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见面的第一次相信极早，甚至可以早到他做人的世界观还远没有形成之前，而当时的我却还在磨炼人形及步伐。
　　但我们再见时，彼此的周遭已是物也不是人也非了。
　　再后来和他在纽约见面时，远远地看着他，我竟失去了打招呼的冲动。当时在那种“物更不是”的地方，我甚至觉得他已经“人更非”了。

　　我这么议论死者不知是否有什么不韪之处，但我想我无论如何是没有讲假话的冲动的，一向推崇纯真的顾城在天之灵相信也能谅解，毕竟我们之间的人生有过几次直接的碰触。我想追忆的，其实也就是这一些点点滴滴汇入心头的情结。

　　再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则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他死后的第二天。
　　１０日那天早上，在听到顾城的事后，我即致电给我的一位最近还和顾城有过过从的朋友，在我们将近２０分钟的通话时间里，他那边的线路平均每隔三分钟插进来另一线，“都是要说顾城的事，”他每次简单地先把插进的电话结束掉回到我的耳边时都这么说，毕竟，我是先到者。

　　巧的是，小时候，我家和顾城家是紧隔一道墙的邻居。当时，他的父亲顾工和我父亲同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而报社家属院当时就设在北京西直门内的马相胡同一带。我应该是对他的姐姐顾乡记忆比较深，而对顾城其人的印证是在将近２０年后我们重见时才确定的。

　　那时，我家的两扇门之间被一扇走廊门隔开，而这扇走廊大门又经常被大楼管理人员不明缘由地紧锁着。每到顾家一侧的总楼门刚巧被大楼管理人员同样不明缘由地紧锁时，顾家的人都会敲开我家紧靠他家一侧的门，经由我家，从我家的另一扇门走下楼梯出大门。

　　小时候，记得最深的是顾家的大女孩时常走过去，再就是依稀记得另有一个男孩也走过几次。
　　非常后来了才知道，这确实就是顾城。
　　我当时只有四五岁。
　　后来长大了知道老邻居顾家的家长是个诗人。
　　等到我开始去上海上大学后，顾城出现了。
　　我然后发现依他和顾工的关系他应该是做过我家邻居的。
　　我于是又在我所就读的那所枯燥无比的工学院图书馆的书架上买到一本《舒婷、顾城诗选》。在那几年，舒停已经是中国从南到北最具名气的青年女诗人了。当时想象力比较贫乏，竟由此顺理成章地认为可能我的这个邻居已和舒婷结了秦晋之好，因为无论如何他们的情抒一书总该有他们的道理。

　　认真地和顾城面对面地谈话是在许多年后。我当时已经开始孜孜不倦地写诗了。
　　大约是在１９８７年，当时中国作协等组织举办了一个简称为“青创会”的青年作家工作会议，看到北京代表的名单时，在我确知我也将参加这一会议的同时，我并确知顾城也将参加这一个会议，他和我同属北京诗歌作者代表。

　　我就是在那个接二连三开了好一阵子的会上见到顾城的。大家都住在位于北京丰台的京丰宾馆里，传说中这帮青年人直搞得一派昏天黑地。

　　见到他时，他的身旁多出一位眼睛相当大的女孩。因为当时的舒婷也作为福建方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平铺直叙地想象她和顾城也成不了一对，那么，当年我在上海对顾、舒二人的猜测看起来应该是出版社的道理了。

　　有人就介绍说，那个大眼睛女孩叫谢烨，上海人，是顾城在火车上搭讪上的，看着那个女孩的样子，不免觉得对顾而言，他着实是搭上了一趟好火车。

　　和顾城在这次会中的谈话是我们毕生中的唯一一次，早知如此，我想我会多多利用的。
　　我当时告诉他我曾是他家借道多年的邻居，他当时眼露惊讶地说，他小时候的确曾经常走借邻居家的那两个门。他说他仍能记得那家的大人每天都把地板擦得十分光洁，有时他不忍踩上去就会脱掉鞋子赤脚而过。

　　他说他仍能记得那家大人手执一块给地板打蜡布眼看着他拘谨走过的神态。我说那个大人就是我的父亲。
　　他又说他也记得那家人家的家里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我隐隐觉得我们和顾家该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连接，这种连接究竟是什么，我讲不清楚。

　　我那时有点哽塞地对顾城说，我就是那家人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中的那个“小女孩”。
　　那个小男孩是我哥哥。
　　后来认真算下来，他是比我哥哥还要大上两岁的。他说他早年间去了农村，所以不如他姐姐从我家走得勤。
　　说也奇怪，这个名为“青创会”的会议上，北京市的１３位代表中除我与顾城之外还有一位叫做尚敏的中篇小说作家，而该尚敏正是当年在西直门马相胡同军报大院楼内住在我家正对面、也就是顾城家斜对面那户人家的孩子。

　　再深想究竟顾城家对面住的是什么人时，我们三人竟无人能记得了。
　　那栋楼上的那一断的风水可能相当毒狠，竟影响了这四户人家中三户的“小男孩”、“小女孩”。
　　１９８９年年底，我决定到美国纽约留学，到了纽约这块人欲横流的地方后，我觉得我已不想写诗了。
　　我想我无疑是被“人欲横流”同化了。
　　从那时至今，我想我已经忘了什么是写诗这回事了。在纽约匆匆忙忙的街头，每当遇到熟朋友问起是不是还写诗时，我总忍不住未语先笑。

　　记得小时候才练着写诗时常把写好的东西拿给父亲看，当时的父亲也曾逐字为我修改诗稿。 等我大了以后，父亲读我的诗则常常是在东西发表之后，但他这么“读”了一年之后就明显地兴味索然。有一天家里没人时，他忽然说：你能不能写一点让大家看得懂、有用的东西？

　　到纽约后，我想我在另一重意义上了解了诗之于社会的意义，也明白了父亲在没人的家里对我说出的那番话之于我的重要。
　　而我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又见到顾城的。
　　１９９２年夏天，忽然听说北岛、顾城、舒婷和杨炼四位当年中国最具名气的前卫诗人要在纽约讲诗，那个晚上我就独自去参加了这种对我来说已是久违了的场合。

　　他们出现的地点是在曼哈顿中城的亚洲协会里，他们坐在小礼堂舞台之上灯火通明的长条桌后，逐一念了自己的诗。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见顾城的。
　　他当时穿了一件显而易见的大陆老式毛线衣，一副孩童的神情。他在念他的诗时十分偏执地半仰着头。让我唯一记得的是他念的是一首描写他的童心的诗，那首诗在我当时的心境乃至纽约片刻不能安静的不安空气中听来，觉得有点多余。

　　那次的他戴着一个既高且长的大型天蓝色帽子，这帽子像一个怪物一样紧紧地扣在他描述童心的脸上。我当时为他的这顶帽子惊讶不已。

　　我也是在看见那顶帽子之后决定不在会后和他打招呼了。当时的想法不过是无论如何想不出这顶帽子之于他的意义，也怕内心面目全非的自己和他谈上一阵后会毁了当年存留在彼此间的友好印象。于我，这很关键。不仅因为我们曾是邻居，事实上我清楚我无权把自己的状态硬推到别人面前。

　　况且我也早变得极不具耐心了。
　　我后来真的就转身走了。
　　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这一别再聚的日期将是今后所有未来的日子，我想即便是如何结局我也想听听他的嗓音。
　　我不知道他之于我有如故人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我单方面的感觉过剩所致，但这一份我的多情想必是无处可送了。
　　他的确给了我邻居、兄长乃至诗界前辈的多重感觉。另有一种感觉我一直不擅讲出口，今时今刻想来讲出也无甚大的妨碍，这种感觉中他竟是一个内心极封闭的稚龄幼童。

　　我心知道。
　　看到有关他死亡的报道时，同时也看到了他的照片，不出所料的是他果真又戴着一顶与我在亚洲协会看到的相同形式的帽子，我仍不知这顶帽子对于他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无论如何我已不再惊讶了。

　　我原来以为他及他身边众多人等的理想主义及纯真一类的心态未必有百分之百的真实，但现在他好像是用死来实践他的理想了，这种脚步声无疑沉重，但也无疑卓尔不群。

　　报道说他深爱谢烨，我起初半信半疑，但等听到阐述说他对谢烨之爱犹如幼儿对母亲的依恋及依赖，我想这便对了，这种爱极是属于他的那一种了。

　　再回国时，我想去找一下尚敏，即便他已经知道了我也要告诉他——
　　顾城死了。
　　他一定静静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选自《纽约意识——她在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