留下半截半截的土墙，墙是用碎砖加黄土砌成的，在砖土中有几片碎纸，他拾起来看看又随手扔向空中。现在这个地域已看不到一间平房，代之而起的是近年来开发商开发的高楼大厦、大围墙上写的是：“真山、真水，板式结构，价格便宜”之类的广告。真觉得岁月与空间的幻化是多么的如梦。让人唏嘘不已。

他是谁

　　我1979年独身一人到北京，每到周日就无所事事，因为住在大栅栏一带，这儿离天安门广场比较近，所以每逢周日就去天安门，白天一人去，晚上就邀了朋友一起去，有一天我看到新华门附近中南海的墙上粘贴了许多大字报就看，原来也经常看大字报，那都是写给身边的老师的或写给某个小老百姓的，写的事也是微不足道。但是当我从农村来到这儿第一眼看到这些大字报时，我惊住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甚至用的纸墨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它们有的对76年的天安门事件提出置疑，有的批评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有的提出要给刘、邓平反；有的提出要解放哪位知识分子，总之多种多样，有一些大字报的内容是用杂文、诗写出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现代诗，这些诗有手写的，也有当时刻蜡版油印的，有一些油印诗显然是一本没有装订的地下刊物的连续页，在最后一页写着：欢迎读者把地址写上然后他们会与你联系。再后来才知道这地儿叫西单民主墙，后来据报纸说要移入月坛公园，再后来又说不要再写大字报了，所以在八十年代初之后，我也就再没见过。
　　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呀，人们刚从文革中醒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被禁止，就像在沙漠中有十亿人都一起被冰冻，再一起解冻一样。自由的思想一旦闪入智者的脑袋，他们就会用一种人们从未听过的声音说出口，正是这种声波在被人们领略之后又被放大，于是一波一波地向四散放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正是当时中国人想要说出口的。诗歌就是当时最恰当的形式，最好听的声音。
　　顾城与我们是同一代人，除了他的成功的诗歌创作外他的经历与我们并无二致，让我们看看他的经历：
　　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2岁时随家下放，后返京当了工人，经历过各种艰苦劳动。他自幼喜欢诗、文、画，后来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他先后去过一些欧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他已出版的作品有：《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顾城散文选集》、小说《英儿》等；亚、欧、美等十余个国家对其作品进行了翻译介绍，被称为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

顾城的诗

　　顾城曾说：“在我热爱小人书的年代，也曾翻到过惠特曼的书。当时我很吃惊，这不是疯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那为什么又印出来了？印的人也疯了？那他妈妈也不管管他？可怕！可怕的东西并不少，鲁迅和屈原也……好在他们都比我大，不归我管，我继续看我的小人书。当然，后来渐渐理解了，从《小溪流的歌》到《长长的流水》；从欧•亨利到杰克•伦敦，到雨果、到罗曼•罗兰、到泰戈尔……当我再看《离骚》和《草叶集》时，我震惊了，和小时候不同，是一种被征服的震惊。”
　　我也曾写诗，我也曾在1981年与一些朋友创办了诗歌小报《夏至》。但是我们在1984年基本上就停止了活动，因为其成员有的调往外地、有的艰难生活，有的经商、有的要准备出国了。我有一次就我的诗与顾城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当时我把我能找到的诗稿都给了他，他认真地看了几天，对我说：“我认为你写散文更好些，不要写诗了，你不会写得太好，但我还是发现了两首好诗，我想为你找个地方发表。”于是他留下了一首叫做《璃玻房子》另加外一首发表在菲律宾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一个月后他给了我报纸。从此后我就基本不再写诗而改写一些诗歌、小说评论、写一些人物小传，再后来就一个字都不写了。
　　由于我写诗很少，对顾城的诗也少有研究，在我们的交往中也很少谈及诗歌，记忆较深的只有一两次，第一次是我让他说说“怎么写朦胧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幼稚。“首先得是个朦胧人。”他开玩笑地说，“首先要修炼，要达到那种境界，天国一样的境界，释迦牟尼为佛教徒规定了几个层次，你要达到最高的那一阶才行，你才会体悟到那种快感，只可惜我们平常人只能在那种境界中呆5分钟，谢烨一喊：‘吃饭了’我就马上回来了。有一次我与江河一起去东北。我们躺在森林中很深的地方，那地方白天也是黑黑的，树冠把天空挡在大树之上。有鸟的鸣叫，我与江河只说了一会话，我就体会到了那种境界，只是我现在还没法用诗写出来。你要与智者谈话，他也可以引领你。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一个写朦胧诗的技巧。就是联想。”这时谢烨补充说：“从头发想到小树从小树上想到有鸟，从鸟想到飞，从飞想到云彩。这也是一招，写得好不好就另说了。”顾城为了说得更明白一些，他拿出《舒婷、顾城诗选》指着几句诗说：这就是联想法。诗是这样写的。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
　　　　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他补充说：当然这点技巧只能占写好诗的因素的几分之一罢了。
　　我现在仍然认为最能代表他的诗的艺术性的不仅是《一代人》，《一代人》只是在人们从解冻中苏醒时的一句绝唱。仅从纯诗的角度来看最有代表性的，而且能被他自己认可的是《生命幻想曲》。

　　　　把我的幻影和梦
　　　　放在狭长的贝壳里
　　　　柳枝编成的船篷
　　　　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
　　　　拉紧桅绳
　　　　风吹起晨雾的帆
　　　　我开航了

　　　　没有目的
　　　　在蓝天中荡漾
　　　　让阳光的瀑布
　　　　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一步步
　　　　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

　　　　我被风推着
        　向东向西
　　　　太阳消失在暮色里
　　　　……

　　这是一首长诗，写作年代也较早，是他14岁时写的，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诗人的心性，有一种超然的、有一种无虑的、有一种激昂的情绪在流泻。我之所以认为这首诗能代表他，因为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也与这诗相符。如果说《一代人》是他对民族命运做了多么深刻的思考，我并不以为然，那是后来人们附加上了自己的感受。精彩的句子在他的诗中有很多，他的诗往往是几句组成一个意象，再由一组意象组成一首诗，有很多诗就是这样组成的精彩。他说过：“你一生都写不出好诗也不要紧，但是你一生写的诗就可以构成一首长诗。只要这首由几百、几千首诗组成的长诗好就成功了。”
　　但是他的语言就像擦亮的铜锣一样有新声蹦出来，像“细小的邻居”、“一边过生日，一边长牙”等等。
　　1986年开始全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顾陷入了另一种困惑，谢有些紧张地说：“好多诗都退回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朦胧诗”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但是比较起其它人顾还算幸运一点的是发表他的作品的刊物往往是各地地区级的刊物的副刊，所以顾说：“还没算死光。”过了几个月甚至顾城拿出两本聘书对我说咱也可以办一份杂志，遵义的《遵义文学》想让我办一份刊物，我想叫它《蛇》怎样。我们后来认为“蛇”让人害怕，我们本身也怕这种东西，所以顾说要不就叫《雨》诗刊，我也认为“雨”这个词从表面上讲含有故乡、远古之类的意思，但是他更给人以迷惘，以诗意的境界。我们越来越觉得“雨”好，于是就叫《雨》了。顾说：我认为你算编委比较好，这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园子了，不过要少发表自己的，多发一点我们看得上的好诗。再后来终因找不到开办经费而告吹。至今我唯一还留着的就是这本小聘书。
  　在整个80年代以至90年代中期，朦胧诗对中国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成主流。从90年代后期开始才有了“百家争鸣”因很多年轻诗人的价值取向与艺术手法不同而构成了许多流派。

五个人走了四个

　　198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伟岸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顾家，他说海子要去。我给顾打了电话问他与海子有什么事，他说没事，但是你也要来，我们一起坐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路上不要买馒头，（去他家的路上有一家副食店卖馒头，我总是买一些馒头之类的带过去）我有更好吃的。我进了屋，看到海子已经到了，于是谢烨张罗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海子，海子个子不高，一脸胡子，并不起眼，他那时小有了点名气，当时也没什么要谈的，主要是见一下面。顾城说的好吃的也不过是多两个小菜，我们边吃边谈。主要是海子问，顾答。海子问一句顾城就要说上5、6分钟，我与伟岸则是听众。海子到了晚上9点多，说家远怕没了车就要走，于是大家散去。在这之后是海子在山海关自尽，顾城与谢烨在新西兰，再之后是伟岸。想起来四个人中还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算是遗存吧，也因为我不怎样写东西，算个俗人吧。我对海子并不太熟悉。我要说一下的是伟岸，伟岸的本名叫马建国，北京市昌平县人，我认识他时他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分校哲学系上学。由于学校没有宿舍就与我一起住在我前门外燕家胡同的家中。他不爱说话，在一起也很少想起要说什么话题，我晚上没事，他不知道通过什么人给我找来了几封信，这是《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多是讨论人生的，那时的青年们还要通过这种方式弄清自己的人生道路，报社要求我要以报社的名义写好回信。每封回信只有一面信纸。每信报社给0.5元。我们俩就一起写，最难办的是每封来信都有来信者的具体困难，你如果只是说些大话也不行。于是我们还要给这些人买一些书，算下来还赔一些钱。
　　建国毕业后分到昌平成人教育局做老师。他开始了正式的创作活动。他早期写一些诗，记得有一首在我们的《夏至》小报上发表，其中有一句：“我多么想把拐杖变成一只枪，重新杀回人生的战场”。工作后他主要写散文，《大地上的事情》是他的代表作。2001年去世，去世时只有30多岁。
　　灵与肉，人与鬼，阴与阳只是隔着一层纸的两间房子。
　　我们望着不能说话。

谢  烨

　　谢烨，说顾不能不说谢，顾谢是一个人。顾说：“雷为神，诗为灵”。
　　顾说谢是上天送他的珍贵的天使。他们俩个是相互为对方而生。
　　（顾城和谢烨是在火车上邂逅相遇的，时间是1979年。1983年8月8日，他们结婚。)

顾城致谢烨：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情。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最淡的头发。
　　火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来，我好像惊醒了，我站着，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过一会儿你将成为永生的幻觉。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生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车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两边走去，我把地址给你就下了火车。

　　在谢烨给顾城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感情之深厚：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
　　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谢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她会在需要天使的地方就成为天使，在需要厨子的时候又成为厨娘，在需是翻译的时候又成了英文专家，在讨论诗歌创作时她又成了诗人，在来客人的时候她是个热情而又得体的招待员，在与国外的客人打交道时她又成了外交人员，在顾城写作时，她又成了打字员。她的角色转变之快，转变的恰到好处，是别的女人所望尘莫及的。
　　有一次，有外国的朋友给他寄来一本外国的英文杂志，像是友人已对他说了其中一首诗，并说明了该诗在哪一面，他在对我说时谢马上拿出这本杂志，并打开这一页念一句英文再翻译成一句中文，翻译成中文之后的诗有点像顾诗的风格。顾只点头称是。
    凡有友人去顾家，不管认识不认识谢都能做得条条是道，那时还少有来了客人就到外面吃饭的，于是谢就到食堂买点馒头，自己炒两个菜，让客人一边吃一边与顾谈。她则坐在一边随时准备拿出什么资料。如果顾只是与客人谈哲学问题，谢就退到里屋去了。我们每一个认识顾城的人都认为顾城如果没有谢烨真是不敢想像。
　　顾出了一本书是《舒婷、顾城诗选》好像只有三毛八分钱一本，他家中有上千本，我与伟岸还帮他在王府井——后来的肯德鸡店那个地方卖过，最多的时候只一个小时就卖了四十几本，可见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顾也常利用他讲诗的机会卖一些书。他讲完后并不好意思说你们可以买我的书，谢总是与经办人提前说好，让他们在顾讲完后马上说一下，谢于是赶紧将书抱来让顾签名卖书。
　　我问谢是什么时候学的这些本事，谢说是顾教的。顾说是她自己带来的。顾说她卖书我可没教她。
　　谢说过顾喜欢吃的“乱炖”她原来并不喜欢吃，但是顾喜欢吃她也就随了，而且后来居然也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与口味。
　　顾永远戴着他那顶帽子，同样的帽子有两个，不同样的还有一个。他的中山装也是一次买的两套，一模一样。所以有时你会认为他总是穿一件。谢也认为这很合适。顾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很合适。”
　　谢烨也写诗，她也有了这个时间，顾就经常给她改动，这样谢的诗就有了顾诗的味道。
　　顾怎么能离开谢呢？
　　谢的笑永远留在见过她的人的心中。并且你也只见过她的笑。她的才华、她的为人也永远的、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使我们终生不见。
　　我想也许就是这一切，都为他们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我宁肯相信是顾在情迷意乱之时失手而导致的这场悲剧。

没有成为收藏家

　　我与顾的交往并不是由诗而起，而是收藏与别的梦想。
　　顾开始的收藏只是一些小铜钱，由于不专业也并不值钱。但他好像也并不看重它们的经济价值。有人对他说：在长椿街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有好的铜钱。他与谢约上我，我们一起到了长椿街那片楼的后面。果然一个男人在等。他让我们与他一起到了地下室的拐角处。拿出几个大个儿的铜钱，顾一看就说：“很好啊，上面还有瘦金体。”问及价，对方说只要一元钱一个。当时顾的一首诗也常常只有三、五元。但我认为这是假的。因为这些钱甚至都没“做旧”。顾喜欢得不放手，我们只有买一个回去。他将这些铜钱用线穿起来，做成一个大钱串子。于是我与谢就笑他是“钱串子”。最后他将这些“钱串子”都给了我。我也在以后弄得不知所终。
　　但是有时他也会买到真的东西，有一次他的另一个朋友给他买了一个银碗，银色的白，很是好看。顾认为还可以再白一些。有人让他用硫酸泡，他认为硫酸太厉害，于是用了醋泡。结果第二天一看，被泡过的半截成了黑的。
　　我们俩最大的梦想是开办一个小作坊，我对他讲了我的设想，在郊区找一个房子，一定要有院子，因为他说他对铸造很在行。他用行话说了几句后我也深信不疑，他又买来铸造的书。我到现在也认为我如果创作一些现代派的作品再烧出来，才会体现我的才能。顾认为他对铜水在铸造的过程中的流动本身更感兴趣，他指着书上的一段说：“你看要想让铜化了得多少度。要800多度。你想等铜化了，咱们的铁锅也就化了，咱们还要买耐火砖，砌成一个炉子，再用焦碳烧，还要买一个不怕高温的。”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兴奋不已。
　　于是我们就分头准备了，顾准备铜料，我则准备耐火砖与焦碳。我这个人想的好做起来就有点慢，有点机会主义。我首先捡了一块耐火砖，耐火砖很沉，一块就有十斤左右。我想要是砌一个炉子起码要用几十块。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于是我就想到了有没有不怕烧的锅呢？一问还真有卖这种锅的商店。我来到北京东四的一家商店，对人家一说，一个男售货员给我拿了一个小白瓷锅，像是个煮牛奶的小锅。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叫“高温皿”。而且只要三块钱。买了它我飞快的回家。到了半路，轻轻的碰了一下，我并没在意，到家后打开袋子一看才发现它的把掉了。
　　我因为常常路过广安门，知道在现在西站那个地方有一个铁路的货场，那儿经常卸煤什么的，我就去那儿找焦碳，如果我们用这个小皿炼铜只要十斤八斤就够了。来到货场满眼都是焦碳，对货场的人一说，人家说自己拿去。于是捡了十几斤。货场的人说：“是不是要吃火锅用啊，不好用的，要用木炭才行。”
　　顾的原料也找好了。也有十几斤。只是块太大，无法放到小皿中，我们为此伤了脑筋。于是这事就放了下来，直到他出国。

我看他

　　顾是个一心一意的人。
　　他干什么都认真。
　　他对待谢烨与英儿也一样认真。他要她们之间的谐和，她们要像姐妹一样相处，商议与操办着家中的事务。这个家最好还要安在一个像天国的地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本质上讲他是一个不能介入俗世的人，是生活本身非有这种要求不可，他到处讲课也有幸福感，但是他讲完后总是赶紧回家，因为只有在家中他可以找到童话的感觉。他曾认真的看过《乌托邦》，他笑话那儿的人们对黄金的崇拜。他受童话作家法布尔的影响最大。法布尔是20世纪法国有名的昆虫学家。他从小就喜欢小的动物，他与生物学家们的不同处在于他把小动物们都作为了小人国的小人们看待。法布尔的书中的许多动物都有一个“王”，正是因为有了王，这个天国才有了存在的理由与乐趣。顾就是这个“王”。

　　我想如果顾没有写诗，他也会在其它方面做出点什么事来。但是上帝让他写了诗。
　　写写停停，本来想写得诗化一些，因为俗语不足以表述，但是我实在找不到一种更好的语言与写法。
　　友人说不要只是回忆往事，要有对此事的反思，否则有炒冷饭之嫌，我也觉得一个名人被人炒来炒去是他的不幸也是读者的不幸。如果顾不是个名人或我对他只是做了一般的研究，也许我更愿写。但是写顾城是这么的难。让人不得不回忆，让人不得不想念。像昨天，像前天晚上的事一样在脑子挥之不去。
　　有时我想，如果他在北京，有他身边的这些朋友，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没有如果……
　　
   　无边的岁月在流走。
　　人们都在变老。
　　人们都是：
　　我开航了，
　　没有目的。

　　　　　　　　　　　　　　　　　　2003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