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对于英文读者来说，你希望介绍哪些诗，有什么想法？

　　顾城：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介绍属于我的诗。属于我的诗是指从我自身生长出来的诗。有的时候我思想比较混乱，诗也写得比较杂，我想翻译不一定选社会上轰动的。艺术在中国，长久以来遭遇着一种不幸，它总成为政治或是国家事务变化的一部分，缺乏独立意识，这种不幸应该告一段落，我希望进入一个分离的过程。
　　作为译者，当然应该有他自己的选择，翻译使他感兴趣的作品，这好像是一种婚姻，要有爱情。

　　伊凡：是不是带来了你的主要作品，你的主要作品是代表你不同的创作时期的吗？

　　顾城：这次只带了一部分，我选的是我不同创作时期的。一九八四年以前写的主要是抒情诗，以我的情感同世界联系，核心是我。一九八四年以后我写了《颂歌世界》和《水银》。“他”和“你”更多地出现，这个“他”和“你”仍旧是我，但只是暂时的部分的我。我经常作为几个事物同时在诗里出现，在鸟和树林中旅行——无所驻处是真心。单一的“我”的核心消失了，诗变得平静。这跟我暂时上了点年纪大概有关系。

　　高尔登：你七十年代的诗，我们已经选了一些。你看自己诗的过程，是按生活中的时间呢，还是按照诗本身一组一组的发展和变化？

　　顾城：我觉得诗和生命是一体的，又有着各自独立的命运过程。就我的诗来说，刚开始显然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到后来才发生分离，诗一步步脱离生活趋向生命。生活是杂乱无章的、不负责任的，为我们带来一切，把生命的碎片丢撒在河床上——那些细小的光，黄金般闪耀，预示着一种可能——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
　　“我们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不仅每个词是这样，每首诗是这样，恐怕编诗集也是这样；从这层认识上讲，以时间顺序体现的意义越来越小；我可能更倾向于依循诗自身的生长过程。

　　闵福德：你能不能谈谈你的创作，比如说最初的作品，每个创作时期的想法、变化？

　　顾城：我一开始写诗完全处在自然状态，遇到露水或是昆虫的叫声，生命也会发亮，也会发出声音，这声音在我十二岁去农村时响成一片。我去的是个叫火道的小村子，只有土和干草，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就不同了。天上有种细微的骚动，一群鸟飞来，我忘不了那些快乐的鸟，像暴雨一样落在我的周围，几里、几十里都是它们快乐的叫声。
　　我最初的创作可以说是从那儿开始的。我在那儿住了好几年。我觉得生命中有一种本质的热爱，不管世上的人对你怎样，春天总会到来，天上的鸟和地上千百种开放的花总在对你说话，这时你想回答他们。最美丽的时候，甚至能听到万物间轻柔的对话，有一种秘密使你快乐——你是唯一听到的人。
　　我用树枝在河滩上写诗，写《生命幻想曲》，写《我赞美世界》——
　　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
　　我把希望融进花香／……
　　我穿过春天轻轻的香气，看稀有的人影在地上消失。
　　当我十四岁又一次走进夏天的时候，我感到一个事物来临，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的生命依然亮着，整个夜晚都充满光明，公鸡在草垛上走来走去，一瞬间，太阳升起来，河水热了。
　　我在河边沙地上放猪，走着，觉得一切都在改变，好像是在钢琴上走，每一步都有意外的声音。我停下来，风吹着沙子把我埋住，一只鸟在天上睡觉，慢慢飘落，在接近河面的地方突然惊醒；我轻轻一震，好像也醒了，生命像云一样展开——我觉得河水推动远处河岸的时候，也在推动我，就像我的手抚摸我受伤的膝盖；这一切都是我——鸟用清脆的翅膀摸天空……我写：
　　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黑夜像深谷／白昼像峰巅／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
　　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
　　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
　　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就是这样，最早我写诗，是因为和自然有一个共鸣，自然的声音在我的心里变成语言。这是幸福的事。那时写东西完全没有发表的可能。

　　十七岁我回到城里，看见好多人，我很尴尬，我不会说话。人都在说一样的话，你说得不一样，他们就不懂。这里边好像有一个魔鬼，不是他们这些人在说，而是另一个东西。城市像一架机器、一个钟，每分每秒都让你服从它。我不能适应，就爬到楼顶上去看书。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点儿书。我在书里听到另一些声音，这声音给我安慰，洛尔迦说：“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我开始找我被偷走的声音。我遇到了朋友，也遇到了墙和坟墓。我想抓住一个人间的事物，来避免生命的错乱，就像许多人一样，退到书里，企望用知识用历史来抵抗现实。我开始咬文咂字地说话，用一本本书来反对一面面墙。
　　书里有不同的人、灵魂，给我信心；在短短的二三年里，这信心竟意外地膨胀起来，变成一种混杂不清的社会热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噩梦里，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醒来，世界会从此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奇异的、不断以梦为醒的噩寐，我发出声音，也寻找声音，我拼力工作，燃烧着献身的热望，这种决绝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我在四川看见了大片红卫兵的墓地，在荒草和杂木中间，我在那里坐了很久，我知道了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的这样天真的冲动，最初的呼喊和血是美丽的，但随后浮现出来的依旧是无情的天宇——天道无情，尘世的运行，轻轻一碾，便压碎了它们，无论那一瞬曾经多么的壮丽，充满希望。我在《永别了，墓地》里说：“我是去寻找爱，寻找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
　　有五年，我沉浮在梦想和爱情之中。我在长江上航行，看乌黑的瓦片和月亮，听雨在门上的敲打。我感到我生命分离合一——“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这应当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这个时期，我还是想把梦想带入现实，我不停地写，有时一天能写二三十首诗。我自己构想了一种与现实充满暗示的争斗。

　　我失败了，也胜利了。我的努力变成了一本诗，和一次婚姻。我和妻子住在很小的房子里，依旧只能看见一线天空——东方无情的青空，我不能不看它。
　　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明智，在混沌初开时，就看到了宇宙的苍凉，人如沧海一粟，没有任何希望和可能。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意思。承认了人在宇宙面前的失败之后，要活下去，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人世自足的生存秩序，维护形式，像孔子说的那样“不逾矩”，敬天，又知天道弥远；另一种就是像庄子、寒山那样，立足人世之外，与自然同一。
　　有一段时间，我读《齐物论》。觉得庄子看待世界的位置非常有意思，从自然那边看待人世文化——“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所有高低上下的标准于是都变得怪异起来。庄子好像是在继续老子的无为思想：“绝圣弃知”、“绝竽瑟”、“灭文章”、“弃规矩”、“肖行”、“钳口”，实际上却是在发挥道家意识的另一极，通过“无为”灭度，达到“无不为”。他“齐物”并不是真打算同物质混为一谈，而是为了在日月天地间取得大自由，做个大游戏——“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
　　这个“无不为”作为“无为”传统的一支，独来独往，“立乎不测”，在一个高远的地方影响着文化潮汐——从魏晋之风到泼墨画到孙悟空大闹天宫，都可见这一游戏的痕迹。到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一“无不为”传统忽然以全社会形式凸现出来，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不仅是人和历史文化的关系，而且是作为绝对个人和宇宙天地的关系凸现出来；“至人无法，无法有法”，这一极至限律忽然没了。
　　它像一个爆炸，产生空白，而我恰恰诞生在这个人造的空白中间，像一个原始人那样，一步步重新走向文化。没想到我知道得越多的时候就越痛苦。庄子在《应帝王》中说过一个寓言：南海帝和北海帝忽，给居中的浑沌开窍，凿鼻子眼睛，“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一个文化人的诞生，就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西方也有亚当、夏娃开始思想，就失去了天国的故事。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对一切充分认同的基础上的，没有期待，没有彼岸，没有儿童的任性。文人画静若烟水，韵律严格得让你无隙可乘。一切早已完成。这使我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我是中国人，我有自己明智的一线天空，我写《剥开石榴》：那些光还要生活多久／柔软的手在不断祈求／彼岸的歌／是同一支歌曲／轻轻啄食过我们的宇宙。
　　另一方面，我又是被扭断传统的小孩，在荒地上长大，我不能放弃快乐和任性。我写：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写《布林进行曲》，也写《布林不进行曲》：“拿餐刀上前线去／背着水瓶找你”；“一百个小娃哩／站着过生日／可以拿着饼／一起走出去”。这是一种天然对立的心态，你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不存在。
　　我潜入自我意识，想判明自身；但每次忽然升起的光明，都把我带入更深的黑暗。
　　这种悖论严酷地体现在文字上。诗人的对象是文字，敌人也是文字。中国文字历史久远，如玉如天，它要你服从它，而不是它服从你。我感到没有办法，感到一些事儿不对——“我努力着／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各种文化事物有声有色地在我身上重演，我变成了灯光舞台。

　　很累的时候，我就生起病来。我在一棵被伐倒的树上坐着，看别人上学。他们头发黑黑地往前走，大地的血一点点涌进玫瑰，我忽然恢复了小时候的那种热爱，感到春天。我听不见他们背公式，我摸白色的树桩，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这真是个不可言传的经验。
　　我看到我进城以后的生活，像一个被针扎住的标本，手脚舞动。我知道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要当一个诗人，抓住一堆观念而忘记了自身。我挣扎，手越抓越紧。现在那只手松了。我看着男孩子和女孩子背着身走路，玫瑰摇动；在他们和玫瑰之间有一种光明不断流变；你永远无法抓住这变化，芳香却能触动你的心。
　　在临近的一刹那，在你热爱的一刹那，生命醒来，白色的光明在你心中醒来；你可以读自己，千百次不同地读；你可以选择你的过去，一步步走进童年白色的烟雾，不知不觉穿过出生的日子，看见那片开满百合花的池塘……
　　两滴水降落在大地上，微微接近，接近的时候变长，在它们临近汇合最微妙的刹那，你可以恢复这个记忆。
　　可以说所有的雨水来自云朵，而云朵来自海洋，这就是你们的共同来源。
　　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男人和女人之前，都作为河水、飞鸟，都作为千千万万种光芒生活过。当你有了眼睛看到世界，有了嗅觉触到春天的气息，这记忆就会在你的生命中醒来，使你穿越语言，穿越出生和死亡的墙壁，再现自身。
　　真实和美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对朋友说，我感到光，像一只金色的鸟那样落在我面前。这样的事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我不想把它捉住，带到动物园或博物馆去，我跟随它，或是它跟随我。
　　一个诗人寻求文学史上的价值，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伊凡：诗要不要写出来，写出来会不会失去诗的意义呢？为什么选择写出来？

　　顾城：诗可写可不写；它到人间来，不由诗人决定，由它自己决定。
　　诗人不过是个守株待兔的人；经过长久的等待，他才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兔子。
　　他看见许多昆虫、人和语言，在同万物分离的一刻跳来跳去。
　　他写《颂歌世界》：“草地上跳着兔子／灰暗的兔子眼神如火”——高兴跳它就跳了，没有任何原因。
　　谁也不能阻挡它到来，就像谁也不能阻挡它离去一样，人间的规定毫无作用。
　　这好像是另一个“无不为”的游戏，但这个游戏中间多了一点爱情和好奇心。

1987年12月
香港

◎ 伊凡：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高尔登：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中文系讲师。闵福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主任。文题援引自《顾城散文选集》。此篇单独发表时题为“诗话录（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