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画画其实是很热闹的。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首钢也办画展，要像户县农民^①那样，画画儿，工人一定要画画儿，每个工厂必须按时按量交出画儿来。母亲当时是他们一轧厂美术活动的责任人，在厂领导的鼎力支持下选拔了几位工人，让他们脱产两个星期作画，每人发一把铅笔，布置好先画草图，大家评议，再上颜色，然后选送首钢工会。布置得不错，但不幸的是这几位工人中除了一个柳剑画过几笔油画外，其他最接近美术的人也只刻过图章。这种情况一经反映，上级早有考虑：同领导班子一样，也“三结合”嘛，工人出生活，找会画的（没提是否本厂工人）出技术，领导再来出主题，这画儿不就成了吗？画出一大片工农兵形象来，资产阶级的复辟梦就粉碎了。

　　如此，母亲就找上了我，她出生活和主题，要我出技术。我大喜过望有纸有笔还居然有颜料呵，于是就开始画一个水粉钢铁工人大汉，用一把夹钢筋的大钳，夹住一个大红箭头，向右上方奔来，箭头如出炉的钢条（当然要粗得多），火星乱冒，后边烟尘大起，把我画不出来的地方通通遮住，只露出一个高悬的龙门吊车大钩子，上边立个小人儿自豪地招手，最好能看出是个女工。总之一副要把生产搞上去的样子。那水粉工人大汉虎视眈眈，满怀豪情壮志，眉毛忽浓忽淡，嘴角忽弯忽直，全看我和母亲争论的进展。母亲情急之下便甩去领导架子，以家教直袭逆子：“真不孝顺！儿大不由娘—你还没自立呢就这样，将来……”吵到后来，刚下班进门的父亲也被卷了进来：“你看看那个眉毛！”父亲便说：“别管啦，让他自己画吧。”母亲就更急了：“你看那个眉毛！！”

　　到画成了，用大车送进首钢，展在大饭厅里。自然有领导讲意义、大好形势、任重道远和光明前途，有工人讲当家作主和资产阶级对文化的统治一去不复返，有技术骨干讲向工人师傅学画和改造世界观。首批前来参观的都是光荣榜上有大红名字的。一轧厂最好的画儿我当然不须犹豫认定是柳剑的那幅—一老一少两个工人一蹲一弯在地上捡螺丝，宽大的工作服水灰透蓝，边上的厂房也是干净的灰调子。这灰调子我当时是很景仰的。我的那个水粉大汉，浑身橙红、橙黄，在家里显得很大，在这儿一摆却小得很，模样可怜，幸亏会刻图章的孙师傅用上级派发的荧光粉，在画下端写了一段口号，整个画儿才不算太寒碜。

　　如此展罢，也就散了。我依旧作我的素描，还去柳剑那里玩儿了一次。柳剑，眉剑状，家事萧条，父亲文化高官，文革初起时坠楼，余下兄妹二人度日，因而剑眉间总有些铺不平的沉郁之气。平时做工，弹琴，作画，不多言语，待人有礼。母亲说他人好，稳重，至少作画时不像我那么骄傲，让我学他。后来在电影上又见了他，他演《原野》中的地主儿子，喝醉了，被杨在葆一刀斩了，我看的时候还想：他怎么老那么倒楣呀。

　　如此想来，竟也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次得了几枝铅笔，送了邻居小孩儿，得了一个画框，用残剩颜料画了幅仿国画换上。那个水粉大汉卷在哪个犄角就不得而知了，母亲肯定是再见他，也不会去改他的眉毛了。
　　二十年，恍惚一过，如今也离家万里，不见爹娘面，还闻往日声，有时家信中还附着杂志上我的作品，母亲的改动之处，我自然清楚，有时微笑，有时也会像旧日一样急起来，……­——隔山隔水还要争吵。

　　我走了这么远，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也知道；秋日满山，落叶纷纷的时候，我一个人走，想家……
　　她说：“那时候你多好。”
　　你说：“妈妈，我最爱吃老玉米了。”

1992年
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