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明和蒜娃；顾城和木耳。

　　这是维明和顾城９０年圣诞节早上在Waiheke岛山顶留下的照片。那天早上，顾城说要向初次来岛的建勇和三幼介绍他的“领地”；木耳见父亲要出门便跟着，于是顾城把木耳放到肩上，维明也扛起了蒜娃，他们一行便向山上去了。因此有了这张照片。
　　眼看我已经要度来新西兰后的第八个圣诞节了，我不能记清每一个圣诞节的情形，唯这一个圣诞节放在记忆中抹不去，并且还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
　　那次我们是专为度圣诞上岛的。当时三幼刚领着我不到三岁的儿子蒜娃从中国来不久，加上建勇的鼓动，我们就兴师动众、搬箱提包地去了。谢烨开着她的那辆白身黄条纹车带着木耳来接的我们，如往一样一路向我们介绍着那个令她骄傲的岛。我们到达时，顾城袖子高挽着下来迎接我们；他正在做牛肉馅饼，所以手上还带着些白粉。维明和我一向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所以买了成箱的白菜、南瓜带着给他们，顾城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谢谢”个没完，并且叫谢烨快拿钱来。我知道我们这种采购方式最对顾城的胃口，粗糙而大量，符合他使生活尽力原始化的方针。我告诉他大可不必过意不去，都是很便宜买来的。
　　三幼颇感惊讶地看顾城很是干练地撖皮儿、包馅儿，把一个个面团儿做成馅儿饼又放进炉上锅里，呲水，盖盖儿，井然有条……谢烨说顾城还精通煮汤、熬粥、闷饭、炒大菜、蒸包子、花卷儿一类，曾长时间禁止她做饭，好像女子只该是作诗赏花的，后来她反抗起顾城的粗食主义来，才终于突破禁令得以做些精糕细点。于是我们全体吃馅儿饼，维明吃得尤其过瘾，谢烨说馅儿也是顾城拌的，因为他怕别人调馅儿会偷偷放味精。木耳吃得十分开心，蒜娃却不肯吃，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茶叶蛋，他还是不吃，木耳见状征求了谢烨和我的意见，竟然一气吃下去六个；谢烨只是笑也不制止，顾城说这叫丰衣足食。
　　木耳小蒜娃一个月，主动同蒜娃说话，拿一样样东西给蒜娃看，很快蒜娃便同他玩儿在一起了。木耳说不清楚的英文，加杂着不清楚的中文字词，听得最多的是“look!look!”通常谢烨同他说英文，顾城同他说中文，他都懂，但说就乱了套，偏他又爱说，于是只有乱说，好在顾城、谢烨都能解出他的话来。顾城、谢烨通常叫他“胖子”或“ Sam”，时不时地还会叫成“八宝”“软壳”“妈宝”“三妙儿”“奶仔”等等，却从不呼他木耳。顾城不断感叹蒜娃长得好看，木耳就不济，说蒜娃比父母漂亮，木耳比父母难看。我看着一直快乐的木耳不禁也感叹道：可是木耳幸福，他一直呆在家里呀，自己带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不象我们蒜娃，老是别人带着，回到父母身边反倒不适应了。
　　顾城、维明扛着儿子上山时，我同谢烨、李英留在了屋里说话做事；他们下山后，我们去看对山的玻格和理查德。理、玻夫妇是我们常听顾城、谢烨说的，他们相识在一个有趣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日！为此老理查德还专门升起了五星红旗并青天白日旗。他对中国是好感的，一时分不出其间的差异。我们分两批到的玻格家。我到时，蒜娃和木耳正从各自的红袜子里往外掏糖吃呢。玻格听说我们要去，便在圣诞树下为两个孩子增摆了这两只红袜子。
　　这显然是个治理井然、朝气蓬勃的家庭，亲朋好友往来，孩子们喧声一片，谢烨还向我介绍了玻格的外孙女艾玛。而蒜娃和木耳却乐于自成一体，欢声笑语，进进出出，与其他孩子似乎全然没有关系。维明和顾城给众人画像，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天我们品尝了玻格家乡的传统坑式烘肉—— Hangi。玻格十分热情，让我们在她的大本上一一签字留言，里查德还特意为我们升起了五星红旗，尽管没有了青天白日旗,也还是吓了我们一跳。
　　下午顾城、谢烨、李英、木耳去了顾乡那里，此前他们还专门请上了被李英现在尊称为约翰的“老头儿”。我们那次在岛上呆了三天，每每游山玩水，顾城总是独自呆在家里，煮粥熬汤做饼洗碗，唯去打牡蛎那次他跟着去了。顾城自是推崇打牡蛎，因为这符合他自给自足、不仰赖社会的生活理想；但同时他也告诫我们，环境保护主义者诸如顾乡处的利斯是坚决反对打牡蛎的，他们以为牡蛎只当归鸟吃，人不该介入这种本来天然的生态平衡。木耳显然崇拜父亲，顾城一讲话，他就兴奋又得意，对我们每一个人称赞道：“good！good！”
　　一晃六年过去了，当时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都还留在心里，却已不全都留在世上了。尽管生老病死从来如同落花流水般无奈，但对于同代人这种不尽情理地撒手而去，好像一群天真的孩子正好好地玩着游戏，忽然有人偏就藏匿起来，对于顾城、谢烨的猝然辞世，我便存着这样的愤怒，这毕竟是过于违反我心中的人生游戏规则了。这种愤怒掺合着心痛和惋惜，使我们一起度过的所有美好时光，搁在心里硬是成了辛辣而酸苦的回忆。

写于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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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1996年12月22日新西兰中文报《新报》

作者简介：1986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文史系，遂于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任教。1987年同陈维明结婚。1989年赴新西兰（陈维明1988年赴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