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一九八五年夏天。北京组织一班写者，去黑龙江，安慰残存那里的知识青年。其中就有我。发号召的是胡总书记。出钱的是北京市劳动局。我呢，算北京作协的人。其实呢，没工作。一上车，各位仁兄都开始大侃。我也嘻嘻笑笑。口袋里装着酵母片和黄连素，准备跟着吃饭，机会难得。　　

　　一到漠河，果然正式开始吃饭。一人挂一个小牌，写着名字号码，鱼贯入招待所食堂，八菜一汤。小小一农局，竟备下海参、鱼翅、大虾，还有乾隆帝吃的九龙口一种锦鸡。本以为是接风一顿，不想日日如此。还有服务员将瓜果送入内室。这上边的来人不似天爷下凡，也像灶王回府，神气得古怪。　　

　　我那时还在为自己的灵魂操心，吃饱了，就想出去走走。天擦黑，门外停着警车，一出门就有人拿手电乱照。恍惚间，见有一二十个膀大的警察，挽着袖子，也没在意。一上公路，晚霞暗下，路口也有警察，用长手电晃来往的车辆。大路上并无行人，我不由犯了疑，就把胸口的吃饭板板摘了，口袋里一搁，想来个私访，不防被手电一晃，两臂就被拿住：“干什么的？！”“我……”我还真说不 上来我干什么的，只得说“北京的”。“证件！”“没带……”我一慌，就掏出了吃饭牌，上书“北京作协／八号／顾城”。那人看罢就把我放了，告诉小心蚊子。我天生怕蚊子，最怕警察。得了自由，就回招待所。这时才发现招待所四边都有手电乱照，显然处在包围之中。　　

　　我进了招待所，就忙忙地将警戒情况告诉同伙，怀疑在抓刺客。不想有个在漠河兵团干过，现在瞄准马尔克斯大写小说的写家不以为然：“这儿，就这样儿。”他说，白天他去三场，保卫处他们说，有人想上告，嫌疑犯都抓起来了，关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真的？”有人耸眉，有人拍床：“太黑暗了！”有个说，他们这儿买火车票还得介绍信哪。作协的老陈不信：“那白天去看不是挺好的？一家一个电视，奶牛……”“那是刚布置好的！天津出钱，农场算是借给他们拍电影的，电视三百，奶牛九千。”“不是天津给的吗？”“给农场的，农场算是借给下边。”“不信明天问……”“有一家死了牛，正哭呢，九千块，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第二天果然又是参观。那么小的村子，彩旗招展，竟有二三十个小孩儿涂红了脸，在那儿“热烈欢迎”。我们被领着看奶牛、猪，有小黑白电视，看了五家，我自管自地向第六家走，领路的慌了，让我不要乱走，我偏走，他拉住我说我乱走他们要受处分；我收了步，只好专看那些模范之家。家家都拿出一样的水果糖和烟来，他们年轻兵团战士知识青年时的照片挂在墙上，赶个大车，戴着红花，在荒地上跳舞，男的剪着高高的分头，女的梳大粗辫子；报道配照片说：她把铁锹一插，就建了新村。——“这房是你们盖的？”“是。不过现在算场部的。场部要卖，卖给我们住两千元。”“你们干一年得多少钱呢？”“干一年，干一年，欠了场部两千元。”“怎么欠的呢？”“现在分了地，除了交税，还交场部管理费，每个人二百八十元，收成好还欠了两千元，收成不好就欠得更多了。”“我们走是走不成了，就想着让小孩儿能回去读书……”　　

　　虽然知道这是个老戏法，瞒上不瞒下，回招待所还是心情不好。下午参观也不想去了。作协老陈很是为难，告诫说不能不去呀！他口袋里也收了两封想让他转交中央的上诉书。　　

　　看大好形势，座谈。还是一个残存的知青，当今的护士干脆，鼻子一哼：“谁说‘好’？让他家搬来，咱们换，我情愿回城挑大粪！”所有的领导都似笑非笑——革命分工不同嘛。　　

　　如此下来饭也难咽了，光吃西瓜。熬至最后一天，晚上联欢，要上台读诗。北京朗诵团团长红光满面，在走廊里就练上了，气贯丹田：“生个儿子叫——垦荒！”他有没有儿子我不知道，确知的是行前不久他刚为香港财东献诗一首，为团里——那个团是他自己的——募了一大笔钱。此行他和团中央那些党孩儿们站在一起，竟气色不逊，只是毛发略疏。人至此境方不负一日三餐。　　

　　我躺在床上“肚子疼”，等时间过去。好心的老陈又来问候。老陈真是好人，看见小孩儿过马路就紧张，看见歹人就吃惊，调也拉长了：他怎么那样儿！他从劳动局领了钱，一路专管付账，为了预防众人感冒，还专门买了一大瓶维生素Ｃ，十丸十丸地吃，其实主要为的是防备油水太大。　　

　　老陈关心我可还疼，要是脑袋还好领导说可不可以坚持去读一首诗。我说肚子疼或脑袋疼，你挑一样说吧，诗只想出一句，还不太响亮：生个儿子叫——啃人……

1992年
德国

注：
　　此篇估计写在1992年间暂住德国时。作者手稿还留有另一写法，估计是写在此稿后的又一稿，可惜只找到个开头。作者起篇用“好像”，有将背景压虚的意图—————
　　那好像是一九八五年夏天，正热，北京组织一班写者，去黑龙江，由劳动局出钱，上边的意思是，安慰安慰那帮残存的知识青年——“老插”，正名打气，省得他们来北京静坐。

　　　　　作者手草原件