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爸爸，我又想出了一首诗……”８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甬道奔跑着，推开房门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背给我听——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８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愁，还是小松鼠似的忧虑？……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墙上，刷了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扇的缝隙向外看，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１２岁的小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一个天籁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击那像泥捏似的村落……
　　我被部队农场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不透明的早晨，映着我们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花，翻看着一本借来的唐诗，他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首诗叫《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枪弹的雁》……”我深深感动：世界上已经没人再读我的诗了，而他却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把每首即兴写的诗，都丢进火里。我俩说：“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父子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个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八百罗汉”、“饿死鬼”……真的，由于缺粮缺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背突露，嘴尖毛长；有的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潍河旁，咕咕哝哝、呼哧呼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水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伸进沙砾中写诗：“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
　　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几年后，我们被允许回城，回北京——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就有了点儿希望。车轮又把我们全家带回许多车轮的社会。此时，和猪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从寂寥、壮阔的生活中，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两册自写自编的诗集；一册自由体，名《无名的小花》；一册格律体，名《白云梦》。随后，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他比时钟更紧张，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务所里干活，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刷油漆、爬到楼顶去刮顶棚铁锈、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他狂热地劳动着，好像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
　　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都在恼人的轰响声中过去……他开始看书。正好，我们当年被抄走的书籍，零零散散地发还点，总算有点书了。顾城的狂热于是转了方向，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中。他把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辞海》重新扫瞄；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像复印机似的，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叠。
　　他还自学绘画……
　　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是彻夜不熄的。梦幻，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萦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发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
　　顾城开始了他的投稿生涯。在这方面他好像也有点朦胧。他并不研究每个刊物的用稿标准，只是把那些大大小小刊物的名字事先写好信封，一大叠，用的时候，就把诗稿自上而下顺序一装，碰到谁就是谁，从《人民文学》到县办刊物，一律平等。
　　我们家的门常被敲响了，一些青年带来了他们的崇敬与争论。顾城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同他们讨论他的《远和近》、《弧线》等等；最后实在应接不暇，便写文给报刊集中解说。那个时候，“朦胧”是让人难解又兴奋的事，我们家也常常争论探讨。奇怪的是，我那不朦胧的诗却从来不引起争论，总是在报刊较为舒适的位置上安憩。
　　关于顾城的诗的争论时起时伏，最后渐渐平息下来，顾城在南方过了一年，接着结婚，然后回北京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他睡醒来便去种丝瓜、扁豆，有时去讲课。他越来越能讲，也越来越沉默。我俩常常应邀去各个院校讲课，我讲过去的事，他也讲过去的事。我讲的是战争、烽火、布满尸体的山谷、哭泣的村庄；他讲的却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寂寞危险的日子，他所爱的鸟，他所梦想的人和各种昆虫的故事……
　　他总是看着远处讲话，说他要在山上筑一座小城，安一门金属的大炮，养一些兔子，“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蓝海洋在四周微笑／欣赏着暴雨舞蹈……”所有听的人都很安静，被他带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向前走着，好像在继续他儿时未完成的游戏……
　　后来他真的走了。１９８７年去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又去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走过一个个诗歌的盛会，推开一所所大学的门扇（我怎么也不明白，他这个小学生是怎么变成一个大学研究员的）。他在那些国家的课堂里、讲台上，依旧穿着浅灰色的中山服，眼睛向远处看着，讲中国古老的文学和哲学，还有最新的诗……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有时是远古的神明，有时是黎明的鸟叫。从他的诗里，我依旧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尽头跑来的脚步声，他推开门，他推开门，推开一重重厚重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