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一）

　　我读马列读着就相信我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劳动者①。我就去街道服务所当了五年木匠。当时说那里是城市社会的最基层，所以我想改造应该从那里开始，改造社会也磨练我自己。
　　那里的确是社会最下层了，劳改释放犯和残疾人，哪里都安排不进的，就送到那里去。所以我进去时候，人家看我好端端的，就甚感纳罕；问我你有什么病呵？我不明白，说没什么病呵！只见瞅着我的眼神儿一个个更加怪异起来，跟着就是笑。我们单位有五个傻子，他们就把我算成了第六个傻子，这样才算有了个解释。
　　有个傻子人叫“狗鼻子”跟我挺好，他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叫他“狗鼻子”他就知道是叫他。我闷头儿干活儿的时候，他就去偷我的饭；我有饭盒，每天带着饭。他这往里傻不往外傻，你要是叫他帮你搭个手儿，他就不应你了。
　　还有个傻子，其实他不傻，只是他不说话，叫“白李子”。他有好几个姐姐，都不管他；他父母都死了。原来住我们单位里，后来也不让他住了。他不说话，有一天就冻死在外边儿一个水泥管里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过夜的，冬天来了，有一夜他就冻死了。
　　我上班路上，还有过一个瘫痪的老头儿，躺在街边儿。我那时还跟家里说想让他到我们家住，也没成。我们那儿属军队，根本不成。我也心硬了，慢慢改变人类现状吧。
　　那会儿我们单位没人真干活儿。老弱病残不能干，能干的多半儿是劳教过的，没什么人敢管。那会儿又不发奖金，我学徒一个月十六块钱，干多了还得多吃，钱和粮票自己还得多掏，所以都不干活儿。我们单位有上级，像区工会呵，区妇联呵，派出所，居委会，好像都可以派我们活儿；拉灰呀，搬运废料呀，有一回挖阴沟也找我们。那街上的下水全堵着了，谁也不管，区什么委员会就找我们，领导就让去。我那会儿不知道这许多背景，反正一叫干活儿，就是干共产主义，越脏越苦就越得干。我干，别人都笑话，我就想这是同习惯恶习做斗争。
　　挖阴沟那回印象很深，我呢最怕这个脏了，可是越怕就越得往里跳，我一憋气脱了光膀子就跳下去了。这第六个傻子“六傻”，那会儿已经叫开了。他们看我，就跟看傻子一样。那些过路的，我可熟悉那种眼光，你们谁都熟悉，像现在那乡下的到城里来找活路的呀，还有真就是脏兮兮的傻子呀，你给个什么眼光？我们那个“白李子”就让这种眼光给看着就冻死了。这种眼光就是看贱了你，你不贱，他就白活了；看你越贱，他心里才越好受些，等级嘛，做人上人，这也是传统。
　　那回挖阴沟，好多烂木头树枝什么破烂都给捞上来了，有截树根长在里头，从管子那儿顶进去，管子裂了，天长日久把垃圾都堵那儿了，树已经死了，领导硬让把整个树根给挖了，我挖着挖着就火了，让那个领导下来。后来我把那截根给锯了。换了两大截管子。就没人肯下来跟我一起干的。浑身那个臭，我现在都不能想；要不是用干革命顶着……；然后我给我爸还写了一封信，专门说那些过路的人的眼光，还说要破传统观念什么的。他那会儿被邀请在哪个军区什么创作组“集体创作”呢。
　　那几年干的活儿多啦，“十一”游园在紫竹院公园搭那个大型游艺玩具；那几年不时兴游行了，“五一”“十一”都在各大公园搞大型游艺活动，我就搭那个。晚上就地上铺块塑料布睡那儿，日夜干了半个月，下雨就淋着。人家都回家，我家离得也不远，我就睡地上，头全都蒙起来，蚊子穿过被单咬我。我那会儿改造自己，就有点儿和身体过不去，也不准自己吃糖和油，肉只准在菜里放上几片儿。都说睡湿地上不行，得风湿呵，我和身体作对，认为身体是资产阶级，要不它干嘛老要舒服呢？我那真是运气，居然就没生病。
　　我还去首钢干过，爬三十米高的烟囱清烟囱口，没爬过那么高，跟我去的打群架老给拘留的那个小伙子爬了半截都下来了，后来他特服我。在首钢干了半个月，漆锌皮厂房顶，很斜很滑的，又没保险带，给炼钢炉刮锈上漆，都是没人干的，就找我们；我是木工，可是什么都干，干什么都叫我。
　　这么干着干着，我也觉得挺不对头的，我老想跟这个那个人谈谈思想；那时我的确比较傻，老想把我的马列主义灌输给人家。可是没人跟我说得起来，我看他们一点儿也不想革命。所以我也就比较苦闷。我后来写《简历》，也是关于我那时候的心情的。我说：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沿着一条／发白的路，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走进狭小的街巷／板棚，每颗低低的心／我在一片淡漠的烟中／继续讲绿色的故事／我相信我的听众／——天空，还有／海上迸溅的水滴／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覆盖那无法寻找的／坟墓，我知道／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都会围拢，在／灯光暗淡的一瞬／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
　　那时是比较的自艾自怨。后来我想这基层再拼命干下去，对改造社会也看不见任何益处，自己也磨练得革命信心快丢光了，于是想到走；可是呢，发现你根本就走不了了；报社杂志社调我，一听是“街道集体”②，立刻就没辙了。后来到了学《五卷》的时候，让我去参加了西城工人讲学团，讲《五卷》，挺逗的，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对着众人长篇地讲。
　　我好像只讲了两次，一次是在师范大学。我在单位讲没人听，这回可就过瘾了，把我几年里学的马列也讲里头了。那时候听讲的都是些工农兵学员，给我鼓掌。讲学团的书记听得就不对了，跟我说不能这么乱讲，得按稿儿讲。本来都是写了稿儿的，审过的，一讲就讲出去了。我讲的什么呀，讲了好多的消灭国家，我对共产主义最为向往的一项理解就是消灭国家。我们书记说你讲的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
　　等讲完《五卷》回单位的时候，我的一个师傅死了。我这去讲学还得算是他举荐的呢。木工组学《五卷》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那些名词典故。这个师傅是退了休补差额来的，跟我一起看门儿。有个晚上，我看《红楼梦》看到半夜，他醒了好几回我还在看，他说你敢情这么读《毛选》那！要不能讲那么多呢；然后他就报告党支部书记了。书记就把我推荐到讲学团里去了。等我回来呢，他死了，是被我们单位的一个人给打死的。
　　我走了，就成他一个人守门儿了；我们单位那人就进来，一转悠，把一个东西碰到地上让他捡；他一捡，一哑铃给他打死了，然后拿走了五百块钱；还扛走了一个煤气罐，把我们单位煤气罐给扛走了。结果他出门儿的时候，他的草帽——他戴着草帽——这草帽就掉了，他是秃头；街那儿呢，还正好有人，就看见了。后来这人就给抓起来，当然给枪毙了。就是这么个地方，我离也离不开，那时还不能旷工，迟到早退都不行，它开你的批判会，给你处分，还能送你去劳教；可只要去上班呢，不干活儿没事儿。后来七九年，这街道服务组就给改了，等于就是散了，向上合并，老的都退，谁自己想退职全可以，我就退了。我这退还周折了一番，那会儿还找我谈话，想培养我转干入党，要在几年前我大概就干了，可是这会儿今非昔比，我已经迷信上了写东西，觉得这才能改变人。他们拖着不给我办手续，那我就说我反正辞了，我就走了。后来手续八0年才给办的。我走还有个直接原因，我准备去四川。
　　到了重庆，上午呢，看渣滓洞，那些先烈关在那儿，后来推倒墙想跑出去，给打死了。下午呢，就走到沙坪坝公园，沿着墙走，我逛公园经常是沿着墙走，因为人少。走着走着，就看见一大片荒草，有个大碑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然后写着某某某，什么什么兵团勤务员③，十九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怎么献身；某某某，什么什么兵团勤务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都是十八岁、十九岁，最大的我看到的也就二十岁；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了。后来我走累了，在那儿就坐了会儿，我好像看见他们就在地下，还沉浸在他们想象的革命中间。
　　我觉得人挺奇怪的，我原来比他们小，可他们死了呢，我这活着呢，就比他们大了。我说我一直在隐秘中思想，像一只小船渐渐靠向黄昏的河岸。我这时候才知道，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要闹革命的，所以我说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的年龄。后来我写了《红卫兵之墓》④。在这首诗的最后我说呢：是的，我也走了／向着另一个世界／迈过你们的手——迈过死去的他们的手——／虽然有落叶／有冬天的薄雪／我却依然走了着……我说：我是去爱／去寻找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我深信／你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地不会流动／那骄傲的微笑／不会从红粘土中／浮起，从而消散／……／永恒的梦／比生活更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了千百个二十岁的年龄，也有了千百次革命；但是这一切呢，都又回到了原地。当一个精神到来的时候，它在这些新鲜的生命里，焕发出它们的梦想，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可能走这条道路，也可能走那条道路，和平主义的，或者暴力的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世界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最终是人性决定了一切。理想主义者呢，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人性。
　　可这时我有个想法呢，我当时想，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其实并没有死心，当革命或者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希望升起，好像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了；我觉得如果能唤起这个希望，继续这种希望的感觉，让每个人都想起它，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所以我说“我是去爱，去寻找相近的灵魂”。
　　后来我坐着船，沿长江走。那时候，我觉得在所有这南方的屋瓦下边儿，雨从天上落下，风吹动那些排门像琴键一样发出声音，我小时候在潍河边走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个人，它是真实的我，她是一个女孩儿，还没有长大，我必然要遇上她。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只是一个假设，而她才是真正的我。我还写了几句诗，很令后来惊讶，诗里竟然写出了“烨”字。我在重庆野外走，看到一段旧城垣，很动心，好像有什么寓意，就写了几句。后来在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上，就遇见了谢烨。我一看到她，她就和那一片光融在一起了，我心里一个声音：呵，是她。我相信她不是父母所生，我相信她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后来呢？我慢慢地发现她不仅有父母兄弟，而且还有工作，还上学。这些都是慢慢让我吃惊的事情。当然人在一个感情中间，这些都可以忽略。那时让我尤其震撼的是：她居然叫“烨”。当然以后的时光也并无太多神奇，我们也就不多感叹了。

（节选二）

　　我在上海住着⑤，感觉特别不好。我上街，哪都有老太太老头儿在甩胳膊，全这么甩胳膊⑥，有的不老的也在那儿甩。我就不上街，买了一大堆豆粉搁家里，每天就这么土豆跟豆粉一熬，就吃这个。半夜十二点呢，就上街去转一圈儿。有个白天，没办法，我得去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取一本书，我走到上海中山公园那儿，看见一个女孩儿跪着要饭，穿得挺干净的，头发遮着眼睛。我看了她一会儿，我想我要是就这么往地上一跪，大概谁都不会管我了，也不说找工作、考文凭了；我回家就跟谢烨说，我说，我得走了，你给我二十块钱，我买个船票在长江的某一站下船。我实在太烦了，我说我得把自己丢掉。
　　谢烨呢就不理我。我就坐在那儿，耗了一天没吃饭。谢烨说好吧，上码头去。到了码头她不给我买票，在窗口那儿站着，说怕我跳下去。后来她说下楼让我去取样东西。然后她说你看好，马路那边儿在卖桔子，你不是要饭吗？你去要一个桔子，你现在就去要，要来要不来，你只要去要了，我就给你钱买船票。这时候就考验出我受到的那点儿布尔乔亚的教育来了，怎么也没法儿去跟那个人要桔子。后来回了家就生病了，就看那墙，好多精灵什么的。
　　我们那个小屋里边晚上好多的老鼠跑来跑去，一开灯呢，就看见灯管那儿老鼠把尾巴放在灯管上面，冬天它冷。然后我就放一块糖在桌面上，一关灯一开，糖就没了。后来有朋友来我就表演这个，马丁，就是德国的马汉茂⑦到我们小屋去，我也表演过，我说给你看中国魔术呵——灯一关一开；那老鼠特快。
　　在那儿住着住着，就有点儿恍惚，有个晚上我就跟谢烨说，咱们出去，肯定能捡到一个东西。那时候是半夜，我们就出去了，走到街口就看那儿扔着一个花圈，看了看那个花圈就没敢捡；然后走到又一个路口，我指一个方向，到下一个路口由她指，再走；走到差不多两点了，捡到一毛钱，就回去了，一下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还写诗，那叫什么：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林。我说：我心里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我说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把那个蟋蟀草呢，伸进每一个窗子，看看里边有没有声音；然后我说把眼睛放在家里，手放在街上，还有这么一首诗⑧。
　　那会儿真正就中了现代派的毒了，一天到晚就是“自我意识”，老琢磨自己是怎么回事，越想越想不明白，后来就真的生了场大病，手也割破了，流了好多血，就回北京去了。回北京没事儿，因为有父母嘛；而且那会儿批精神污染，也发不了稿儿。有一天一棵大树砍倒了，我就坐在那个树墩上，那切口呢，还是湿的，我正在发烧，就将手心放在上面，我看着男孩儿女孩儿上学去，他们走过我的时候，好像都在说一道算术题，我忽然醒悟：噢，原来全世界其实就是一道说呀说呀的算术题呀。
　　我看他们都背着身走路，头发黑黑的，他们的声音再听下去，就轻了，这时像我小时在田野里走一样，那种耳鸣又出现了，另一种非现实的，却是最为真实的声音笼罩了我——于是我看见他们黑黑的头发闪动着，玫瑰花开了，一种春天的光明在这之间流动，这种光明也在我的手和湿润的树桩间传递，白色的光明，渐渐就到了我的心里，我的心醒来了，顿时想起了好像忘记了很久的一件事——沿着一片一片树叶，在尽头看见它刚刚出生的日子，有一片白色的池塘，无数花儿都从那里出来，它那时是一片飘落的花瓣，我也是一片飘落的花瓣……好像女孩儿是不飘落的，而长大了飘落下的呢，随波到了岸边，就上岸成了男孩儿，就在这个世界上走起来，但是在他心里呢，始终有着一种湿润的微微发亮的记忆，就如同这个白色的树桩传递着的白色的光明一样。
　　小时候我的这种感觉很强，有一种清澈的不知来自哪里的记忆，所以呢，就觉得外边儿是世界，而我是另有来源的，世界并不知道；这种秘密的感觉让我心里安稳，好像我知道我生命的密码一样。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记忆就被这个世界拿去了，人干燥起来，像树失去了生命一样，慢慢地被风干。而此时此刻，我的记忆在醒来，我渐渐看见了我所有的日子；我看见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写了《方舟》这首诗。我说：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没的巨轮——这个巨轮就是这个世界和你作为人的生命过程——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我说：现在呢，你还在看那面旗子，那片展开的暗色草原；然后说：海鸟呢，在水的墓地上鸣叫，你还在金属的栏杆上玩耍，为舷梯的声音感到惊奇；说：它空无一人，每扇门都将被打开，直到水手舱浮起清凉的火焰——直到那一刻，那个际遇来临。⑨
　　我又想起了我小时候写的一首诗是这样说的：“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叫它作月亮和星星。”——这首诗是六八年我不到十二岁时写的；我这时想起这首诗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忽隐忽现的月光，我是那个月亮，那个星星；有一束光从我的身体里透过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不仅可以看这个世界，而且可以看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像“天外的光亮”看着一束暂时游离开自己的光一样。这个时候，我安静了下来，我觉到我以为的我，其实是水里月亮的影子，我一直试图捞这个影子，我说我是什么，我将是什么，我应怎样生活，我一直在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思想观念研究裁判自己，但是我就是忘记了，我并不属于这里；由于这个忘记，所以在水波动荡的时候，在月亮影碎的时候，我才会十分惊慌。
　　以后的几年十分平和。可是在这中间呢，我觉得我的一个个的朋友好像都改变了。他们本来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但是跟着改革大潮走呢，好像原来的样子就看不见了。他们中间有的人的确读了很多的书，研究学问，艺术造诣很深。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听音乐也就听到巴赫，而谁谁谁——也是一个朋友——已经听到西贝柳丝了。我就很吃惊，我说这还有个等级吗？怎么叫听到西贝柳丝了？好像经过千山万水才能听这个西贝柳丝哈？对我这惊讶呢，我这朋友就很不以为然。读书也是这样，读到马格丽特·杜拉，或是亨利·米肖，好像标志着不同的级别；我就叹气，这人还真是不知道自己的脚有多大，非得靠尺度告诉不可呢。我也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太喜欢看文学史，我就不太信那个“史”和那个分类。我看书就像我看一只漂亮的昆虫似的，看进去了，我就是那只昆虫，随它过上一段它的生活；看书呢我好像就成了那里边的一个个人，作为这个人那个人再经历一次人生。我看《德伯家的苔丝》，我就是那个女孩子。所以我看一本书差不多就是多获得了一份生活，多经历了一个生命过程。
　　后来又一次说到了出国，谢烨也可以和我一起去，这就一下掉到了办护照里，整个儿把我办晕了，到德国下了飞机都还没明白到了哪里，怎么看着不像个真地方呵？干净得不像是活人的所在。跟着我推着的这行李车就撞上了一个女士的脚后跟，我刚想说对不起，想起这里好像是外国了，就赶紧说“Thank you!”只见那个女士特别不高兴，跺了下脚就走了。我那会儿记着两句外语，“Sorry”和“Thank you”，我这第一次使用就给用反了。
　　我干嘛同意出国了呢？就是我懵懵懂懂中梦想着有块地种。办护照时碰上了艾端午，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说你要块地种还用出国？他说你看，黄河在这儿拐弯儿，他在地图上画了五十个格儿，说马步芳的十万骑兵在这儿修了十年地，每个格是五百亩水稻田，有五十只狗分守着五十块地的五十个入口，说他带我去，那狗都认识他，等我们走进去，这地中间坐着个李乡长，他只要踹他一脚，李乡长就会给我一块地种。还说黄河在那拐弯儿水急，我们可以在那儿挂个大网，黄河大鲤鱼到那儿就倒霉喽！我们就可以拿个铁锨撮，一撮一卡车。我说怎么净等着咱们去撮呵？他说那儿的人不吃鱼。我说那咱们撮那么多，没人吃也是白撮。这么说着笑话呢，我这越来就越觉着有那么一块地在哪里等着我了。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到了新西兰。

（节选三）

　　在岛上经的这么些事儿呢，好像跟艺术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对世界的感受却是大不一样了，我看着鸟自己也是鸟，看着树自己也是树；这再到德国来呢，心就很静，好像知道是从一片家园中走出来的人，随时可以回去；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一个退路，这个退路，我现在想就是我在岛上的那个小房子；我的诗呢，也有了变化，比如我说：“满山满树都是叶子／再一看是花／再一看又是叶子”；我说：“你美丽像手指／有点儿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季节呀，恍恍惚惚过的，一会儿花开，一会儿花落，恍惚中间呢，你好像还在你的童年，忽而又到了你最后的日子；就是你的生命过程呢是个可以来回走的走廊，指不定你就落在哪一段上了。
　　岛上过着这样的日子，晚上也做梦。这个梦呢，跟在中国时做的很不一样。在岛上我梦见的全是北京，只要一闭眼睛就回北京了，特别怪。
　　在北京做梦从来好像梦见的是另一片天空。像我梦见一个遥远的国土，我说：我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⑩在梦里我的家就在那样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像我还梦见，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后来就写了《净土》——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莹莹的鸟／和叶片／所有枯萎的纸币／都在空中飘飞／前边很亮／太阳紧抵着帽沿／前边是没有的／有时能听见叮叮咚咚／的雪片／／我车上的标志／将在那里脱落……
　　在那个岛上，只要我忘了，谁也不会提醒我我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我可以不是这些，不是顾城，不是男人，所有这个世界加给我的符号只要我忘记了就没有了，我可以是一个精灵一样的东西。我看着鸟，我就觉得我在空气中喳喳喳地飞，看见鱼，就有在水里游动的感觉，看树呢，我感到我像树那样很强硬地生长着。我觉得当你忘记了这个世界加与你的那些职责和符号之后呢，生命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广大的形式。
　　其实我后来细想，我最早看很小的昆虫，开始写诗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为了想起我的另一重生命；因为我对我的这个人世的生命很不满意——每天必须吃饭，必须做这个那个，这样的生命状态很不令人满意。但是呢，写诗，那些细小的昆虫，树的摇动，甚至打石头砸钢钎的声音，都可以使我慢慢地想起我另外的一重生命。当获得了这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也就获得了从容和安宁。
　　我一直在想死亡是什么，后来才发现死亡是个不知不觉的东西。我在一首叫“利若”的诗里是这样写的，这个人是已经死了，但是在死的一刹那他非常着急，他还保持着所有人的感觉，对前景充满忧虑；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在那儿看着——他脸色焦糊地站着／脚硬／他和利若比赛／／利若死了／他一个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利若死的时候／他在／／在球场上／进八分之一的球／别人让他赌五万块钱——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他拉倒球架／边跑边骂——他跟这个事情有一个关系——／／利若的球一分钟一个／／和所有人比／所有人都死／利若也死／事儿就这么完了／／报纸上登过——他没注意他已经死了——／／男孩子怀念他穿背心／女孩子在背心上写怀念·利若——这是他最后看见的一个场景，也是我做的那个梦——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走远了，在他们的背心上写着“怀念·利若”。他已经成为一个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了。
　　在岛上是做梦就回北京。这一回呢，过去全部生活的感觉就浮了上来。一睁眼又是岛上。我说这倒不错，回国也不用买机票，出国也不用办护照，只是眼睛一睁一闭，科学技术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有这么方便的了。当时梦着梦着呢，就发现你好像是一个幽灵似的，你不知道你是在生活到来之前，还是在经历了之后，就在北京城里乱转，城里也阴暗无光，特别是像“□□”这样的事，老好像有人说了，又有人没说，好像人们都在回避一个问题……

　　（约1800字略）

　　《滴的里滴》这首诗体现的也是这样一件事情——一个革命，一个精灵来到我们中间，忽然常规的生活瓦解了——（朗诵《滴的里滴》11）——
　　我觉得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好像就是进了一个小瓶子，好多次我以为我已经走出去了，过后发现却仍然在里边。“滴的里滴”以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错乱，都其实是人的精神和现实的冲突导致的。永远有革命，永远有流血，他们并不愿意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在一定的时候，他们选择死亡。而我很幸运，最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整个下午都是风季——这是我真正在梦里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到来的时候，我安静了下来，我听着世界的声音远了，盘子说，盘子盘子盘子……都远了，这个“滴的里滴”的声音最后找到了它自己的形式，变成了一滴水——一滴／门开着／门在轻轻摇晃……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自从人明白他要死亡以来，这个困惑就出现了，人和他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分离。一个桔子，它的生命之水是涵在身体里边的，一个人他的生命之水却是装在杯子里的，这个水可能泼出去，可能晃出去，可能从这个杯子倒进那个杯子里，我们的感情、精神都会有这样的倒流，在任何这样的倒流中间我们都有可能失掉我们的生命之水。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每个人都有过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当它在你的不知觉中离去的时候，就留下了空洞，这个空洞就是一种忘却；你可以不去理睬它，继续生活下去，但是这个空洞使你不完整，使你不安定。只有当精神到来的时候，当革命当爱情当诗歌当我们自己的最古老的忘记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它得到填补，才能够复归完美的原初状态——“一滴”。最早我在松树上看见的那些露水就是这样的——一滴。它那么明亮，里边有精美的宏大的世界……
　　我想我一直在写诗，并不是为了做一个诗人，而是为了获得和记住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

1992年7月9日
柏林
(编者据录音整理)

附：答问
（烨：谢烨）

　　主持：顾城一开口讲了近两个小时，我想大家听得都挺高兴。就是说完全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写诗，这一路走过来。不知谁听了这么大段故事，有什么问题，想请教顾城？
　　问：你在柏林要呆多长时间？

　　在柏林呆到明年三月，然后就回去。

　　问：到哪去呵？

　　新西兰呵。
　　我那儿还有大块儿地荒着呢。我想那儿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把我交给了劳动，我的手打石头，脚走路，这时候的身体和精神好像可以清楚地分开来，你可以把身体忘掉。所以我很喜欢干活儿。

　　问：那个环境适合你是吧？

　　我想是吧。回中国是回去看父母。中国全在我的梦里了，在梦里好一点儿，要是真回去了，恐怕还不如梦里看得见呢，西直门、太平湖早都没了，还是个生地方。

　　问：你鸡杀了以后靠什么活？

　　不是卖春卷吗？我还给人画像，我大概画了得有一千张像，把岛上乐意被画的人都画遍了；后来画刚生下来的小Baby。

　　问：岛上有多少人？

　　两千多人。

　　问：那几乎都认识了？

　　岛上的人都跟谢烨很好，不太认识我。因为我一直在山林里干活儿。我也不会说英语，认识我的人不多，就知道我画画儿。我能记住这个人我画过。

　　问：你离他们比较集中住的地方很远吗？

　　这个岛一小部分是住人的，一大部分是放羊的。我们住在人和羊之间的地方。也有人，最近那儿周围盖了不少房子。我们刚去的时候很荒凉。

　　问：我觉得你是个很自然的诗人，你接到DAAD的邀请时你是怎么想的？

　　DAAD给了很好的钱。我来这儿一年，回去可以至少盖一个厨房，和换一个屋顶。我们的屋顶快漏了。也许还可以把贷款还上。这是具体的考虑。而且我出来也可以看一看朋友。

　　问：你贷款是多少？

　　贷了两万。后来还了点儿。

　　烨：没还多少，还的都是利息。
　　问：两万是多少马克？

　　两万？一万七马克吧。

　　烨：差不多跟马克；稍微高一点儿。
　　问：你被叫做是童话诗人。你现在写的诗，你能自己总结出你是什么诗人吗？

　　这个，这是外在的印迹吧。我这人比较任性是真的，但你要说完全是写童话那也不是。比如像我刚才念的这个《滴的里滴》就是我在国内写的，但是没有机会发表。比如我写了一组叫“布林”这样的诗呢，也没有发表。当时能发表的都是一些比较有点儿甜味儿的诗，因为编辑认为嘛，童话无伤大雅。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我一直喜欢干干这个，又干干那个。不过你要我扮演一个成人的角色我大概真的也做不好。

　　问：你是比较喜欢生活在梦里，生活在有点虚的东西里边，不喜欢太真实的东西？

　　我喜欢真实。生活里是有真实的时候的。比如说爱情到来的时候，强烈的生命的感觉，写诗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平常的生活就乌里乌涂的，就那么过；你说是你在过也行，是别人在过也行。而梦里却是剥掉一切假像的，那是直接触及你生命的真实。所以对于我来说，真实未必在现实里，梦往往是最值得信赖的，它不说谎。

　　问：中国也有荒凉的地方，你不是也去农村放过猪吗？干嘛要去那个岛上？

　　是呵，我小时候到山东去养猪，那时候小，事儿都是父母给扛着，那会儿是文化革命。而其实你真要自己到一个地儿去，你还呆不得呢。中国有点儿人盯人，你到哪儿也离不开人的控制；而真要一个人住进树林里，那也害怕。
　　我们岛上倒是民风淳朴，我们去美国了一个月都没锁门；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过最近听说也不行了，也开始丢东西了。

　　问：你是怎么就写了诗，长成个诗人的？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还是父母的？

　　这就很难说了。我觉得我写诗是个自然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感觉要说出来，用这种方式说最合适。我父亲说这就是诗呵，那这就是诗吧。不是我刻意专门要写诗。
　　我写诗实在是因为自然给了我一种很强的感觉，我的生命里产生了一种冲动要写。不是刻意的，先学习然后做这件事；不是那么回事。

　　问：我知道很多像你这样生活经历的人，开始他们也写，但都没有成为诗人嘛！

　　这个诗人哪，他不老是诗人，也就那一刹那，诗到来了，你写了，你是了；也可能呢，十年八年它不来了。所以诗人只是暂时的。

　　问：就是说你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全是你自发的？

　　这就是我和朋友一直争论的一件事。我也看书，但是文化革命中间确实没书，而那时写的《生命幻想曲》完全是由于自然的影响。我想中国古人在讲画时也说过：师古人不如师造化。我想自然是第一老师，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根源，所以生命和自然有一个感应这确实不是神化。
　　当然表达是要有技巧的。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源泉，这个感应，讲白一点儿就说成是“诗意”吧；而将它变成文字，那个技巧是次要的东西。

　　问：我还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简单说就是，诗不是从文化中来的，不是从别人的诗中来的，哪个诗人都不是哪个诗人的父亲，诗是从自然、从内心中来的。

　　问：你小时候没读过你父亲的诗吗？

　　读过。但是我们挺不一样的，诗也是很不一样的。我从小听他讲故事，看他有时间就让他讲，他就讲。他老是从眼前讲起，书里的人儿，生活里的，加上他临时编的，就全都活起来了，然后那些事儿就层出不穷，环环相扣，随心所欲，那是真的非常精彩。那是他的天才所在。
　　他故事里一丝儿丝儿诗意也没有，就是说像——红脸绿胡子妖怪，绿脸红胡子妖怪，俩妖怪擦着根火柴……——我这跌在草丛里还没爬起来，就看见了，——我这是怎么着呵，没辙了跟着猪八戒只好走了，想找我妈去，这猪八戒吃了妖怪的东西就赖倒睡着了，也揪不醒，这妖怪就来了，那火柴是我跟猪八戒走的时候带上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跟他的诗、我的诗都没关系。
　　他从来也不给我讲诗，偶尔念过点儿。但是我知道我的诗不是从那来的。

　　问：六八年你写诗时多大？

　　我五六年生的。

　　问：就是说你杀了二百多只鸡，真的吗？

　　没有杀那么多，还有一些卖掉了。

　　问：你对生和死，是个很敏感的人。在你杀这么多鸡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生与死的感觉？
　　烨：他不敢杀鸡。

　　她杀的，我不敢杀；我没那胆儿；我这人胆儿小，要不跑那么远呢？吓的。

　　问：为什么不放掉？

　　放掉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钱，我们还要生活呢。

　　问：被迫看杀鸡也会有感觉吧？

　　当然看啦！我还抓着脚呢！我管抓着。

　　问：你在大学里讲什么？

　　你说奥克兰大学？第一年是古典文学，第二年是现代文学。

　　问：××好像也在那儿？

　　××也教了一小段儿。

　　烨：××没教，××就讲了几次诗。

　　××讲了几次。我有一回在门外听，他正好讲到我的诗，讲这个——沿着一条发白的路走向布满齿轮的城市——然后说：你知道雷锋就讲成为齿轮螺丝钉！——挺好玩儿的。

　　问：你到了那里有没有失落感？

　　没有没有没有，我如鱼得水。

　　问：那如鱼得水的话， 为什么晚上的梦都是北京呢？

　　这由不得我呵？这就是失落吗？

　　问：你那地有界限吗？你知道你的地多大吗？

　　我勘测我们的地界……

　　问：有地界吗？

　　有有，还是有的。在四个角各有两个小桩子，都被树草盖掉了。

　　问：能不能挪一下呢？

　　可以，你爱挪多少挪多少，边上没有人，你尽可挪。

　　问：地多大？

　　一千平方米。斜极了。 我修了几个梯田。有几棵大树，有一棵这么粗。

　　问：一千平方米不大呀？

　　很小呀。但是它陡。它斜着就大了。它那个一千平方米是在飞机上拍照算的，是垂直算的。那它斜着就大了。它很陡，我们要上五十多个台阶才能从我们的房子上到我们的地界边上。再往上上到山顶也没人。

　　问：你五年前在这儿，现在又回来了，离开这些人又看见这些人有什么感觉？

　　有时候看见朋友吧，脸色暗了点儿，我就觉得他一夜没睡觉。有时候我有点儿纳闷儿，就是大家还在干这些事儿，就好像电视换了个波段，这边看完了又转回这个台，一看，哟，这个故事还在讲，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问：你是不是觉得这些人还没醒来呀？

　　没有没有，没这种感觉；这指不定谁醒着谁睡着呢，也难说醒着就比睡着明白；我好多事儿就是睡着明白的，好多诗都是梦里边的。这是不是好事儿就难说了。
　　人是不同的，和人和谐的环境、形式也就是不同的；像我喜欢打石头，我跟石头就特别和谐；有人喜欢做算术，他跟数学和谐。这每个人的精神它要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这生命状态就和谐安定了。好像鱼在水里，鸟在天上各有归宿，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高或者更对这个问题。和谐了，就自然了，就完美了。

　　问：你对革命感兴趣吗？还是不感兴趣？

　　我对革命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

　　问：你还信什么吗？还是都不信了？

　　我相信真性情，就是人的真正的性情。

　　问：真情？

　　真性情。哎，我不太信假斯文。

　　问：什么是真性情？贾宝玉说的那个么？

　　听其自然，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妄求吧。

　　问：这玩意儿还用信吗？

　　这玩意儿不用信哪，所以就信了。那专门信的东西，难免是会动摇的，你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是不是？

　　问：靠不住？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问：你信毛泽东吗？

　　（约400字略）

　　问：你离开中国的语言环境有什么想法吗？你准备用英文写作吗？

　　我特别喜欢汉语，我不太想学英语。
　　因为我的写作是自然的，那么学了英语，要是自然出来了英语，这汉语里头掺点儿英语，我就该麻烦了。我曾经记住了一百多个单词，后来出来了这个现象，吓着我了，我就又努力将它们都忘掉了。
　　我的想法是不会说就少说对不对？人可以几年不说话，也可以几年多说话；你看我跑这边儿来净说话了，给补回来了。我没觉得说话有太大的必要，和吃饭不一样。

　　问：可你的思想，你的诗，总有个被承认吧？

　　这就无所谓了。

　　问：无所谓？

　　对。因为写了烧了也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写的感觉。

　　问：那你为什么发表？

　　发表属于工作。比如DAAD让我来，我想挣些钱，就来了；那就得工作，那就得找出东西来发表。这就像我垒鸡窝、做春卷一样，只是这个工作可以挣很多倍的钱罢了。

　　问：你来讲话也是为了挣钱吗？

　　呵，是吧。于是我就要对得起这个工作，对得起付给我钱的人。

　　问：可是人家请你来是当你是个中国诗人请你来的，假如你十年二十年以后，一直在新西兰，人家就不会请你来了。
　　烨：那就算啦！

　　可是我并不想扮演那么样的一个角色呀；我无所谓呀。

　　问：可你一直认为是有所谓的。

　　我当不当诗人无所谓。本来我就想种二十回萝卜了此一生的。但这回让我来，我来也是可以的；我并没以为有一定不来的必要，当然也并没以为有一定来的必要。

　　问：就是说你发不发表无所谓，发就发，不发拉倒，写的过程就是目的，而不是发表？

　　这点真是，在八五年的时候我想开了。本来我还挺想当一个好诗人的。而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自由了，你要遵循规则，而且你要跟人家比赛。你陷在这里边了，你还就绝不会成为一个真好的诗人了，没准儿会成一个假好的诗人，就是仅仅是被别人说好的诗人。
　　我从小就不想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人生有限，何苦来呢？写诗跟人交流，我有一个愉快，和朋友一起读诗，有一种心对心的交流，让我回到写诗的那个状态，这是愉快的；至于发表诗，这些诗走到哪去了，就跟我的一个长成了的孩子，到天涯海角去了，看不见了，我就是牵挂也没法和它一起生活了一样，它是独立的了；轮到别人如何评论它，我觉得这跟我真正没有什么关系了。
　　做一个伟大的人或者做一个渺小的人我不觉得是值得在意的，关键是你做的是你自己。你做一个伟大的人替别人活了一辈子也是麻烦；我这人比较狭隘哈。

　　问：你不反对发表？

　　当然。我谢谢发表，让多的人看见，而且还能带来稿费是好事。只是我不拿它当写的目的。

　　问：你平常读诗吗？或者文学作品？

　　唐诗非常好。真正的好。尤其在岛上，走到哪都没人，读唐诗、读《红楼梦》，一下就读懂了。一读懂了，那真是神品，要说世上有神灵的话，那就是神灵。你在那里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那个气象开阔，海上那云银闪闪的，投下紫色的影子，然后你读“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知道古人那东西都不是写出来的，是天成的；就像佛的生生之境——万物自生；而你完全是无为的。诗自然产生，漂亮非常——“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美丽至极。

　　问：你读陶渊明的呢？

　　“结庐在人境”，最喜欢这首诗。

　　问：有没有感到陶渊明那个心境确实是你的？

　　中国那诗呵，你非得有那心境才能读；没那心境呵，只能背。——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问：你更喜欢你去新西兰以前写的诗呢？还是以后的呢？

　　怎么说呢？各有各的真切之处。比如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我一直是喜欢的。《滴的里滴》我也是喜欢的。像《布林》这样的诗我也喜欢。它就是我的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人倒不是各阶段，它是各个方面。我这有时候想当好孩子，有时候想当坏孩子，诗也就不一样了。

　　问：那你父母喜欢你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妈打我小呀，就对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不上学，她老发愁，说：“你怎么办呀？”后来我参加工作，那党支部书记有点儿重视我，鼓励我好好工作，这服务所呢也是有出路的，这儿没人，你这一干就突出，选拔一个干部就选着你了。我父母当然也叫我顺着点儿，苦了好几年了，也就算没白苦，让我听话写个入党申请书什么的。当然后来写诗嘛，又鼓励我好好写。后来发现我不好好写，就觉得我有点儿故意捣乱，就说明明是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世上的机会很少，给了我了，又说正好我又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不要。
　　那会儿我有那么一阵儿不写诗，我去收集铜钱儿，还去研究瓷器什么的；因为真正的，忽然我发现写诗是一个名利场之后，我真正烦；我原来觉得写诗是一种，怎么也是一个“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事情，有点儿信仰的成分，变成了为了得奖什么的，这就完了。这跟干别的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写诗确实有点辛苦，文字那东西单调，不像画画儿呵，它比较生动。

　　问：我们这儿碰到好些个诗人，每个诗人对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看法有很大差异，你们这些诗人要是凑到一块儿是吵呢？还是各说各的？

　　如果说古诗吧，大家意见不会差到哪去，北岛喜欢李煜我也喜欢李煜。但是要说现代呢，就分歧非常大；这回我们在美国，在荷兰，在英国，一路走，就一直有争论。后来我给“今天”上了个书，我觉得写诗要是变成一个考状元的活动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说到底就是：为什么写诗？有的朋友认为诗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诗人是属于文化史的，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这我都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逻辑和他的个体生命是和谐的，所以我不反对他们用在自己身上，但是用来要求我我就要反对了。

　　问：你有没有感觉，写诗的时候语言不够用？

　　怎么说呢，是这样，语言它是自己来的，它来多少是多少，它顺畅的时候一直在说；比如《生命幻想曲》，噗噗噗噗一直在写。到没感觉的时候，语言不接着来的时候，就理屈词穷了，语言就不够用了。这时候你要写，就东拉西凑，就开始“面对文字”呵，想从中找出一点儿有意思的词来呵，想怎么组织它，什么什么，写起来就比较别扭了。

　　问：那就是说要是有人写诗觉得语言不够是没有感觉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当然你要是完全不读书，你干脆字也不知道，也麻烦。但我觉得从根本上讲，诗呵，关键不在你知道多少词。比如有个五岁的小孩儿，她问人家什么叫“永远”，人家就一般地讲了下。然后她就到花园里唱起来：“让天空永远蓝瓦瓦，让太阳永远笑哈哈；让世界上永远有我，让世界上永远有妈妈。”这后两句绝对是好诗。五岁——所以写出好诗不一定需要学习。诗是什么？诗是一个人类最基本愿望的表达，永远不能实现的，却又永远存在的一个愿望的表达；所以有这个愿望才是必需的；技巧是次要又次要的，没有也可以有诗。“让世界上永远有我，让世界上永远有妈妈。”——我还真没写出来过这么好的句子呢。
　　而且诗写不写也不很重要；有时候不写，心里保存一个诗的感觉也挺好。现在我大半儿是有诗不写出来，过去我一有诗的感觉我立刻拿笔就写了。后来我发现这是个错误，这就像你看见一只鸟，很漂亮，于是你要抓住它把它留在动物园里或者博物馆里一样。
　　我热心做个诗人的时候，一有灵感就要抓住，一抓就像抓只鸟似的，一般它就飞走了，而且还不肯来了，吓着了。你看外国这些鸽子它不怕人，因为人不抓它们，中国那鸟都怕人。诗人应该是鸟而不是猎人，诗人要的是在空气里飞的自由的感觉，而不是像捉珍奇动物似的捉去卖多少钱，或者显丕一下：你看我捉到的这只鸟！

　　问：你写其它文章和写诗的感觉区别在哪？比方说你写那个《臼》呵？

　　啊，你还看啦，写得不咋样。写小说和散文的感觉，我这么理解呵，那该是生活的感觉，就是你又回到那个生活中间，一个个景象历历在目，你一方面身临其境，一方面又有着一个看待，就是在其内感，在其外观。
　　写诗不一样，写诗是从心里直接出来的。
　　写小说，一般地说，比较地讲这个道理，显示这个生活过程，你稳稳地看它的发展；而写诗一般个人加入得特别强烈，而且像礼花一样地散开，没有一个稳定的观注点，它一直在变化；怎么一个感觉特别强呵，就是你一会儿当鱼，一会儿当鸟，一会儿当树，你的感觉一直在变化。

　　问：按你这说法，小说写得好了，也就是诗了？

　　不太一样。她写小说，你问她——
　　烨：我不评论。

　　有一本小说真让我服了，就是《红楼梦》，那个真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

　　烨：它那就是特别匀，一个写一个观，它特别匀在一起。一般的状态底下就是说这种感觉比较散。它有感觉的地方一点一点，然后它把那个生活形式写下来，也就是说用它那种观看的方式把生活形式写下来。《红楼梦》比较匀，它就是一边看一边走，它整个的感觉状态不是那么激动的，那么跌宕起伏的。它是一直有，一直就这么写下来。

　　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小说吧，它是整个波浪的过程；诗呢，是波浪上闪烁的那些光点。小说是鸟在天空飞舞的这个线条；而诗是鸟在最快乐的时候发出的叫声。所以诗一般来说是闪闪烁烁的一种东西。

　　问：那弄个小说切一切就能切出诗来了？

　　我那会儿看哈代的那个小说，那《苔丝》里边讲他们逃到一间屋子里时说：“他们没有一支蜡烛使黑暗变成光明。”我觉得就是诗。小说里是有诗的。
　　诗是直接地，“梆！”一下就打动你了的，它不需要这个场景、过程、前呼后应，比如苔丝原来是什么样的，后来受到了污辱，后来她反抗，不需要这样的交待、铺垫。

　　问：中国古诗讲究意境，很少这样“梆！”的一下。

　　哎，这和西方的诗是不一样，观注角度不一样。它很少把自己放在里边，但是它打动你往往也还是直接的。

　　问：这现代自由诗是不是自由多了一点儿？

　　这个相对古诗而言自由是多了一点儿，但每首诗，它长这片叶，又长这片叶，它有它的均衡，到最后开出一朵花的时候呢，生长就停止了，因为内在基因的限制。就这点说，自由诗并不是肆无忌惮的，它是受内在的意象、音韵和精神控制的。
　　要拿自由诗比古诗呢，外表形式无疑是自由到了古诗时代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同时它也就失去了形式的依仗，你要是再言之无物，就暴露无遗，特别难看；而古诗呢，时不时还能拿形式掩饰一下，你把对子对上了，平仄音韵捋齐了，好像也就像个诗了。

　　问：那新诗要不要也来个统一的形式？

　　统一形式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你自己要想制造个固定的形式，那你尽可制造，人家守不守它，那你是没有办法的。
　　过去有个统一的形式，像唐代，那一则是它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二则它也用这个来考试，取进士呵什么的，那它就得有个明确可循的标准，要不不好评判。所以那整个也是和谐的。它这文化、精神也发展到一个和谐度上，跟佛教那个散射波的频率也有关系，正好诸因素一齐达到了一个和谐点。但是后来这个和谐点就消散了，那留下来的那个形式就成个空架子了，它的内在精神呢，反而走到一些小说戏曲里去了，特别是到了明清的时候。

　　问：你说诗的内在，听你读诗，你好像很重视诗的声音？

　　声音是重要的，声音中间有涵义；诗也有看的因素在，这看跟那声音，要懂中文的话，它有时候就合为一体了，诗也就层次更丰富了。我觉得中文倒是多了这样一重好处，就是还有看的效果。本来甲骨文它字写出来就有点儿符咒的意味。像我写“山上下山”，就有视觉着想，同时应和着声音，“猫”“瞄”“喵”，效果都是听看一体的。

　　问：中国把你和北岛、舒婷一起，当作朦胧诗的代表，你怎么看？还有你离开了中国的语言环境，是不是写不出那么好的诗了？我还是提这个问题。

　　我一般地说，真不操这个心。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在岛上写得非常好，有时间便能写，总是有感觉的。而且不写也无所谓。我一点儿不去想代表时代，或者代表什么。

　　问：那里都是英语，你写了谁懂？

　　你知道一朵花儿开的时候哇，从来不想谁在看的问题。

　　主持：十一点了，顾城肚子里还有好多稀里古怪呢，请他以后再往外倒。

　　（笑）跟乌贼似的。

　　（录音关闭）

1992年7月9日
柏林
（编者据录音整理）

注：
　　◎ 题目为编者加。
　　① 现存录音自此开始。顾城进入街道服务所的时间是在1974年夏末，此前他做过三个月的翻糖工。
　　② 指街道集体所有制单位。
　　③ “勤务员”于文革前期在全国许多地方曾是各革命派中坚定组织成员的称号，获得需要一定的程序，亦可追认。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其中也往往设有“勤务员”一级，地位仅次于主任、副主任，相当于主任委员。
　　④ 这首诗的题目后改为“永别了，墓地”。
　　⑤ 顾城1983年8月结婚，同谢烨住在上海。
　　⑥ 当时时兴“甩手疗法”。
　　⑦ 马汉茂：Helmut Martin 德国汉学家。亦曾取名马丁。主编中德文学术丛书《中国论文集》(Series Chinathemen)。1989年主持出版了《<水银>和顾城的同期其它诗作》。
　　⑧ 这首诗顾城留在了他的手稿册上，题“分布”，写的时间记为1983年11月。全诗八行——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林／／我心里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 ／／影子从身体里流出／我是从一盏灯里来的／／我把蟋蟀草伸进窗子／眼睛放在后面，手放在街上
　　⑨ 《方舟》作者写于1984年3月，共九行：
    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没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现在你还在看那面旗子／那片展开的暗色草原／海鸟在水的墓地上鸣叫／你还在金属的栏杆上玩耍／为舷梯的声音感到惊奇／它空无一人，每扇门都将被打开／直到水手舱浮起清凉的火焰
　　⑩ 诗见《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写于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